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的《炎黄春秋》伪造历史的一场闹剧

双  石

庄重老先生照片

一、起因

㈠2009年7月，《炎黄春秋》刊出了庄重的文章《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文末见附录一。

㈡2010年7月，《炎黄春秋》再次挑起这个话题，而且刊出了庄重老先生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其中再一次涉及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起草者的问题。按“炎黄版日记摘抄”的记录，庄重老先生是于1948年12月17日受粟裕代司令员之命，为新华社总社撰写了一篇对杜聿明的劝降书。庄重老先生在受命当日写搞，当日传总社，毛泽东当日改定，当日传回庄重老先生手中，新华社或淮海前线当日播出，庄重老先生在这个“炎黄版日记摘抄”中称：“这是毛主席为我修改审发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写的最快、审发最快、总社广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兴”。

该日记关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内容见文末附录二。

实际上，庄重早在1987年就曾经提起过这个话题。《炎黄春秋》为了抵毁毛泽东同志，再度连年炒作这个话题，意图何在，不言而喻。

二、笔者的置疑：既非份，又非法！——《炎黄春秋》欲陷庄重老先生于何地？

《炎黄春秋》炒作并使这个话题发酵后，笔者曾通过网络向该刊编辑部置疑，要求他们刊出笔者的置疑文章，但编辑部未予答复，网络读者留言也被屏蔽。

笔者置疑文章全文如下——

阅罢庄重老先生的雄文《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笔者又找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等法律文献作了研究，同时也了解到了许多朋友提供的中外有关法律的通例。尔后，不能不为庄老先生捏了一把汗：庄老先生要想成为《敦》文著作权合法拥有者的愿望乃至宣言，并无法理依据的支撑！《炎黄春秋》刊用和编辑《谁》文时极不庄重，很有可能要陷庄老先生于“既非份，又非法”的尴尬境地——而且该刊自身也有怂踊放纵他人“违法”之嫌。

如果庄老先生该文只有“澄清历史事实”的意愿，那么不管人们同不同意庄老先生的一家之言，庄老先生的这个“一家之言”是不是站得住脚，人们对庄老先生所述“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存有疑问，庄老先生“言论自由”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庄老先生理应享受的合法权利！然而遗憾的是，庄老先生在“澄清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发表了许多毫无来由的议论，甚至还公然发出有“违法抗法”之嫌的“宣言”！比如，庄老先生在文中将至多是一桩“著作权”的民事纠纷，毫无道理地上纲上线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且还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人身攻击”：“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这可是既违党章也违宪法的言论哟！而在众多事件经历者当事人直到故去也未能为庄老先生的“合法权益”提供证言的情况下，庄老先生又愤然宣布：“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笔者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庄老先生前面那个“上纲上线”的“人身攻击”，大有“文革遗风”之嫌，后面那个“顺理成章，物归其主”，更是无根无由毫无法理依据可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所以，既或是庄老先生所言全部属实，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拥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著作权。作为一篇广播稿或“哀的美敦书”的《敦》文，代表的并不是庄老先生个人的意志，庄老先生个人无法承担也承担不了由该文产生的各种相关责任！这个公共文献，完全是“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意志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者”所有的，责任也是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者”承担的，所以这篇广播稿或“哀的美敦书”的作者，只能是“主持”《敦》文创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其“著作权”不可能属于庄老先生——换言之，就是要就《敦》文要发起“著作权诉讼”，那也轮不到庄老先生！庄老先生要把《敦》文收入自己文集的诉求和行为，是“非份之想”，也是“非法之求”！

这个规则是个通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用《炎黄春秋》们熟悉的语境来说就是很“普世”。试问，既或在如美英等“民主天堂国”，为女王或总统起草演讲稿者，能成为这个演讲稿的著作权人或署名者么？在当今中国和他国，为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者，能成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著作权人或署名者么？怕是连在注释中“加注说明”的“权利”都没有吧？莫非他们都是被“比封建皇帝还皇帝”者欺负了，压迫了，巧取豪夺了？

