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曾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五十年代：“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历史遗产的南京大屠杀，其基本史实为中共所继承。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随着政治热点的不断转换，被重新加以整合与诠释，赋予了新的内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动员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运动。开展历史教育，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是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环节。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民众心目中，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伤痕。相对来说，当时不少人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

为广泛地发动群众，克服"畏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培养"仇美"、"鄙美"的心态，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1951年初，中国政府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重新武装日本为切入点，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运动，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声浪中，南京大屠杀作为全国宣传的重点。

但是，所有的宣传活动均沿着这样的路径：从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曲解了。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

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二、六十年代：“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到美帝国主义”

1960年，日美签订了《新安保条约》。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美日反动派互相勾结，准备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标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民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同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中国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期间，南京大屠杀被再度提起。

这些游行集会仍然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做法，集会群众手举标语，高呼"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亲属和大屠杀幸存者控诉日军暴行，同时，将其与美帝的罪行相联系。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性的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活动，是一项政治性行动，更多的是表达中国政府的姿态。相对于50年代初期抗议美国武装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活动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此次的宣传力度相对较小，时间更加短暂，从5月中旬开始，到5月下旬即告结束。而且，当时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保安条约的活动与声援亚非拉各地人民革命斗争的游行示威相掺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其影响力无疑会大大减弱。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讲述的多是共产党的抗战。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政府的抗战被贴上了"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政治标签。南京大屠杀作为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事件，自然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证明。在《追记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血海深仇》一文中，《新华日报》记者这样写道："采取消极抗战、屈辱投降、出卖祖国权益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南京将沦陷前，对人民实行天下的欺骗，口口声声说要与'南京共存亡'，可是蒋介石却背叛了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神圣职责，携带金银珠宝、娇妻美妾逃之夭夭。与南京共存亡的不是这批卖国贼，而是南京市英勇不屈的人民和一部分真正抗日的中国士兵"。

三、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终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是的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尽管数量不多，同时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例，相关的记述还是给人们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传递，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中断。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旧书市场上觅得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记本，日记的主人叫杨丹。日记除了杨丹的学习笔记外，其他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通读完整本日记后指出：这本日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和集体记忆，"这说明，南京人一直都无法忘记这场灾难，一直都在关注着这场灾难"。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四、八十年代以后：“教科书事件”与国耻教育的重视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更加全面和具体。1986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收录了两幅南京大屠杀图片。在以中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南京乡土史》中，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门的一章记述。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呈显出越来越鲜活的迹象。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本文摘编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有大量删减。作者：刘燕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配图来自《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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