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的八路军战士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非常流行的民谣，有多流行呢？

　　启功先生回忆说，陈立夫、陈诚在北平市党部的各大学教授、副教授招待会上，批判大学生们在沦陷期间，思想消极，不思报国。结果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直接就拿这句话怼他们，意思说抗战八年，你们跑哪儿去了？学生们很爱国，他们知道谁积极抗日，谁消极抗日，所以都投八路去了！

　　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陈立夫没说啥，参谋总长陈诚气坏了，大喊：

　　“那你就投好了！”

　　陈诚为什么瞬间破防呢？

　　因为这句话，在国军内部的流行程度更高，出现也更早。红军时期，就有大量国民党军官兵，或向我军缴械投降，或勇敢起义，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特别是一些杂牌军的军官，受嫡系排挤，苦不堪言的时候，往往爱说这句。也不乏行动者，比如投奔井冈山的毕占云（川军）和张威（滇军），他们可是1928年，朱毛红军刚刚经历了“八月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期。

　　1938年4月，卫立煌（中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合影

　　甚至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在抗战时期，也曾至少两次提出过加入我党的要求。

　　但问题是在旧军队中，无论新旧大小军阀，手里的枪杆子都是他们的命根子。说要投八路，不是被逼无奈，又能有几人，愿意把命根子交给共产党，自觉成为人民军队中一分子，听党指挥，为民驱使？别的不说，即便有此想法，但真正落到实际，从有想法到有行动，最终变为自觉自愿，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不讲条件，不讲待遇，这是需要一番非常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的。

　　1924年，周口富商、河南省参议会议员李国瑗，到北京做生意，事办得差不多，准备回河南了，找了家豫菜馆子，请冯玉祥部队在京的几位老乡，吃点好的，顺便联络感情。有冯玉祥的卫队营长魏凤楼，有鹿钟麟的参谋张振江，有韩复榘的连长展书堂，基本都属于冯军的中下级干部。

　　这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张振江了，他爹在前清，做过嵩武军统领、山东巡抚张曜的文案（秘书），他本人上过私塾，读过西式学堂，又毕业于河南陆军测量学校。席间张振江告诉李国瑗：

　　“听我的话，回周口后，赶快把你那田产、庄园、家当、财宝卖掉或者送人，留这些东西无异于背上一口大黑锅，到时候你扔就扔不及。这话可不是用来吓唬你的，从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将来都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正地主是当不长了！”

　　电影《直奉大战》剧照

　　当时魏凤楼和展书堂，都觉得这哥们喝多了，不当地主，置房置田，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人生还有啥奔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咱们不说展书堂，今天说说魏凤楼。

　　魏凤楼是河南西华人（今属周口，展书堂也是西华人），如果搁现在，仅凭他爹一手做胡辣汤的绝活儿，再炸个油条、油饼、菜盒子，还有牛肉粉条大葱馅儿的水煎包，在省城郑州买套房子，养一家人，绰绰有余。河南人都知道，胡辣汤的发源地是西华，如果您想喝最正宗的胡辣汤，要么到西华，要么找西华人的店。

　　可搁在清末民初的河南，魏凤楼的爹给大财主家当厨工，妈妈当佣人，累死累活，能享受的最大“恩典”，也就是全家人跟驴一块挤在磨坊里睡觉，更别说顿饱饭了。魏凤楼参军前，就不知道吃饱是啥感觉，偶尔偷偷多吃一口发霉的窝头，都会被爹妈打得半死，让老爷知道可咋办？

　　幸好冯玉祥来豫东招兵，冯这辈子都很喜欢这批豫东兵，忠厚老实又能干，因此他的班底中，日后官居军、师长的基本干部，很多都来自这里，除魏凤楼、展书堂和张振江外，著名的还有吉鸿昌、梁冠英、张凌云、田金凯、雷中田等。

　　魏凤楼很能打，很快就升任冯玉祥的卫队营长，然后是卫队团长。

　　冯玉祥大刀队三件宝，驳壳枪、大刀和马枪

　　这个团还有个名字叫“手枪团”，知道的朋友更多。抗战前的军阀部队，火力和战斗力都不强，所以就学晚明的办法，把亲军卫队搞成突击队。好钢用在刀刃上，毛瑟半自动手枪，也就是“盒子炮”，就成了标配。冯军很有特色，冷热兵器一起上，给手枪团再标配上大刀和马枪（短步枪），远打近砍。1924年，冯军先后跟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和李景林、张宗昌打过好几仗，关键时刻三天两场交手仗，都是魏凤楼带人冲上去的，五步才开枪，可见彪悍。