至于庄老先生在该文最后的那个“宣言”，更是弄巧成拙！什么“顺理成章，物归其主”，什么“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实在是可叹又可笑，这整个就象一个“违法抗法”的“法盲”在无赖喧嚣：如果庄老先生的《谁》文仅限于澄清史实，那无论怎么经不起置疑，其行为本身也还是说得过去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可一旦上升到法律高度提出法律诉求，甚至在没有取得法律定论的情况下就公然宣称要这样要那样，那不是画蛇添足自找麻烦么？！然而很不幸，庄老先生恰恰就多走了这么一步，从“合法”走到了“既非份，又非法”的边缘！——既或是在“民主天堂国”的国度，庄老先生的这种“公然违法”的诉求及至行为，也是绝无胜算可能吧？而这种公然叫嚣要违法抗法的言论，竟然在声名赫赫且俨然以“弘扬民主和与法制”为已任的《炎黄春秋》上白纸黑字地刊出，还在社会上网络上大行其道！敢问《炎》刊总编杜导正先生一句：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在你们心目中那些“民主天堂国”的媒体上，恐怕也会被归为“咄咄怪事”一档吧？

这里提醒一下公然宣称要将《敦》文编入自己文集的庄老先生一句：老人家一大把岁数了，可千万不要上赶着去当这个“知法犯法”的标杆儿哟！否则，作为已拥有《敦》文著作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对老先生你，提起诉论讼的哟！而老先生你，基本上是没有胜诉可能的！——哪怕把这个官司拿到你心中的“民主法制天堂国”去打！

更为悲催的是，庄老先生离休前的职务竟然是“新闻出版局司法局局长”、“法制日报社社长”!——呵呵，还有比这更搞笑的事情么？司法局局长，法制日报社社长，竟然是个法盲。

更为讽刺的是，2017年，《法制日报》还以“百岁老报人庄重:我国法治新闻宣传事业的开拓者”为题，给不懂法的庄老先生大唱颂词啊！（http://www.fuyang.gov.cn/art/2017/6/19/art_1442089_14637672.html）

庄老先生一生坎坷，如今已风烛残年，撰文时被愤懑情绪所左右，这在情理上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炎黄春秋》的编辑们（杨继绳等哈）在编辑此文时，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为作者着想”，为庄老先生“把把关”的职业意识？你们自己反共反毛反得饥不择食慌不择言闹闹笑话也就罢了，可为什么还要陷庄老先生于这般不仁不义无法无天的境地哩？是不是不与作者商量建议一下或直接使用编辑权力删去文中那些纯属多余的反毛仇毛的话，你们就不舒服，就觉得作品的“政治觉悟”显得不够高？是不是最后那个“违法宣言”不变成白纸黑字印在你们的刊物上，你们就觉得不过瘾，你们的刊物就显得不够新潮？你们还是一个为作者负责、为读者负责、为法律负责、为社会负责的刊物么？且不论你们的政治取向如何，就以新闻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而言，你们不妨扪心自问：你们够格么？

笔者在《人民日报》（1946～2003）全文数据库和新华社（1946～2003）全文数据库以《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作了查询，结果是：无。而改以“杜聿明”查询后，找到了这篇广播稿。结果如下：

⒈《人民日报》是在1948年12月22日刊出的，刊出时的标题为《不投降就要被消灭！我中原及华东司令部劝杜聿明等部速投降》——

【新华社淮海前线十七日电】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本日发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原文如下（略）

⒉新华社播出时间是1948年12月20日（不是淮海前线的播出时间），标题为《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司令部对杜聿明等部劝降书》。如此，庄老先生所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岂不成了子虚乌有且画蛇添足的刻意附会——要弄巧，反成拙？

唉，庄重老先生，还有《炎黄春秋》，这反毛非毛的活计，干得太糙了！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得名，实际上毛选四卷编委会的手笔，并非毛当年的更名！

关于庄重文中提到了叶永烈先生在《张春桥传》中所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陈其五所撰一事[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经查证，叶先生在其后来的论著中，自己纠正了这个传说——

杜聿明陷入铁围之中。毛泽东虽然在西柏坡，却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份广播稿。这篇广播稿，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颇有“现场感”。这么写道：（以下引文略）[叶永烈《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叶先生自己纠正这个传说的原因是他无法面对这样一个既简单又麻烦的问题：当时作为华野宣传大员正在淮海前线的陈其五先生的手稿，是怎么传到西柏坡让毛先生修改的？飞马飞鸿还是飞机传书？退一步说，就算有这种手段，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送手稿而不用电发？

