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明义，一件事是“告黑状”还是正义揭发，区别在于人的立场！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分立场的。

在共产党的治下，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说话的人，就是好人，他们的话被举报，那么这样的举报就是“告黑状”。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对立面上说话的人，就是坏人，他们的话被举报，那么这样的举报就是正义揭发。

这么说，太抽象了，所以举个栗子吧：

众所周知，当年抗日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是极其严重的，不仅在军内“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就连普通士兵难得上街吃个饭喝个酒、买个东西、剃个头，也是想尽办法占老百姓便宜。至于在后方坐镇的刮民党要员们，也是想尽办法吃拿索要，更有甚者还发起了国难财，连爱国华侨民、族资本家代表陈嘉庚都看不下去，不忍将钱捐给他们，以免让他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给糟蹋干净了。

郭汝瑰将军晚年照

有趣的是，我党当时派到国民党阵营做情报工作的不少人都在生活作风上很自律，因此被怀疑是“共谍”，比如，郭汝瑰将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郭汝瑰因为为我党频频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的一些反共筹划每每胎死腹中，尽管他个人小心翼翼，没有露出多少蛛丝马迹，但是还是被一些国民党的特工怀疑了。只是苦于缺乏实锤证据，久久不能对郭汝瑰下手。

1947年，莱芜战役，国军落了个惨败，当时从山东逃回来的国军军官就曾向邓文仪反应过情况：“郭汝瑰是共谍无疑，他有通共行为！”邓文仪不仅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还是老牌的特工。于是，邓文仪向身为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报告了此事，而杜聿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坐镇徐州的陆军总司令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顾祝同不信“郭汝瑰有匪谍嫌疑”。于是，杜聿明开始处处留意郭汝瑰的一举一动。

据郭老晚年回忆，在一次很重要的军事会议上，杜聿明终于忍不住对他发难，大声呵斥：“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的包围圈里赶！”后来，开完会后，杜聿明就忍不住向蒋介石告了郭汝瑰的状，他说：“郭小鬼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了补丁，国民党哪有这样的？再看看他的言行和作风，共产党无疑。”蒋介石听了这话，没有几根毛的头上冒出了些许青筋，随后便怒斥道；“什么叫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人？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爱好搞女人和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吗？”就这样，尽管杜聿明心里的怀疑并未打消，但是郭汝瑰算是逃过了一劫！

尽管这段历史已经离我们较为久远，但是我们不妨利用它简单地分析一下当事人立场和告状性质之间的关系。

从维护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立场出发，杜聿明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而准确地找出了“内鬼”郭汝瑰，因此对国民党而言，杜聿明状告郭汝瑰属于揭发，是“正义”的举动，甚至可以称之为“忠君报国”。相反的是，郭汝瑰潜入国民党内部，偷偷给共产党送情报，就是“不地道”的，是“叛徒”，他的行为是“可耻”的。

但是，凡事最怕“但是”。因此，请已经抽出50米长大砍刀的人民群众先别急着砍我，让我把话说完！

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和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立场来看，杜聿明就是个十足的阴险小人，战场上打不过，就去背后告黑状，他既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又是腐朽国民党买办政权的卫道士。但是在人民群众看来，郭汝瑰将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了正义的事业，不顾自身安危，“深入虎穴，方得虎子”，他给我们共产党送情报，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挽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以及财产，是个十足的大英雄。

我想讲述完这样的例子，大家伙儿对于什么是“告黑状”，什么是正义揭发，就一目了然了。因为立场不同，所见同一事件，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不可强求的事。

也就难怪，网络上关于上海震旦学院董同学揭发“精日教师”的事情，尽管第一时间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官方账号盖章定性为义举，竟还有那么多人对他嗤之以鼻，并施加恶言恶语，甚至人肉他、攻击他、骚扰他，无非是这些攻击董同学的人立场跟我们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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