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决议》的诞生是不容易的……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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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党史上的第一份针对史实记述与人物评论，做出自我定论的决议；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45决议》总结了党从1921年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

　　尤其，《决议》对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盖棺定论的总结。

　　这份《45决议》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也是历史成果，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决议》在第一段就鲜明地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在最后又满怀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这份对毛主席领导地位和理论正确的绝对自信，宛如一道石破天惊的长虹贯穿整个党史，直到今天依旧光耀东方。

　　自这份《45决议》为立，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去推翻毛主席在我们党百年历史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位置。

　　不论是逝去的毛主席本人，还是永远活着的毛泽东思想，以1945这份《决议》为奠基，毛主席于史册中的形象正式被具象化。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45决议》中的话术，绝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全军发自内心的共识。

　　《决议》从1941年酝酿到1945年最后通过，前后历时四年多的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产物。

　　因而，谈《45决议》就不得不谈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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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0月13日，当时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样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五人组成。

　　委员会以毛主席为首，委托稼祥同志起草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

　　但是，正是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中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和研究总结过去中央领导路线的是非问题，认识上还有相当的局限性。

　　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随着《觉醒年代》等党史剧的热播，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舆论界讲得非常多、宣传力度也不可谓不大。

　　但是纵观《45决议》诞生之前的党，这个从一开始就被党员、也是被时代所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工农阶级利益”的党，其真正迈向成熟、割除所有错误路线在肌体上留下的伤痕记忆的，正是延安整风运动。

　　甚至可以说，所谓“建党”，这个党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成功洗礼、到了自1935年毛泽东被确定为核心后近十年，这个人民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其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整风开展之前，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和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但并没有作思想上的彻底清算 。

　　1937年11月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凭借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给党造成严重混乱 。

　　客观来说，教条主义一直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直到今天都很难根除。

　　那一阶段，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强硬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照搬照抄。

　　尽管毛主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但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甚至有人讥讽“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相反，王明以“天子门生”自居，自认在党内理论地位很高，危害极大。

　　从1932年末至1938年夏，毛主席曾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这充分说明了王明在当时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而延安之外，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新四军被蒋氏集团诬为“新式军阀”，我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

　　也是在那时，1943年5月，共产国际被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旋即“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延安整风，组织意识和核心意识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党人心——而这两个意识是造就“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通过延安整风与同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的各级机构、军队各层战士开始更加系统性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员是在为谁而战，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时，应该去向谁寻求答案。

　　延安整风之后，当毛主席的人民领袖地位被进一步深化时，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从武汉会战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军队只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只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达到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通过延安整风，党领导的敌后作战趋于成熟，凝聚起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没有延安整风的胜利，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45决议》的问世。

　　但是很显然，今天的文艺界和资本圈对延安整风并没有多少投资兴趣。借着党庆的热度，都一窝蜂地把视角转入1921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这应当看做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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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史的研究其实在党成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等人，都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党的早期历史作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

　　不过总体而言，抗战以前对党史的研究还处在自发的、孤立的、零星的状态，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为鲜明的对比，《45决议》起草的过程，以及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则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主持下，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体系性、纵向式的总结和反思。

　　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成功“纠右”却又容许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的八七会议；从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

　　正是在这个不断深入认知的过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党对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领袖地位，逐步在讨论、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给予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

　　如是，毛主席不但在实际上、且在名义上成了党的最高领袖，全党终于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同志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这份意志，与《45决议》是相辅相成、相持共生的。

　　1942年时，少奇同志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3年，在延安整风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恩来同志又语：“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当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老总在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二十年的经历时也说：“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弼时同志当时也说：“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我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我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作为参作人之一，闻天同志在《45决议》的修改过程中，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需要看到，闻天同志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左”倾路线错误领导的，还一度在党内负了“总责”，他的这段话可以说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成功与失败后形成了一股共识。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也才能自1935年毛泽东被确立为核心后，我们的中央能够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能够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领袖的核心地位，一定是需要一份《决议》来维护的；而一份《决议》其权威性的众望所归，亦是需要领袖的党内核心地位予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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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5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参与的干部们进行了多次讨论甚至动静极大的争吵，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定义、历史事件的评价，黄土之上辩声不断。

　　其时，毛主席先后在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党校等不同场合，做了不同范围的细致说服教育工作，亲自找有关同志深入谈话，为的就是化解党内隔阂，为产出《决议》凝聚共识。

　　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名字，都经过前前后后七次修改。

　　如毛主席所言：“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1944年5月，弼时同志依据毛主席三年前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九月会议”的讨论，写出了草案初稿，题目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全文9000多字。

　　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乔木同志作了较大修改，后弼时同志又在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

　　改来改去，订来修去，但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代表同志们，仍对稿子不满意。

　　对此，中央便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

　　遵义会议以后，闻天同志一直在中央负总责，对王明先是“左”倾盲动后是右倾投降的路线变化，认识比较深刻。

　　他随后在弼时同志的修改稿的基础上，结合四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事实，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文字，基本上把《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给理出来了。

　　1945年春天，毛主席又在1.3万字的闻天同志的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亲自动手改了七次之多。

　　到1945年三四月间进入加紧阶段后，高岗同志、富春同志、剑英同志、荣臻同志、伯承同志、陈毅同志、朱瑞同志、林枫同志等负责的各个组连续开会，夜以继日，字斟句酌。

　　而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会及时向毛主席汇报。

　　党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会认真地研究所有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第一次修改中，是毛主席将题目第一次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段温暖又坚定的话。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主席又顶着压力、力排众议对曾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进行了书面的平反昭雪，还对遵义会议的意义等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团结而平反，为同志去污浊，老人家的仁心真的从来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一年前1944年的春夏之交时，毛主席就分别在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作了《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即《学习和时局》一文)，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意见。

　　他明确指出：“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也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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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决议》稿件进行第二次修改时，毛主席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

　　《45决议》的起草，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激辩雄论之后诞生的集体果实。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开幕的预备会议上谈到《决议》时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

　　历史事实和档案材料明确无误地表明，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始终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在一众笔杆子的激荡辩论中把握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基调，将党和红军在转危为安过程中的命运刻画，在白字黑纸上精准描摹；也是毛主席，重塑了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准确判断。

　　即便是在三十五年后的1980年，当小平同志在主持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份新的历史决议——的起草班子时，也必须向新一批手握笔杆子的同志们郑重承认并严正强调：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到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其间整整十年呐！”

　　与之极为雷同的局面是，《81决议》这党史淬生于80年代初的第二份党史决议的起草过程，同样如近四十年前的延安，激辩不断，派论不休。

　　1981年5月，小平同志曾感慨：“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1980年10月，有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才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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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决议》的诞生是不容易的。

　　它关乎我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走过的路，又涉及我们将如何判断对不远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六中全会——几乎历届六中全会都会出产重要的政论性文件：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其最鲜明的作用，就是为不久后到来的全党大会做足政治蓄力。

　　如四十年前的《81决议》，便为次年中共十二大的顺利召开、承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想1945年夏天，伴随着《45决议》不可撼动的定力，举世瞩目的中共七大召开，大会正式选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同时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也被写入《党章》。

　　至此，毛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从事实来看，毛主席在党内「核心」位置的夯立，也为此后祖国统一、终止分裂割据局面、解放全体中华民族的三年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指挥作用。

　　跋

　　列宁曾这样表述革命政党的领袖：“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列宁的预见，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中，始终需要一个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