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仓促发动起义，革命之势瞬间波及全国各地，如火如荼；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刚满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颁布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朝政府寿终正寝。曾经创造辉煌的封建王朝何以在如此短时间内土崩瓦解，而且是在没有通常所谓改朝换代时被改换者诸般“倒行逆施”行径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大问题。

于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11年，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这一重大转折的探索与思考，仍让人感到历久弥新，兴味盎然！近期阅读同窗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崔志海先生的《近代中国的多元审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的《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颇受启发，兹择其大端，略加叙述，姑且作为读书笔记。

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不能只局限于事件本身，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清代学者、经学家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近代学者、思想家梁启超认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而史事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必“深察而密勘之”，其解释才不至于谬误。当代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研究，要注重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

罗志田先生在《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一书中说，发生于辛亥年的政权鼎革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早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清政府并没有过度专制集权，反而延续了中国历代政府规模较小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推行新政，清廷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职能。为了推行新政，人民不堪重负，岂能责怪“民智未开”的百姓没有拥护这个改革？

的确，在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压力下，在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主导下，晚清政府不得不主动求变，启动新政改革，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超过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然而，这场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清政府的初衷，反而因其大大超过了所能承担的国力和财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扰民”之举，激化了官民矛盾，加速了其覆亡进程。

崔志海先生在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前，清朝政府的财政虽然窘状已现，然大体尚能维持平衡，岁入和岁出均在8000万两左右；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因受战争费用和赔款影响，清朝财政开始出现每年1300万的财政赤字。其后，随着新政的推行，财政赤字开始大幅度增加，如1910年至1911年，分别达到3609万两和7800万两；1911年政府预算中，仅军费支出就高达13700余万两。

为了支持新政改革，清朝政府几乎是竭泽而渔，多方筹款，其结果必然是激起“民变”。抗捐抗税、反洋教、反饥饿、反禁烟、反户口调查、抢米风潮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正因为新政没有顾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反而将各项负担转嫁给他们，这是清末新政改革失败、加速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战争胜败来论文明与野蛮。西方列强不仅是拥有“奇技淫巧”“船坚炮利”，而且是文化优越。中国落后挨打，则被视为是文化低劣，有人甚至提出我们的文字——汉字都要废除，用拼音文字取代。寻求从根本上转变为西方型的文化模式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以至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清末新军官兵，在这种思想文化大潮中逐渐转向了革命。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一场持续发展的既包括政治而又超越于政治的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戊戌变法起，相当一批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寻求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把富强作为国家最主要目标，这已成为时代的诉求和他们的一个梦想。

事实上，在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之时，谋求变革的社会思潮一直是狂飙突进、汹涌澎湃，革命逐渐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一种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积极努力。正如胡适所说：“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或许清政府意识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为了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急不可奈地企图一次性解决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恨不得取百事而一时悉举之”（梁启超）。然而，这种努力终究未能达到国家富强的宏伟目标，情况反而愈来愈糟。

新政改革未能挽救清朝灭亡的另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在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启动政治改革，宣布预备立宪，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权力再分配而展开激烈搏杀。1909年，摄政王载沣上台，令袁世凯“回籍养疴”；1911年5月，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宣告成立，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7人为皇族），汉族仅4人。预备立宪不仅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瓦解了作为清朝统治支柱的满汉官僚政治同盟，还使那些本来对清廷抱有一丝幻想的立宪派转而投向革命。当时人评论说：“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之际，清政府又推出了铁路国有政策，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失误。在当时，铁路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兴建铁路一直是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对象，国内各省发起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目的就是要收回路权。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后，转而向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极大地伤害了立宪派和广大士绅的民族感情，使铁路国有政策变成爱国和卖国之争。不久，保路运动爆发，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是为辛亥革命之导火线。  

清政府被推翻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清帝逊位诏书》中被迫确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之时，不论是被代为表述的“全国人民”，还是诏书起草者和批准者，恐怕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共和”。当时，世界上并没有几个共和国。然而，巨大的历史变革就这样发生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仍将继续，对历史的探讨和反思也将继续。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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