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再思考：蒋介石集团是如何造成这一最大国耻的

去伪求真

　　今天是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卢沟桥事变”84周年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纪念日。不忘国耻、惩叛除奸、以史为鉴、振兴中华，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愿！

　　八年前的今天，笔者写过一篇文章《“七七卢沟桥事变”76周年国耻日的沉思》，有些网友不能理解，认为“七七事变”中国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因此不应该叫国耻日，理应是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是抗日战争纪念日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意义，绝不可以“国耻而名”。但笔者认为，打响抗日的第一枪的不是“七七卢沟桥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当天违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部分东北军将士和警察。如果把“七七事变”称为中国全民抗日纪念日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日寇侵占中国东三省六年后，中华民国蒋委员长因“西安事变”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党派团体的号召，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变为全民抗战，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一个分水岭，应该纪念。但是，“七七事变”同时又是日寇全面侵华的开始，它带来的是历时八年的大半个中国沦陷，3500万同胞在自己国土上惨遭日寇屠杀，这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大的国家灾难，是国耻日。

　　2017年1月，教育部下发2017年1号文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决定从2017年春季教材开始在全国大中小学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要求把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确定为九一八事变，用“十四年抗战”取代过去“八年抗战”的概念，并对相应内容进行调整。教育部这一决定是落实中央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大正确决策，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寇入侵的历史功绩，很有必要。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整个抗战分为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时期，历时14年。只有这样划分才是对整个抗日战争全貌的恢复和还原，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屈从于利益集团的鼓惑和迷信外国势力的主持“公道”，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而广大的中国爱国军民并没有完全服从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命令，而是在东北等地区英勇地抗击日寇，所以称为6年“局部抗战”，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部分东北军将士和警察部队就违抗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命令，自发进行了对日抗战，失败后组成众多抗日武装转战于白山黑水顽强抗击日寇。

　　面对日本侵华暴行，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3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

　　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1933年中共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到1937年，东北抗联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艰难地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成为东北抗日的主力，狠狠打击了日寇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全民抗战作出了榜样。

　　1931-1936年间，英雄的中华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八次大的战役：即1931年的江桥抗战、锦州抗战、黑龙江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和1936年的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掀起了全国爱国团体及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最终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而同一时期，身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称“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蒋介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干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对内，蒋介石先后五次调兵遣将到江西围剿红军。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而此时蒋介石却在福建勾结日伪军对“第一次淞沪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进行血腥镇压。

　　1933年8月，蒋介石强行解散从日寇手中收复察哈尔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冯玉祥将军威逼出国，逮捕并杀害吉鸿昌将军。

　　1936年，蒋介石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于12月亲临西安“督战”，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日，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承认日寇对东三省的侵占为条件向日本乞和，先后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三个协议：

　　1、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4度更换司令。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令十九路军撤离了上海。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又称《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2、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抵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这样，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于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3、1935年7月6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日方秘密会谈，接受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备忘录（日文为“觉书”）全部条件，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发表训令：“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这里，我们如果设想一下：

　　一、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寇入侵，中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都一致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如果蒋介石身为一国之统帅抛弃个人利益，以民族大义号召全国各党派、各武装、各阶层放弃纷争、团结一心、共御外敌、全民抗战，日寇能在短短四个多月占领东三省吗？

　　二、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4度更换司令。如果蒋介石不是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不同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又称《淞沪停战协定》），而是调兵遣将全力支持淞沪抗战，彻底打败日寇进攻，必然完全粉碎日寇全面侵华的图谋和野心。

　　三、如果蒋介石不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立场，先后于1933年5月31日同日寇签订《塘沽协定》和1935年7月6日授意何应钦答应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备忘录（日文为“觉书”）全部条件（史称《何梅协定》），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于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从而放弃了华北主权，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又何来“七七卢沟桥事变”？

　　以上事实证明：如果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号召集全国之力一致抗日，东北就不会在短期内沦陷；如果没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寇就不可能入关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如果没有《上海停战协定》撒出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中国驻军，日寇就没条件发动第二次“淞沪会战”，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有人会说，九一八前国内各军阀势力割据一方，自成派系，难以统一号令，弄不好会丢掉政权。

　　这里我要反问三点：

　　一是抵御外敌侵略是民族大义，何顾私利？中国是蒋家私产吗？

　　二是九一八后蒋介石围剿的全是抗日武装，蒋如真心抗日，理应优抚共御外寇，而非剿灭。

　　三是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共鸣和自发抗战，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发出全民抗战号令，受到了包括各党派、各武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有什么理由怀疑“九一八事变”时不能同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蒋介石在九一八就抛弃个人一己之私，集全国之力在东北小范围内抗击日寇，就不会有日寇侵占中国大陆十四年，也不会有“七七卢沟桥事变”，更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抗战。

　　历史没有如果，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卖国集团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大的国耻——日本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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