三、笔者是如何确认《炎黄春秋》和庄重是在制造和传播谣言的？

庄重老先生亲笔所书的《淮海战役日记》的原件影印件

对于庄重言之凿凿的说辞，笔者手中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当然也就无法认定庄重老先生和《炎黄春秋》就是在制造和传播谎言。然而，正应了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一次偶然的机缘，笔者得到了一份庄重老先生亲笔所书的《淮海战役日记》的原件影印件。笔者阅读后认为，这本《淮海战役日记》原件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也是庄重老先生多次捧出来的向人展示过的——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庄重老先生的话语地位：瞧，我有日记原件在此噢！而大多数观览者又很难有精力有时间去对这个日记原件的内容细作判读。但碰巧的是，这一回，这个日记原件影印本辗转传到笔者手中，而笔者恰好又是个喜欢较真儿的人，当然也就挑灯细细研读了这份珍贵的日记原件——庄重老先生的字儿比较小，影印件清晣度不够，判断很费功夫。

笔者阅读后的基本判断是：

㈠这份日记有可能是战后誊写过的，但其原汁原味儿成份很大，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很珍贵，也有一定史料参照价值——所以笔者仍称其为“原件”。在此，笔者郑重向庄重老先生作一建议：赶紧，送文献研究部门或文物部门鉴定，且以更为妥善的方式保存，千万不要遗失，不然就太可惜了。

㈡这份日记原件的相当内容，与《炎黄春秋》刊出的那个《淮海战役日记摘抄》（以下简称《日记摘抄》），严重不洽甚至截然相悖——《日记摘抄》甚至还有不少改写或增写的内容。这，已经大大逾越了历史文献出版修订的范畴，是内容和史实的更改，而不是文字润色，直接就可定义为“篡改”或“作伪”。如果当事人或其他人要以此作为证据使用的话，那至少是有“制造和提供伪证”之嫌的。

笔者当即通过微博和博客，向《炎黄春秋》编辑部提出置疑，希望他们本着“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办刊宗旨，以一周为限，他们能够自己查错纠错改错，并向读者作出负责任的说明，但没有回音。于是笔者只好公布了庄重老先生《淮海战役日记》的原文并与《炎黄春秋》所刊日记作了对比，并再次向《炎黄春秋》编辑部提出了以下置疑：

㈠在庄重1948年12月17日日记的原件中，涉及其所拟对杜部劝降书的文字只有数十个字的短短一句话：“散会上（后），将军们纷纷乘车回去，粟司令和谭政委召集我与陈徐两部长，指示如何开展政治攻势。分工我写一篇供总社口播的对杜部的劝降书”，而在《炎黄春秋》刊出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中，这个仅数十字的简单陈述，却被妙笔生花，演绎成了一个四百多字“倚马可待，雄文立就”的传奇故事。请问，这是何者所为？为什么？这是在写小说哩？还是在叙史实？《炎黄春秋》杂志是文艺、文学丛刊？小说选刊？还是如该刊所标榜的“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文史专刊？

㈡在庄重1948年12月17日日记的原件中，庄重老先生只是称受领任务，要写一篇“供总社口播的对杜部的劝降书”，并未“当日领命，当日交卷，当日传总社，毛泽东当日修改，总社当日播出”的相类陈述。那么这些“当日……，当日……”的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如何核实的？《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是根据“文化创作”的想象在天马行空哩？还是根据“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标准在史海淘金？

㈢在庄重1948年12月18日日记的原文中，庄重老先生谈到了“交稿情况”，而且还谈到了自己所撰口播稿的内容要点：“敌已孤立无援，固守待援是等死，蒋介石也自顾不暇，突围也不可能，没有粮草和水，天要下雪，不投降也要饿死冻死。只有无条件投降，才是唯一出路。如果顽抗，一定彻底歼灭”——也就是说，庄重老先生领命之后，其实是第二天才交稿的，并没有什么“当日……，当日……”这类“倚马可待，雄文立就”的传奇。当然，更没有什么“毛主席亲自修改”这类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可是作者很值得记录也理应记录的重重一笔啊！

庄重日记原件中的这段关键性的陈述，在《炎黄春秋》版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中，被明目张胆地予以了刻意删除！请问，这又是何道理？《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想掩盖的是什么，还需笔者赘言么？笔者在此提醒《炎黄春秋》编辑部各位编辑及其读者们一句：各位可否将庄重老先生自陈的这个“内容要点”，与毛泽东先生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一对照、比较和判读，看看究竟有多大的互洽程度。最后究竟是个啥判读结果，麻烦公告公众一哈，成么？

