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历史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幻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今时代，历史正大踏步地走向未来。

追溯历史，“历史终结论”并非福山一家独有，黑格尔和科耶夫等人都对“历史终结论”有过表述。而凭理论水准来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像是德里达所说——“文科中学中所做的练习”。但由于其具有煽动性的核心结论，即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意识形态终点，再经西方媒体“包装兜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风靡一时，甚至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非洲、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移植”所谓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自2008年以来，面对金融危机和民主危机乱象，福山开始承认美国制度“病入膏肓”，走向僵化，甚至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赏。这种转变似乎让人认为，福山已然放弃了“历史终结论”、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代言人了。事实并非如此。

对黑格尔的拙劣模仿

福山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关于“历史终结论”，他本意希望它是煽动性的。为了增强这种煽动性，他试图从黑格尔那里寻找依据，增强理论说服力。

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就是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他本人也承认自己跟黑格尔关系密切，自诩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福山把自己与黑格尔、马克思划入同一阵营，试图借助他们的权威理论为自己的“历史终结论”铺垫谱系学基础。可惜的是，他不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抹杀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本质差异，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批判地发展黑格尔的历史观和辩证法。福山不了解，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

那么，福山所倚仗的黑格尔，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是否真的认为历史终结了呢？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到了‘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亚洲则是开端’”。这里的“终结”，兼有“终结”和“目的”两重意思。黑格尔虽然将日耳曼世界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但他强调日耳曼世界这一最高阶段的到来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在经验层面上，黑格尔更不会认可历史的终结。他不认为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会终止，否则就不会说美洲是未来之地。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黑格尔也不认为历史终结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政制的批准者，他看重的不是政制的抽象规定，而是其背后体现的伟大力量。故而，当黑格尔称赞普鲁士政制是较好的政制典范时，指的是理想化的普鲁士。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终结是绝对精神向自身的回归，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终结，都是一次回归。按照辩证法的本质，这种终结、回归是无限的历史过程。

图为《历史哲学》书影 资料图片

福山拙劣模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抛弃了辩证法的精髓，而承继了形而上学的糟粕。他在借用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命题时，只是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而截取了黑格尔将西方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一个思想片段，却没有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来意义。纵然福山和黑格尔都持有相同的资产阶级立场，但黑格尔自始至终强调历史终结的开放性和过程性，更没有历史唯一终结者的自傲。反之，福山却僵化历史，赤裸裸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制是政体的唯一终结之制。福山还将历史发展动力最终归结为“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欲望和思想动机，忽视了其背后的客观因素，“悬置”了基于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这恰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福山试图淡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歪曲资本主义现实行径的做法，自以为“高明”又“巧妙”，实际上只是在自欺欺人。

恩格斯曾经批判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那么，福山则彻头彻尾是个思想的庸人。

摘不掉的意识形态魔咒

福山对黑格尔这种拙劣的模仿，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这一点甚至连福山本人都感到意外。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福山是“以意识形态去看，西方的‘自由主义’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了。故而，福山这种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已经定于一尊的话语，在西方意识形态市场风头正盛，成为陶醉于资本主义胜利的那部分人的心头好。

从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到《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再到《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福山承认美国制度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西方自由民主制。他仍然沾沾自喜于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优越性，强调“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来，采用民主选举方式的国家数量已经从35个增加到110多个，至少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是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默认的形式”。虽然他被迫承认，金融危机和精英政治危机从整体上损害了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声誉，但仍然不忘贬低中国模式是一条不民主的发展道路。

2021年，福山发表了《病入膏肓？特朗普时代如何加速美国政治衰退》一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福山逐渐从自信地鼓吹“历史终结论”，转向悲观地审视美国政治秩序衰败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福山的理论态度出现了细微变化，从乐观坚守转向悲观担忧，但始终不变的是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他只是运用障眼法“换个频道”而已。如德里达所言，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福音书，那么近年来福山思想的转向，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敲响警钟，警醒西方社会不要太过乐观于西式自由民主制。福山的理论，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捍卫资本主义霸权的目的始终未变。

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西式民主危机，福山始终顽固坚守“历史终结论”，强调自由民主制在理念上的优越性，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服务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他采用双重标准评价中美抗疫表现，对美国抗疫的失守，他认为是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无能和美国制度僵化问题而导致的，需要借助抗疫机会复兴美国自由民主，增强美国的国家领导力和重建美国制度。而提及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成效的原因，他又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妄谈中国的权力集中历史、国家干预和为人民提供帮助的传统，试图切断疫情防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抹杀中国制度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的示范作用。福山一方面认为，抗疫表现和政体类型之间没有规律可循，“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比别的国家做得好，并不是政体类型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是凭借政体取得抗疫成效的一个例外，这意味着抗疫成效与政体相关，从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实际上，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面对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号称“无可匹敌”的美式民主被移植到阿富汗后，让阿富汗陷于战争泥潭、满地疮痍，福山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或许他依旧会自信地坚持：“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或许他会借用政治秩序论进行狡辩—这不是自由民主制出了问题，而是阿富汗制度和领导人出了问题。但这种苍白无力的伎俩用多了，自然就失效了。真正的问题还在于，福山的意识形态眼镜从未摘下来。

总之，正如奈格里、哈特等学者所言，福山的理论本质是超验目的论，始终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幻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永恒和“自由民主”的不可超越性。这是福山“历史终结论”最大的意识形态魔咒。

历史正大踏步走向未来

倘若说，30多年前，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福山在后冷战时期贩卖“历史终结论”的“福音”，可以在意识形态橱窗占领大片市场，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是政体形式的终点，可以轻松得逞，即便是拙劣的模仿，仍然赢得大批信徒；那么时至今日，面对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批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千疮百孔，注定只是空中楼阁。尤其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福山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理论幻想必然一击即溃。历史并未终结，终结的只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实际上，福山早已感受到中国道路对他理论的致命一击，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始终苟延残喘地怀抱理论幻想，进行苦苦挣扎。虽然他承认“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又别有用心地唱衰社会主义，在缺乏实质分析的基础上，妄言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然走向衰败，认为中国模式难以持续。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相互结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坚持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统一，立足于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新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双向创新发展。福山用毫无实践根基的理论空想，主观臆断中国制度的持久性，唱衰中国道路的发展前景，只会让他的非理性解释更加苍白无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着眼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共同富裕、生态和谐与和平发展，倡导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而福山却始终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姿态，鼓吹“普世价值”的美好和自由民主制的永恒。即使这种“民主”乱象丛生，他也始终为其“摇旗呐喊”，这只能暴露出他的历史眼界狭隘和意识形态偏见。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历经百年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而且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性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以欣欣向荣的发展现实，强有力地打破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魔咒。与福山的“预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蔚为壮观，别具一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光明，充满活力。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历史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幻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今时代，历史正大踏步地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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