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10月

高长武    

在中国的历史上，1949年10月，是极不平凡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这个月里，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担任）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日夜操劳，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作出了杰出贡献。

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会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们（有些委员会尚在前线，没有赶回——笔者注）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到达后，毛泽东与委员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下来是升旗仪式。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公告宣读完毕后，是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才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精神饱满，不时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并用洪亮的声音回应群众：“同志们万岁！”

决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歼灭中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同时为进军西南作好部署和准备

新中国虽然宣告成立了，但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中，中南、西南等地区仍未获得解放。1949年10月间，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决策和指挥了歼灭中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的战斗，同时为进军西南作了精心部署。

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退守湖南南部，与据守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倚靠天然地理条件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特别是白崇禧集团，作战力较强，且作战灵活，多次避战，不与解放军正面对决。针对这种情况，早在1949年7月16日和9月20日，毛泽东就分别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第四、第二野战军的电报，提出“通过大迂回、穿插敌后、围而歼之”的战略方针。

根据军委电报，四野、二野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兵力部署。10月7日，毛泽东在军委致四野领导人林彪、邓子恢等的电报中，同意10月5日林彪、邓子恢致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5个军靠拢并行作战的部署，并特别指出：“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10月10日，林彪等致电军委，表示已包围白崇禧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当日，毛泽东又以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对聚歼白崇禧集团作出进一步部署：“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为防万一，“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此计划”。电报同时对迁灭广东的余汉谋集团作出指示：“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

战情瞬息万变。白崇禧原拟增援祁阳以北4个师的兵力并未继续北进，而是停止在东安、零陵、冷水滩一线。根据这种情况，10月11日24时，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对邓华第15兵团进攻广州的时间作出安排，明确指出，为避免广州之敌出逃广西，与白崇禧会合，增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难度，第15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3个小时后，即10月12日凌晨3时，毛泽东又单独致电林彪，对白崇禧集团可能退守广西中西部甚至云贵地区与我相持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指出：“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根据实际情况，四野果断以第12兵团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部4个精锐师。与此同时，二野第4兵团、四野第15兵团，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广州解放。

针对广东溃逃之敌可能向广西或海南岛前进，及白崇禧余部向云贵或越南逃窜的情况，10月17日、19日，毛泽东又分别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就分别在广东、广西通过迂回包抄就地围歼敌军进行具体部署。经过艰苦战斗，至12月中旬，广西全境解放，白崇禧集团在广西境内被全部歼灭。

在围歼白崇禧、余汉谋集团的同时，毛泽东对解放西南也提前作了周密部署。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并告彭德怀的电报，指示由贺龙统率第18兵团进入四川，陕南军区刘金轩部及七军予以配合。13日，他又亲自致电彭德怀，对西南作战作出部署：歼灭胡宗南集团的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今宜宾——笔者注）、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第18兵团，共约60万人。在10月19日给林彪的电报中，毛泽东也对西南地区作战提前作了部署：“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这些部署，对此后解放西南的战斗起了很重要的铺垫作用。

着眼于巩固政权和凝聚人心，重视抓好统一战线工作和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十分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为广大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1949年10月间，中央及各地方政权许多组织机构正处在筹建之中，毛泽东多次指示和提醒各地，要特别注意吸收各界民主人士参与到政权机关之中，根据实际情况，担任相应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49年10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领导人叶剑英、方方的电报，要求“应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三个党外人士为（广州）军管会委员”，同时要求“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10月12日，他亲自致电陈毅，指示在拟定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时，要注意吸收党外民主人士。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的电报中，赞同此前华中局提出吸收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的李任仁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同时指出，在广西全境解放后，“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参加，着重谈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在10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等，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委各将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众运动工作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并指示“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

此外，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10月13日，在收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发来的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电报后，毛泽东一方面复电，对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感到“极为欣慰”，并指示要“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各界代表会议），取得经验，以利推广”。另一方面，他又致电西北局、华中局、西南局、东北局等党政领导，认真学习和研究松江经验，并“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同时还对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各地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中不断有新的经验产生。10月2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致电毛泽东，就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次日，他向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负责同志转发了这一报告，并写了一长段批语，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并且印发或电告各地党委，各地要注意总结“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在各地深入地开展起来，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建国初期成为体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凝聚民心、巩固政权的有效途径。

妥善部署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各项工作，维护新疆民族团结，巩固新生政权

1949年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解放之初，尚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比如原国民党政府机构撤销及部队改编、新疆三区和民族军、团结和重用民族干部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多次作出指示。

关于原国民党政府机构撤销及部队改编，毛泽东指示要从稳定新疆大局出发，稳妥进行。10月12日，彭德怀等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分两个步骤对原国民党军陶峙岳部进行改编。10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复电认为，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应该“照此妥慎办理”。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指示在撤销迪化（今乌鲁木齐——笔者注）“伪监委行署”时，对“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新疆三区和民族军是历史上形成的。1944年11月，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笔者注）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组织民族军，发动武装起义，后逐渐形成三块人民自治区域。民族军在三区人民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至1949年9月发展到1.4万余人。新疆解放后，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军，团结三区人民共同建设新新疆，是一个新课题。为此，毛泽东于10月12日、23日，两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并西北局，对看待和处理民族军问题作出指示。毛泽东指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应使民族军“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他还指示，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成立的新疆省军区副司令。10月21日，毛泽东在对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祝贺新疆和全国解放的复电中，再次评价“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号召“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协同人民解放军，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

关于团结和重用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在10月15日致中共中央派驻新疆联络员邓力群、23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都提到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赛福鼎和阿里木江，不仅对他们作出积极评价，而且指示关于新疆的许多问题均可与他们商谈，征询他们的意见。10月23日当天，毛泽东还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尚未成立，毛泽东专门提出：“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上述指示虽涉及不同问题，但着眼点只有一个，这便是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巩固新生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新疆。

毛泽东与赛福鼎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但尼斯等致电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热烈祝贺。10月6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感谢，同时对美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斗争，“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和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表示热烈祝贺，并盛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

在与苏联交往方面，10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毛泽东致以答词。在王稼祥赴苏联任中国政府驻苏大使之际，10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斯大林，对王稼祥到苏联的具体工作任务作了说明，即：“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同时还希望斯大林“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派专家、防疫队、药品等帮助中国防治张家口地区的鼠疫疫情。次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此表示感谢。

1949年10月，毛泽东工作繁忙而有序，他运筹帷幄、布局高远。在这个月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带领新中国向着美好的明天启航了。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编辑四处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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