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笔下的抗美援朝值得好好看看

岳青山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场打败“两个八国联军”(16国联合国军)的近代百年雪耻之战，是一场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凭着劣势装备，战胜用核武器等优势装备武装的美国“野心狼”的正义之战，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了”的关键之战。这场战争打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打得不可一世的美帝国此后几十年里再也不敢在我周边，乃至世界上随意发动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我国争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永远值得大庆特庆。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西化精英为着把毛泽东“炸得粉碎”，也就极力否定抗美援朝，说什么：毛泽东罔顾“中国已饱经战争，百姓渴望休养生息”，“开国后就不懂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是毛泽东好斗好战，台湾或已统一”，中美两国也“不会对峙20几年”，甚至叫嚷，“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等等。否定抗美援朝，无所不用其极。

　　毛主席可能预料抗美援朝会遭到这些指责、诋毁，早就作了明确的回答。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主席邀请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作客，一开始谈及宗教和哲学关系问题，周世钊不由得发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主席由此深刻阐明了抗美援朝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是这样说的：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我们急切须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是，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挡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他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30页)

　　毛主席说得多好：中国“急切须要和平建设”，理由我可以写出百条千条，只是百条千条挡不住抗美援朝一条;“美国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难道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不是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否定不了的客观真理。但我国的西化精英抱定的宗旨就是要把毛泽东“炸得粉碎”，当然不能承认这些真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使然。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这里，就很必要读一读基辛格的专著《论中国》中有关抗美援朝的论述，发人深思。他的论述倒是从美国方面，既有力地佐证了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深刻论断，又狠狠地打脸了我国的西化精英。

　　基辛格说：“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宣布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他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是，“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贵得多，尤其那些科学技术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91—92页)

　　毛泽东建国后，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奉行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说来取得了成功。”他“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令人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

　　他说：“当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还有与缅甸接壤的地区还没有解放。苏联在东北保持着势力范围，包括在战略要地旅顺港驻着占领军和舰队。毛泽东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地区和北方地区——奉行国内的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第92—93页)

　　基辛格盛赞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高明无比，“为常人所不及”。他说：毛泽东的战略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正是这些最传统的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意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第95—96页)

　　这里，所谓“在朝鲜半岛”就是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极不对称。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只有199亿美元。美军挟二战大胜之余威，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中国“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十六国联合国军”作战。“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为常人所不及!”(第124-12)

　　基辛格坦承，美国和联合国原本就是要“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断定“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他说：“朝鲜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没有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参战是为了抵抗‘侵略’”。“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惊人的胜利……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政府决定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统一全朝鲜。他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进入北朝鲜领土继续作战的决定在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授权，……这项联大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以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当时联大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第123页)

　　然而，美国和联合国“这样的观点与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美国刚一开始对台湾海峡行进干预，毛泽东就把第七舰队的部署定性为对亚洲的‘侵略’。中国和美国彼此战略意图的误读使冲突一触即发。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即国际秩序需要以联合国这种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别的选择。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无意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秩序……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根据地占领满州，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面受敌，所以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第123—124页)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第124-125页)

　　那么，中国和16国“联合国军”三年“撕杀”结果又如何呢?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奇迹般地把以美国为头的、气势汹汹的16国“联合国军”，从接近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势下签订停战协定，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争失败的苦果。

　　基辛格说：“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南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也不能说中国完全如愿以偿，至少在通常军事意义上是这样。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朝鲜半岛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第138-139页)

　　更令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毛主席即使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也处之泰然，若无其事。

　　他说：早在抗美援朝初期，杜鲁门就曾公开对中国“核讹诈”，“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完全是‘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多了”(第93-94页)。

　　总上可知，基辛格坦承，美国在中国出兵之前，就已“对台湾海峡进行干预”，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杜鲁门政府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以武力推翻朝鲜民主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美国政府断定毛泽东刚打完内战，“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只能呑下“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的苦果。然而，毛泽东建国后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奉行的政治准则却是“寸土不让”，“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侵略台湾，为此“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敢于以劣势装备解放军同现代化武装的16国“联合国军”交手。而结果，竟把“联合国军”赶出“三八线”，“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

　　基辛格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中国通”，无疑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其对抗美援朝论述也不可能不深刻打上美帝国的种种烙印。但应当承认，他对抗美援朝的论述，确还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公正，不失公允，甚至有的还似是眼光独到，入木三分。两相比对，我国的西化精英却对抗美援朝瓢泼污泥浊水，凸显这些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多么“可鄙、可恨和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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