㈣可能是为了抬升日记作者庄重老先生的历史地位和话语地位，庄重老先生1948年12月17日日记原件中记录的“每纵来一人”的一次作战部署会议，在《炎黄春秋》版的《日记摘抄》中，变成了“前委扩大会议”。而为了支撑这个原本无根无据的说辞，《日记摘抄》又在庄重日记原件当日记录之外，凭空增写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在蔡凹华野司令部举行”一句。请问《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这叫什么行为？一部日记，倘如可以随意根据当今的需要作肆意涂改，那还有“原始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可言么？再请问，除了“篡改”一词，我们还能给予这种行为以怎么样一个更恰当的定义哩？“文艺创作”？“文化创造”？

更有甚者，为了使这个没有总前委三位常委在场的所谓“前委扩大会议”显得更象真实发生的事情，《炎黄春秋》版《日记摘抄》还对庄重老先生《淮海战役日记》原件作出了更为大胆地篡改，硬生生地将日记原件中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三人到达华野司令部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地点也从“徐楼”变作了“蔡凹”：庄重1948年12月18日日记原件明确记录的“刘、陈、邓今日已到。准备开晚会欢迎。忽又不开了，可能是为了保密”这一关键性信息，在《炎黄春秋》版《日记摘抄》中却被蛮不讲理地删去，而且还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毫无顾忌地把这个时间挪到了12月17日——还让刘、邓、陈诸人在17日当晚就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请问《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这又是你们两者当中的何者所为哩？抑或你们共同所为？你们如此这般地对历史史料进行“自由创作”，为的什么？是何道理？能否说给广大读者听听？你们也不妨用你们自己标榜的“办刊宗旨”对照对照，脸是红也不红？心是跳也不跳？

㈤最后，笔者根据已知史料作出了一合理推测，也算是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免费提供一个下台的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粟裕传》中有如下内容：

……

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除了反复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外，粟裕还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

这封劝降信写道：　　

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陷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阻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平？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百韬遭受同一命运。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紧迫，希早作抉择。[《粟裕传》第774～第7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请《炎黄春秋》编辑部、庄重老先生以及有心读者们将这个“劝降书”的内容与庄重1948年12月18日日记原件记录的庄版劝降书“要点”内容相互参照、比较和判读，看看两者之间的互洽和相似程度，较之于庄重版“劝降书”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两者之间的互洽与相似程度，是更高哩，还是更低？

这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就不需要笔者多说什么了吧？

笔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炎黄春秋》2010年7月刊出的《淮海战役日记摘抄》对庄重老先生《淮海战役日记》原件原文所作出的篡改和隐瞒，是庄老先生本人所为哩，还是《炎黄春秋》编辑部所为？抑或两者共同所为？这笔伪造史料史实的责任账，究竟该由你们中的谁，来付账，来买单？

希望《炎黄春秋》编辑部和庄重老先生，能够给广大读者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其实，所有作伪者说谎者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误区：为了圆一个谎，可以编出一百个谎来。殊不知这样一来，被揭穿的概率也就大为增加，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所以，还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为好，一惊一乍地扯浪头，被浪头抛得很高也很爽，但跌下来的时候，也是会很难看的。

笔者原本希望《炎黄春秋》能够刊出笔者的这些置疑和驳斥文字，以正视听。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炎黄春秋》根本没有他们标榜的度量和胸怀，那个办刊宗旨是用来哄别人也是哄自己的。《炎黄春秋》编辑部只是在某期杂志登出了一个几行字的说明，连笔者的名字都代之以“网友”，把责任完全推给庄重老先生，还是庄老先生的年齿为由，希望读者不要为难他……，云云。可问题是，毛泽东同志难道没有年齿？难道不是一百二十岁的老人？为什么《炎黄春秋》总是要抵毁他老哩？是不是因为他老已经故去，而死人是不能替自己辩护的？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炎黄春秋》，你们还有点廉耻么？

这样的“文史刊物”，与垃圾何异？

附录一：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

作者：庄重 编辑：杨继绳

原载2009年7月《炎黄春秋》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拖延了几十年易解而又费解的谜。

那时候，我从劳改农场——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回北京在新华社当编辑已有数年。一天，遇老友邓岗，他问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总社播出后，我们不是对照原稿学习过吗？……怎么上了《毛选》？”我感觉他是在“明知故问”，我无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首页“出版说明”称：“本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曾兼任新闻研究部主任）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任主编。有一天，我与成一谈起此书的编辑过程，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编入这本文选？他说：“毛主席写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我们都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登上《毛选》，因为没有找到手稿，还不能断定是毛主席写的，所以我们没有采用。我问为什么《毛选》四卷刊登呢？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

