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课文里提到的这口井，是1933年4月搬迁到瑞金的教员带领自己的警卫员和老乡们一起开挖的一口井，这口井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吃水问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时候的教员日子并不好过，可在他遭受到严重排挤的时候，他心里装着的，仍然是人民和革命，装着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在打好了这口井之后的一年左右，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收到了一封经上海转来的秘密电报： “［中共］中央报告说，教员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这份电报的原件存在俄罗斯，其中有两个非常醒目的地方：1、教员已长时间患病，2、他已停止工作。

在很多人眼里，教员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吗？他为什么会被停止工作？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时又是谁在领导中国的革命？关于这些问题，教员在解放后曾经和人谈及：“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的中央，正陷入“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之中，教员虽然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但已经被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指挥核心，当时的中央，听命于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王明，而在当地实际负责工作的是博古。王明这个人私心很重，博古又机械的听从命令，以至于把当时的中国革命几乎拖入深渊，直接造成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在1932年之前，全国有很多块根据地，教员所在的中央根据地，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块，所有的根据地都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因为中央远离各个根据地，所以不能事必躬亲的管理，只能给出大方向，具体每个根据地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地方领导人自己的能力了。1931年，由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能陆续撤退到中央根据地。当时上海中央的这些领导人，一个个都是书生，没有干过实际工作，却又盛气凌人，一到根据地就拿走了领导权，于是一切都开始陷入了混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教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也是“毛主席”这个词在党史上第一次出现。但是，一个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央人员陆续来到江西，并开始了不断地从教员手里夺取权力。与此同时，就是教员的不断“生病”。有时候是真生病，有时候是被生病。

在此之前的1929年7月末，教员就因疟疾病倒了，那次是真的生病，而且病得很重；1932年1月中旬，教员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教员无法主持会议，不久后请病假去休息。这次是“被生病”。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解除了教员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后，批准教员“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这又是一次“被生病”。

这段时间，博古等人要求攻打大城市，但那时的红军攻坚能力不足，攻打赣州用了一个多月，损失了两千多人，但是没有丝毫效果。在此期间，教员多次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还遭到了以博古为首的大多数领导层的批判，甚至执意要削去教员的军事指挥权。博古等人虽然强行要拿到指挥权，但却既无能力又无胆量。

教员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了错误批判，被调离红军指挥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当时的中央苏区，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才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了稳固的中央根据地。然而，在教员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之后仅仅一年，这一切都失去了。但教员不计个人荣辱，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曾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教员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教员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就教员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出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教员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李维汉说的这三条，是教员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也是教员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维汉

1933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瑞金。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到了1933年6月，26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得中共中央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中央根据地，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教员的处境更加艰难。

张闻天

离开了教员指挥的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仍然胜利了，但是胜利之下，隐患重重。苏区的经济、人力资源都逐渐枯竭，御敌的压力却不断在增加。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排挤教员身边的干部后，便依靠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开始全面夺取党政军的权力，他欺骗大家，把原来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说成军事顾问，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指派张闻天接管了政府领导权，教员只剩下“查田”这一项无足轻重的工作。所谓“查田”，其实就是丈量土地，对人员的身份进行查证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必要让苏维埃主席去做。教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沙洲坝。

教员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途黑暗的时候，他努力寻找光明；别人灰心黯淡的时候，他斗志昂扬；别人走到错误道路上的时候，他努力纠正；别人排挤他到无职无权时，他尽力做好能做的事；别人的作为几乎要葬送党和红军的时候，他又临危出山，拯救了一切。

沙洲坝很穷，吃水尤其困难。一个原因是缺乏打井的能力，但主要的原因是当地人民迷信，不敢打井。当时的沙洲坝，农民还是很迷信的。千百年来，当地传说沙洲坝地底下有条“旱龙”，动不得，挖井会得罪旱龙爷，殃及四邻，祸及子孙，因而人们宁可喝脏塘水过日，又不敢打井。这件事上如果不跟着老师的说的话走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苏维埃的首都附近，破除迷信的工作基本没怎么做，民生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人去操心。有人会说为啥总理不管这些，周公当时分管的是军事，他也不可能管到这么基层的事情，这些需要一个官僚体系来做。

大概这就是旱龙王吧

教员了解这一情况后，笑着对大家说：“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真要是有旱龙爷来找麻烦，就让他找我教员好了！” 在教员的耐心讲解与积极鼓动下，村民们终于同意挖口井。教员立即带领村里的群众、红军战士、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很快就挖好了一口井，沙洲坝的百姓们终于喝上了干净的水，他们更是把带领他们喝上井水的人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教员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民，中国的希望在于农民，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扎根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路线。但是当时王明、博古掌控下的党中央，却把重点放在城市，要求武装夺取大城市，不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会背书本和抄袭别人的经验，导致红军在前线损失惨重，后方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附近的小村子，就有农民喝不上干净的水，更何况还要种地浇水收粮食养活那么多人呢？共产党人的初心，必须要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背离了这个初心，也就背离了党的宗旨，就会失去民心，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喝池塘里的脏水，确实有害健康，但也不是喝下去就会死，所以世世代代就这样被迷信压迫勉强的活着。村民有没有喝上井水的能力呢，从后来打井的情况看，当然有，他们最大的阻碍来自于迷信，害怕“旱龙”给他们带来祸害。现在有人愿意替他们挡住危险，他们的动力才会迸发出来，才会发现自己原来拥有自己都不知道的强大的能力。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不怕这些妖魔鬼怪，但是破除人民群众心中的迷信，远不是坐在办公室发发文件写写文章就能做到的，而是要深入群众，和他们交心，通过破除迷信，解决实际困难，才是正确的做事方法。

吃水不忘挖井人，共产党要做带头人。人民为什么在被压迫的日子怀念红军，是因为党和红军曾经为了人民利益奋斗过、牺牲过。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到不忘初心，就是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处处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着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那么，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昂首疾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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