从1927年李大钊、王国维的殉道谈起

——再论评说历史人物的一个独特维度—速度

龚忠武

　　近现代中国这一两百年的历史剧变是国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对于这个大变局的解读，随着所取的维度不同而出现了各家各说;其中，最深刻、最简明扼要的，莫过于国学大师王国维从中国儒家传统哲学语境的高度，作出的概括：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 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

 

　　「道出于二」，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既然「道出于二」，必然就有两端，进步的、退步的;改良的，守旧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综观这场大变局，虽然极尽诡谲曲折之能事，也不外是在这两股正反势力体现的大道的较量斗争的辩证进程中向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和国学大师王国维正是这「道出于二」的典型代表;前者献身于革命的道，后者献身于反革命的道，两人都志在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甚至最后两人还不惜为此都于1927年这一年同时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倾心西学，(2)但壮年以后却悔昨非而今是，毅然尽弃早年所学，专攻国学经史，颇多创获，成为负有盛名的一代国学大师。(3)然而其人生观、历史观却走向保守主义，抱残守缺，厚古薄今，攻击中国当代的新制度、新思潮，美化中国古代的旧制度、旧思想。他在其代表作《殷周制度论》中通过对史籍详实的考证，寓经于史，证明：周公制定的礼制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谦让、重义轻利的美德;制定的纲纪伦常、嫡子继承法，规范人际关系和帝王继承制，防止杜绝社会和政治上争夺的乱源;礼制不仅仅是功在当代的中国，更是利在千秋万代的中国和人类。所以，对王国维而言，是周代，不是陈寅恪所说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黄金时代，其典章制度尽善尽美，足为后世效法，甚至可以视为普世的政治和社会的准则。所以，挽救近现代中国的良方，不在西学，不在民主科学，更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的阶级平等、均贫富，而在中学;质言之，历经千回百转的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了安身立命、经世济民之道，回归中国固有的周代礼制的精神道德文化。这是他保守主义的「道出于一」。

 

　　王国维晚年戴着这样的黑色眼镜看到的世间万事万物当然全是一片黑色，倍极凄凉：四年惨烈的欧战、俄国十月大革命赤祸洪流，生灵涂炭，在在证明西方文明暴露了其致命的弱点，不足为中国法;中国国内无休止的、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是道出于二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痴迷物质繁荣的洋道直接造成的恶果。(4)因此，当世界潮流澎湃猛进时，他却避世隐居于清华校园和废帝溥仪的南书房。一个终生致力于研究兴亡成败历史规律的一代大儒、史学大师，竟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走向，完全迷惘了，更逆流而上，走向了历史潮流的反面，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然而同他构成鲜明对比、比他年轻11岁的李大钊，却戴着红色的眼镜，对「道出于二」的西学(包括俄学)，看到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金光大道，一幅风光无限的历史画卷;最能体现他红色思想的是他与本文题旨有关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其中揭示数千年中国历史文化是黑暗的，是腐朽的，是落伍的;晓示必须彻底打烂，从根本上改造，再建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文明、新国家。他看到的欧战结局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他为俄国的十月革命高唱赞歌，认为这不但是俄罗斯民族的再生，而且是普世赤旗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从而为全世界无数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带来了解放的希望，传达了自由的福音。

 

　　值得强调的是，李大钊不仅是一个开「革命历史学」先河的学者，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革命实践者，同陈独秀共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崛起建立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核心。他的晚年，不是避世隐居，而是勇敢地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站在改造中国火热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一名典型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战士斗士，为「道出于二」的西学俄学的中国化开启了广阔的道路!

 

　　质言之，李王两人奉行的道，各有所执，但追根究底，源于他们的思维范畴。王遵循的是张之洞儒家的体用二元思维范畴，或内(圣)外(王)的静态二元思维范畴，即内在的诚心正意的道德修为决定外在修齐治平的功业;从而衍生为厚古薄今的消极人生观、退化的历史观，赶不上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的速度而落后于时代;而李遵循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上下二元的动态思维范畴，即下层的经济基础(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的意识形态(道德、法律、政治、艺术、思想等);由此衍生为厚今薄古的进化史观，随著驱动历史车轮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亦步亦趋，与时代同速前进，甚至有时还走在时代的前列。这种思维范畴造成李王二人的言行，一个是进步革命，一个是保守退步的鲜明的两极反差!