叶永烈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将陈其五介绍一番，意在表明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陈其五才能写出这篇文章。其实，陈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有十年时间，陈其五和夫人冯剑与我在一个地区和军队里工作过。最后，陈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被张春桥打倒。

叶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传记里，有一节专写陈其五。据他介绍，陈其五原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刘毓珩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他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遣他去国民党军队某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他改名陈其五。（不久，陈其五回到新四军里工作）

叶永烈还说：陈其五曾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

叶永烈以很长的一段篇幅写陈其五写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情况。原文如下：“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其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不是陈其五，陈其五也不是“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新华社历史上没有“华东前线总分社”，有的是华东前线分社，分社社长是康矛召，不是陈其五。叶永烈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篇是陈其五的手迹，我说“否！”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但原稿不是他写的），孙书明离休前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局长，现住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附带说一句：陈其五不是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

事情本来很简单，却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离奇了。甚至《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写了这样一段：

“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缴械向我投诚。”（《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46——347页）

第三野战军战史也写上一笔：“毛泽东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最近，一些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的文章，无例外地写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出自毛泽东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毛泽东选集》（包括各种外文版在内）总共出版发行多少万册，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千万册吧。《毛选》中若有错误，《毛选》发行量愈大，则错误流传愈广，影响党史、军史……改正错误更加困难。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谜，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㈠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㈢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㈡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 “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附录二：

《炎黄春秋》版庄重日记摘录

原载2010年7月《炎黄春秋》

12 月 17 日 蔡凹

今晚，华野前委在蔡凹开前委扩大会议，每个纵队来一位纵队首长，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指示，部署作战和休整问题。

粟裕司令员来信让我去参加会。

谭震林副政委在会上说：现在敌人比较大的集团是北平，可能有 10 个师。北平已被我军完全包围，天津两天内也可能被我完全包围。华北敌军四五十个师，将被我军各个包围歼灭。除此之外，敌人尚有南京、汉口、西安三个小集团。黄维兵团被歼之后，蒋介石也可能再集中10个军来赌一宝，但可能性不大。道理是敌军缺少骨干。只有桂系的张淦兵团，但白崇禧未必愿意拿来拼掉。现在，我们丝毫不怕敌人来增援，相反，欢迎敌人来增援。再过 10 天，我们有本钱歼灭敌人援军10 个军；而杜聿明部再过 10 天可能饿死。我如果能再歼敌10 个援军，则我军过长江以后，可能没有仗可打，因为敌人要打，部队分散，一时集中不了。彼时，敌军剩下不到 100 个师。最后决战战场在两广。杜聿明部一定要突围，一定被歼灭。我军究竟放好？还是打好？一放，敌人溃乱，像一窝蜂，就不成部队，容易歼灭。敌人企图向南突围，即使向西，也要向南。敌人的建制被打烂了，没有一个完整的连。围也逃不出南边几条河。因此，我们可以休整 10 天。

前委扩大会议散会以后，将军们纷纷乘车回去。粟裕司令员把我和宣传部的两个部长留下，研究如何对敌人加强政治攻势。粟把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 1948 年 12 月 16 日 24 时毛主席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㈠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㈡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 10 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㈢对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对杜聿明的口语广播词起草任务，我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表示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了吧！”这篇劝降书，当天夜里新华社总社就全文广播了，题目改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边的署名也改了，内容有几处也做了技术性的修改。这是毛主席为我修改审发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写的最快、审发最快、总社广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兴。

12月 17 日晚上 蔡凹 

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在蔡凹华野司令部举行。

由于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已胜利在握，会议着重讨论了未来渡江作战和队伍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张震起草渡江作战计划。会议于 12 月 18 日结束。12月 19 日，刘伯承、陈毅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野司令部。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

12 月 18 日 徐楼

据前线司令部今日统计，自淮海战役开始至前天作战40 天中，敌人共损失34 个整师，即黄百韬兵团 10 个师，黄维兵团11 个师，孙元良兵团 4 个师，冯治安部 4 个师，孙良诚部两个师，刘汝明兵团 1 个师，宿县 1个师，灵璧 1 个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 3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1个师起义，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赵璧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 27 个半师全部被歼灭。

昨日消息：敌在陈官庄附近修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昨天降下一架运输机，运走一部分人员。杜聿明仍企图突围，据说在等待空投给养，给养充实了即行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