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大国较量的启示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了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和尊严。回望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获取前行的力量。
坚守底线 敢于斗争
1950年6月25日早晨,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的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发生质变,朝鲜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
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不得干预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之事件”的规定,立即派出武装部队,干涉朝鲜内战。在新中国未恢复合法席位、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非法决议。同时派出海军部队侵入台湾海峡。此时,新中国成立还未满一年。
1950年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快速推进,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党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分析参战的利弊,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强调:“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国人民在美国处于顶峰之际,敢于迎接它的挑战,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在当时恐美症流行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灵活机动 迎击软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跨过鸭绿江,向朝鲜境内开进,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面对敌我装备的极度悬殊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形势,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志愿军出动前的10月13、14日研究确定,志愿军入朝后,先打防御战再打反攻战。可当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入朝后,朝鲜战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资料图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毛主席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多次往来电报分析形势,根据朝鲜战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图为彭德怀(左一)在朝鲜前线主持作战会议。
战争指导因势而变。毛泽东和彭德怀多次往来电报分析形势,决定改变原定战役计划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同时,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判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的出动没有任何察觉,麦克阿瑟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不相信中国真的敢于抵抗。他部署了“圣诞节前凯旋攻势”,断言“在圣诞节前让部队班师回家”。毛泽东当时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
随后,志愿军迅速把握战场特点,及时抓住敌人判断失误和不适应我军之夜战、近战及包围迂回作战等弱点,发挥我军长处,迅速在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连续行军、作战13个昼夜,把疯狂进攻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志愿军粉碎了麦克阿瑟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初战胜利。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制胜的法宝,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劣势装备战胜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有力武器。历史证明,与强敌较量,必须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因势而变,借力打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之长处,以快速聚集的局部优势打击和消耗敌人,直至取得胜利。
主动布局 扭转战势
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并未使整个战场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志愿军在朝鲜仍未站稳脚跟。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还未被重创到被动防御的地步,随时都会对志愿军实施大规模进攻。
1950年11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后方和前方,同时意识到美方可能实施的强大反攻,并互致电报商议应对策略。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领导研究的作战方案显示,志愿军准备主动布设战场,将主力撤至第一次战役后比较熟悉的地区休整和构筑反击阵地,诱敌深入,伏击围歼。这一战略考虑,是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前确定在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建立防线思想的发展,目的是根本扭转朝鲜战局,掌握战略主动。
美军占领平壤后,美国朝野上下都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胜利”的喜悦之中,这时“美国人的耳朵只能听胜利之声”。“联合国军”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突然迅速打击时,他们均不愿意承认志愿军参战这一事实,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些零星的志愿人员。
美国军政当局在对中国志愿军参战兵力意图猜测不明的情况下,几经讨论还是作出了武装占领全朝鲜的错误决定。美国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从11月2日至9日的重要日子里,“我们翻阅了材料,坐下来仔细思考,但不幸的是我们却作出了荒谬绝伦的结论和决策”。11月24日,麦克阿瑟下令发动“总攻势”,并公开向新闻界宣布他的总攻计划,表示立即就可实现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志愿军已悄悄把他的部队团团包围。
11月25日黄昏,西线志愿军部队突然对敌发起反击,先是瞄准美第八集团军的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包围歼灭其进攻右翼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第二军团两个师,打开战役缺口,尔后集中第38军、第42军两个军,多路向美第八集团军侧后实施迂回,切断了美第九军南撤的退路,将其主力三面包围于以价川、军隅里为中心的清川江南北地区。麦克阿瑟搞不清这么多志愿军部队从哪里来,打的“联合国军”晕头转向,使他歼灭志愿军打到鸭绿江边的计划瞬间破灭,转而焦急地指挥部队逃出志愿军包围。
第二次战役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妄图结束朝鲜战争圣诞节回国的“最后”攻势,将疯狂冒进的敌人一直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了平壤,歼灭敌人3.6万余人。布莱德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10月31日至12月底,“这60天,是我职业军人生涯经历最严峻的考验时刻……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麦克阿瑟确定“必须由进攻转入防御”。
“联合国军”的失败,从根本上看是美国军政当局决策的失败,是他们自视国力和军事强大,盲目用武力压服中国的自取其辱。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扭转战势,不畏强敌,在自己熟悉的战区主动布设战场,以高超的战略战术迷惑敌人,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围歼之的大战略,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历史证明,与强敌较量,不能一味地被动应付,必须在深入研究把握敌我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主动设局,“请君入瓮”,聚优歼敌。
藐视傲慢 以打促谈
至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敌我双方战场力量已趋于均势,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战争形成相持局面。
美国军政当局发现,至1951年5月,美国已为这场战争付出10万余人的伤亡和直接战费100多亿美元,却换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为缓解美国内和盟国之间的矛盾,维护美国的重点利益——欧洲利益,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通过了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备忘录,确定美国在朝鲜的终极目标是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防线,寻求缔结停战协定。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实行边打边谈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8月18日开始,“联合国军”为配合军事分界线谈判,同时对我开始了空中攻势和地面攻势。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毙伤俘“联合国军”15.7万余人,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联合国军”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仅占领土地646平方公里,远远没有达到谈判中要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目的。因此,“联合国军”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谈判。
11月23日,朝中代表提出军事分界线方案后,双方依据朝中方案达成了“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的协议。1952年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1952年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当局酝酿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为防备“联合国军”在朝鲜北方实施登陆进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大规模反登陆准备,在朝鲜东西海岸正面战线,挖掘坑道8090条、720余公里,挖堑壕、交通壕3100公里,并构筑了反空降和反坦克阵地,完全改变了朝鲜东西海岸阵地工事脆弱的局面。促使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放弃大规模登陆冒险企图,转而于1953年4月26日恢复由其单方面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
6月8日,谈判双方首席代表正式签订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至6月18日,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完成。可就是18日这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被俘的朝鲜人民军人员,破坏停战协定,引起强烈国际反响。
6月20日,朝中代表团要求谈判休会,表示对李承晚破坏行为的抗议。同时,从6月24日至7月27日,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对南朝鲜军防守的正面25公里阵地发起攻击,歼敌7.8万余人,收复阵地192.6平方公里,严厉惩罚了李承晚集团,加深了美方内部矛盾。接下来,艾森豪威尔向李承晚施压,“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认输。1953年7月27、28日,克拉克、金日成和彭德怀先后于汶山、平壤和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实现。至此,历时两年一个月的停战谈判画上句号,历时两年九个月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对自己只会带来更多损失。他们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历史证明,与强敌较量,不能有丝毫侥幸,必须丢掉幻想,以给敌人难以承受的损失逼其走向和谈。(作者为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政治协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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