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还是进取——“南下”与“北上”之争的实质

双  石 胡  勇

这个“密电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是什么哩？

多年来，由于争议各方主要是围绕“草地密电”本身进行，加上“密电”一词固有的戏剧性，使得人们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到“密电”之上，反而忽略了导致“草地分裂”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只要追根溯源，认真疏理一下“草地分裂”的渊源，那么这个“来龙”与“去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草地分裂”源自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判断和战略方针上严重分歧。这些严重分歧最终酿成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组织路线分歧，这才是造成“草地分裂”的根本原因，而“密电”本身不过是党中央被迫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触发点而已。

除了战略方针和路线上的分歧外，张国焘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使当时最大的红色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挫折，也影响到了党中央的北出陕甘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前进，进而“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这个战略方针的有效贯彻实施。

后人纠缠密电枝节，既属本末倒置，亦非治史之道。

那么，“南下”与“北上”，争的究竟是什么哩？

这个问题近三十年来不断有人提起，无非是“北上”与“南下”不过是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谈不上谁对谁错。甚至还有人还搬出了张国焘回忆录中“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11]”的话作为依据，来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则和路线之争的实质！

其实，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历史当事人的徐向前说得极其透彻和明白：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2]

一句话，北上与南下，是革命事业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削弱的大是大非问题！

徐向前的这番话，是有铁的事实为依据的——中央红军北上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挫折，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不能成为有力的佐证？至于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用以自辩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13]”，那只是个贻人笑柄的梦呓！即或从“无过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研究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研判，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偏偏挑这句话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硬要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已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当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数十年后，还有人这样为张国焘辩解，张国焘南下是逃跑，党中央北上也是逃跑，都是逃命，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问题是，党中央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突破重重封锁，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逃跑”呀！这是要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同时也为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机会呀！党中央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抢滩占位，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求得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存机会上来考量，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偏安于远离民族革命大潮中心之一隅，最多是个地方土军阀之格局，还能成多大气候？还能有什么出息？

对于“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抢滩占位寻找生存发展机会”，张国焘从来就是没有决心与信心的，他的逃跑，是逃避民族革命斗争的大环境大方向，逃向偏安托庇之所！对此，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1987年12月的一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象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他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给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迳直跨过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总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14]

如果对张国焘的这些说辞仅作表象上的静态考量，可能会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张国焘并没有说错呀？符合事实也符合常识呀？然而共产党人手中捧着的是“辩证法”的宝典！在这部宝典中，“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力量的对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可以变化和重组的，也必定会变化和重组的！共产党人就是要勇敢地参与这种“变化和重组”，积极地促进这种“变化和重组”，进而主动地引导这种“变化和重组”朝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变化和重组”中发展和壮大的革命力量，寻求和造就强弱相互易位的客观态势，从而确立自己不可战胜的地位，乃至取得最终战胜对手的机会……

“南下”与“北上”的争论，其本质就是“偏安”与“进取”的分歧。只要“偏安”与“进取”的不同主张存在，那么两种方针，两种路线和两种战略的斗争就会存在！后来张国焘虽然被迫北上了，却又与党中央产生了“向西”还是“向东”的分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就在张国焘与党中央在“南下”与“北上”的产生争论的前后，就已孕育着“向西”是“向东”的分歧。

历史证实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也证死了张国焘的鼠目寸光！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11]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4]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6～第7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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