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长征胜利后的朱德和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合

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上旬，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博古在会上做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虽然他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的检讨，但着重强调的是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做辩护和解释。对此，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而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朱德为毛泽东能够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而高兴。他回到住处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康克清说：“这次会议开得好，你等着传达吧！”

1961年6月30日，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1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长征途中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为统一思想，明确此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会议。28日，会议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愿执行这个决定。为了维护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做好团结工作，朱德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但遭到拒绝。

8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和张国焘一同指挥左路军。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强调必须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

此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更加目空一切，专擅用权，总是以个人意志挟制朱德等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召开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做了报告。会议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指令，要求南下，甚至要求右路军南下回击松潘之敌。“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此后，张国焘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９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攻击中央率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他还伙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当众表态。朱德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有一次，张国焘等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定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1935年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这种分裂中央的做法。当张国焘要他对这个所谓的“中央”表态时，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朱德还严正声明：“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朱德态度强硬地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使其反党分裂行为受到有力的制约。正如徐向前回忆所说：“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不敢把事情做绝。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遭受挫败，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带来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消息。朱德抓住这一转机，于1936年2月初与徐向前等一同要求张国焘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２月中旬，张国焘同意北上。随着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加以党中央允诺以协商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张国焘终于在６月６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至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研究作战方针

抗战初期支持毛泽东的对日作战方针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战爆发。14日，毛泽东、朱德向红军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是延续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还是采取其他作战模式？因为红军各级指战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战争战略地位等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同时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因此很多人主张应该打大规模的阵地战、运动战，要集中作战。

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有着深入的思考。他综合了敌情和任务等主客观因素的变化，提出了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8月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8月5日，毛泽东在给红军总部的电报中提出，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8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

对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法问题，朱德也一直悉心研究，但起初他的看法与毛泽东有着一定的区别。他支持游击战争，但同时也提倡积极的运动战。6月9日，他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说：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会起很大的作用。6月23日，他接受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的访问时说：“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一切中国军队必须在统一的指挥下团结起来，必须制定共同的抗战部署。”8月4日，朱德在云阳红军总部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论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我们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多次发言，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朱德出席会议并多次发言。虽然之前他对于抗战的战略问题与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但在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战略之后，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8月22日，他发言时主张红军早上前线，应注意保存兵力，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24日，他再次指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红军应及早开赴华北前线。“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在朱德等人的支持下，与会者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会后，作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带领八路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朱德还把游击战思想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1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自卫战争中的重要意义、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抗日游击队的战术等。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伟人在延安机场合影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2年至1945年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

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是从1941年9月开始的。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10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11日，朱德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批评主观主义时指出，过去上级党组织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还特别提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主观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影响，指出主观主义的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懂实际情形，拿着马列主义当招牌，随便批评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他强调，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便不是正确的理论。做什么事情总要从实际出发，就是战斗条令也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不顾实际是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的。朱德结合军队实际情况，批评宗派主义时指出，军队中宗派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不敢用新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不敢利用俘虏。不打破这种思想，不但部队难以发展，而且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等都无法实行。他还通过1936年在甘南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指出宗派主义的危害。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后，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党整风从此开始。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朱德多次前去讲话。他希望大家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没有办法作怪。过去“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但又不简单是一个幼稚病的问题，还因为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他还谈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指出：过去我们党也是一元化的，不过因为领袖犯错误，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

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为中共七大做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43年9月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9月9日，朱德在会上发言。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20年的经历时，他说：自己与毛泽东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泽东的领导。9月1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只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并点名批评说：“教条主义的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10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要反对两个宗派。在这次会议上，朱德从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入手，深入批评“两个宗派”。他指出，王明的教条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央。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胡乔木回忆说：“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七届一中全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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