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1941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

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毛泽东一生，任职唯一同情报相关的职务。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自觉，坚决实现由“防”转“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三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

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不仅是积极的实践，而且提高到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共秘密战线的宿将干才，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毛泽东亲自要求各省调查上层人士情况，南方局部署全面调查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情况。南方局的情报关系打入国民党深处，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共产党员。刘少文还创造性地将情报活动与经济运营相结合，秘密筹办公司，为党积累经费。

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任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老保卫干部谭政文调到晋绥分局任分局社会部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

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亲赴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是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共产党的新战术：“归纳起来，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转入进攻的中共情报工作，令得国民党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