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耿彪——毛主席称赞敢说真话的好大使
前言:“开国将军”当大使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堪称一绝。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这震撼全球的声音,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标志着世界列强蹂躏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各国强盗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了!标志着弱国外交的历史从此终结!
新中国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三原则”,指导新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建交过程。同时“三原则”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框架,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毛泽东这样形象地比喻:“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在总结七届二中全会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新中国外交“三原则”确定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拉开了新中国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序幕。到1950年1月,中国相继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越南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新中国并不拒绝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先后与亚洲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紧接着,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都来者不拒,同这些国家建立了新型外交关系。
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挑选和派遣大使问题迫在眉睫。挑选什么样的大使?到那里去挑选大使?挑选什么类型的大使?挑选什么级别的干部担任大使?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话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从事外交活动,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有这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也是可靠的。”
毛泽东主席发话了: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于是,为新中国打天下的“开国将军”,人民解放军身经百战的军职干部、兵团级领导走进了外交部的大门。在接见将军大使时毛泽东主席这样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需要干部。我们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干部。解放军向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还明确表态:“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的讲话中要求将军外交家们严格遵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增强我国同建交国的友谊和双边关系。
1950年5月9日至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大使、王幼平为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谭希林为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黄镇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倪志亮为中国驻朝鲜大使、曹祥仁为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袁仲贤为中国驻印度大使、姬鹏飞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长。此外,1951年毛泽东又任命韩念龙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据外交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17人,其中地方领导5人,军队12人,占70.5%。
在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中央先后从军队挑选了10多名我军首批授衔的“开国将军”担任驻外使节,新中国成立后共产生了23名“开国将军”外交官。
共和国元帅陈毅也被调到外交部任部长,上将李克农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5月,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文波也被任命外交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使节有三种类型的将军外交官:
第一种是未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将军职务,没有将军军衔的大使。因为我军是1955年才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建国初期担任大使的军队干部都没有授予军衔,但按照他们当时担任的职务和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的标准,他们全部可以授予将军衔,大多数人可以授中将衔,个别的可以授予上将或少将衔。后来首批大使中有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三人从外交战线又回到军队工作,都被补授中将军衔。当然也有后来回到军队工作没有被授衔的,如耿飚1950年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时,没有赶上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1979年1月耿飚回部队工作,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但当时我军已经取消军衔制;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时,耿飚又离开军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中顾委常委,再次与军衔擦肩而过,而且是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第二种是授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1955年首次授衔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的将军都被称为“开国将军”。授予军衔的“开国将军”大使有两种:一种是未授军衔就到外交战线的首批“将军大使”,后来回部队补授连军衔,如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第二种是授予军衔后到外交战线工作的“开国将军”大使。如原海军政委李耀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1972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1975年,兼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使;1976年2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因故没到任)。如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70年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第三种恢复军衔制后的将军外交官。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驻外使节的队伍中再次出现将军外交官,但不会再有“将军大使”了,“开国将军”大使的时代已经过去,外交部已经可以培养出自己的大使,而且培养的渠道已经正规化、常态化,终结了从军队挑选将军当大使。1988年后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将军一律都是将军武官,而不再是将军大使。
当年的“开国将军”大使如今已经全部作古,但他们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作用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以及立下的丰功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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