 

　　王晚年极度的悲观心态，终于使他感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遗书)的人生体悟，从而于1927年6月2日走向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悲剧结局，大有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从容就义之慨!有人说这是一个清朝遗老的殉清悲壮之举，也有人(例如陈寅恪)说是一个文化学术巨人为消亡的中国古老文化殉身的高尚义举，即为「道出于一」的中学而殉身(5)。姑且不论其死因如何，其悲壮的自沉殉道，在当时的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和遗憾，一致认为是中国学界莫大的损失!(6)至于李大钊生命的终结，却是反革命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7年4月28日强加于他的绞刑;但也可视为是自愿的，因为他的同志曾力劝他出走北京到南方武汉避祸，但他却为顾全革命事业的大局，视死如归，自愿选择留下等待刽子手的到来。质言之，不论如何评说李王二人的人生结局，他们走向死亡的选择，正如苏格拉底的死亡一样，是自愿的选择。所以本文称之为殉道正是此意。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二人所殉的道，虽出于二，各有所执，但相反相成，对立而在更高层次上复归于一。完成这个漫长的思想和精神的辩证进程的是当代政学兼修、千古一人的毛泽东，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西学中国化后归一于他经由革命实践所积淀的心血结晶，毛泽东主义!

 

　　这个1927年，还有一段颇富有凄凉浪漫色彩的插曲，就是曾经在百日维新中独领风骚、风光无限的康圣人有为，也于3月31日「七窍出血」而死，死得不明不白。所以这一年对时人和后人都是个很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三个中国近现代史上耀眼的历史文化思想巨星，竟在同一年先后陨落;虽然康早已是一个过气的历史人物，但他的离世却依然引起了时人的高度的关注，成为热点大新闻，可谓死有哀荣!(7)康的去世毕竟不是殉道，所以不是本文的主题，因而从略。

 

　　综上而论，李、王二人虽然各为其道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但由于他们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和文化史上占有的崇高巨人地位，所以两人所走的道路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抉择，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抉择;一个代表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国古文明，一个代表正在挣扎奋起的中国新文明。然而，反者道之动，历史的车轮正是在这种正反两股对立对抗的势力相互激烈斗争的辩证进程中披荆斩棘中前进的!一部悲壮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种辩证进程的经典范例!

 

　　注释

 

　　1、王国维1923年任清逊帝溥仪的文学侍从“南书房行走”，这时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一心想出洋留学，王国维遂作《敬陈管见疏》加以劝阻。原载升允《津门疏稿》 。

 

　　2、王早年(1903-)研读德国哲学家歌德、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之哲学，尤醉心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哲学，深受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之影响。

 

　　3、壮年以后(1911-1927)专攻经史，著述广泛涉及古文字学、甲骨学、敦煌学、版本学、金石学、音韵学、蒙元史以及边疆史地等，颇多创见。同时还是中国近现代多个新兴学术领域如美学、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并在文学、戏曲的研究卓然有成;尤其是他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用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开拓学术研究新视野，开创新史学先河，引领一个时代的治学风气，影响深远，成为普受中国学界推崇的一代史学大师和国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在国外也得到高度肯定，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曾谓，「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有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二人」。

 

　　4、欧战之后，「欧洲诸强国情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业之斗争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由此他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所谓「与民休息之术，莫上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袁英光，《王国维评传》，页230-231;王国维，《论政事疏》，《王忠悫公遗书》卷首罗振玉撰《王忠悫公别传》。

 

　　5、对于王国维弃世的原因，有殉清说、殉文化说、逼债说、悲观厌世说、性格阴郁说、家庭原因说、受叔本华哲学影响说、梁启超陷害说、综合原因说等，不一而足。综合而言，本文认为，直接死因应当是他遗言所说的，「义无再辱」;一辱是1924年冯玉祥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亲身经历的这一耻辱过程;再辱则是出于他的想像，因为当时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即将逼近北京，他深感身为清朝遗老的大限将至，于其遭受北伐军或暴民加害(时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遭暴民枪毙)而受辱，不如自行清白了结。不过，深一层考察，就王国维国学大师的深厚文化素养及其对旧秩序的迷恋向往而言，罗振玉的殉清说和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或殉道说，尤其是后者的评说比较更符合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说与本文之题旨相符。至于陈所撰之《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未免陈义过高，流于学究的套话，无足深究。

 

　　6、现以下列四位望重士林的大学者对王盖棺论定的评说为代表：

 

　　梁启超：此公治学方法，「(清华国学院)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胡适:「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顾颉刚：至于静安先生，却和康氏不同(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起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7、对于康的评价，众说纷纭，现以下列三人的评说为代表，以彰显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之重要性：

 

　　梁启超：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陈独秀：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费正清：(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

 

　　附图

 

　　李大钊

 

 

 

　　王国维

 

 

 

　　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