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韦平伟 中央团校教务部主任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过多少次会议，有重大影响的有哪些？

解读：毛 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情况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这生动反映了红军在漫漫征途中何以打不散、拖不垮，最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会是党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各级组织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协调关系、宣传动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据统计，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包括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为便于了解和掌握总体情况，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作一简单梳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是争论和调整行军路线的系列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原定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审时度势，建议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讨论解决行军路线问题，中央接连召开会议。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根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12月底到达瓮安县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几次会议的一路争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遵义会议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不无巧合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以此为界，刚好可以分为两个14年，伟大转折的意义更加凸显。

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是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9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3月10日至11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苟坝召开，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这几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是制定和执行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系列会议。懋功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会上表示同意，但不久就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红军主力应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8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再次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乃至9月9日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实践证明，坚持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也是激励红军走过千难万险的强大动力。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等，是确定长征落脚陕北的系列会议。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9月17日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哈达铺召开，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当天，他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罗镇召开，正式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指出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央红军主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仿佛一块块路标，前后承接，指示着胜利的方向。这些重要会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