　　到了中原大战，魏凤楼已经升任了军长，但他的建议屡屡不被冯玉祥采纳，又不愿投奔蒋介石，就把部队交出去，去北平当寓公了。冯玉祥失败下野，身边需要卫队长的时候，他又舍弃一切，毅然追随，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到重返泰山，不离不弃。所以魏凤楼在西北军，甚至整个军界，名声极好，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积累了人脉。

　　魏凤楼是旧军人参加革命的一个很好剖面，既有西北军干部艰苦朴素、能打硬仗的传统，也有自保自利、有奶是娘的毛病。

　　中原大战后，冯军失败，被蒋军改编，就没了亲娘，更丢了魂魄，蒋介石对他们的排挤打压，又愈演愈烈。所以从红军时代到解放战争，从中原大战第二年，1931年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到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第三天，三绥区的贾汪起义，再到1949年底，辗转归了川军的张宣武，率领有西北军老底子的41军什邡起义，冯系部队投共，层出不穷。

　　不但有投共的，还有投日的，抗战期间投日的国民党军将领中，冯军最多，几乎占到一半了，其次是东北军。这俩都是没娘的拖油瓶，国民党军又没有我军的思想改造和平等观念，人家自然有奶就是娘，到处想饭辙！

　　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同志们合影

　　1930年的下半年，魏凤楼即与我党有了接触，和吉鸿昌、南汉宸商谈过双方合作反蒋的前景。1937年底，在豫东组织武装时，由彭雪枫介绍，成为我党的特别党员。所谓“特别党员”，1938年我党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报告中指出：

　　“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杨度和张学良都是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党员，至于其他没有公开的，也许明天的历史会有更惊人的名单。他们这些同志，往往隐身龙潭虎穴，为了安全起见，不编入党小组，不过组织生活，不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与其他党员发生横的关系，只和党的负责同志保持单线联系。

　　但问题是，一个人在组织上入党，一生可能只有一次，但要想真正在思想上入党，却是一生一世都需要的坚持。改造思想，远比形式上加入，要难得多！

　　比如魏凤楼，相关党史、地方史料和文史资料中，总爱为尊者、贤者讳，上来就是高大上，仿佛他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完全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百炼成钢的成长过程。魏凤楼的前半生，的确是不断追寻光明的过程，但其间颇多坎坷，在冯玉祥军中，甚至参与镇压过陕北渭华起义，对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动过刀子，当然最终还是修成了正果。但在最初阶段，他这个“特别党员”的实际党员含金量，又有多少呢？

　　换言之，真诚度如何？是不是多头下注，分散风险？却是个既值得考虑，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魏凤楼

　　我特别喜欢魏凤楼——这位河南老乡旧军人，在他身上，你能看到成为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能看到魏凤楼同志从摇摆不定，到坚定不移的转变过程。这对于今天我们的共产党员，如何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也是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抗战爆发，各地民军四起，各方势力都想在豫东发展地方武装。魏凤楼乡里乡亲，有威信，但面对国共两方势力，就需要站队了。同时我党虽有本乡本土的吴芝圃，但彭雪枫和张爱萍都是外来干部，要做大就必须先做强统一战线，从这点来说，魏凤楼和我们互有需求。但他在我党协助下，做大做强后，一战区的卫立煌来改编，他就动摇了，他的反蒋在现实利益之下，也便打了折扣。

　　有的领导同志不理解，魏凤楼是党员，虽然叫“特别党员”，不还是党员吗？怎么能首鼠两端呢？这不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

　　还是彭雪枫同志的水平高，跟西北军也渊源深厚，因为族叔彭禹廷，也就是在镇平搞宛西自治那位的关系，对旧军人，特别是接近我党的西北军旧军人最为了解，所以认为：

　　蒋介石对拜把子大哥冯玉祥的余部，也就是老西北军，一贯是采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他们现在拉拢魏凤楼，实际上是想借整编，把魏本人及其部队搞掉。魏是特别党员，不是正式党员，我们不能以党员的全部标准要求他，人家有想法也很正常，毕竟没有改造思想，本质上还是旧军人，因此不要阻止魏凤楼接受第一战区长官部的改编，更不要强留，留也留不住。我们和魏凤楼，都要把眼光放远些，劝他认清利害，以大局为重，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咱们自己也要明白，蒋介石不会给他任何好处，相信他在碰了壁之后，是会再向我党靠拢的。

　　抗战时期的彭雪枫

　　要相信，不要盲信，革命的两手还是要准备的。一部分暴露身份的同志撤出来，其余的同志继续留下坚持工作，党继续同魏凤楼本人保持联系和友谊。

　　后续发展，果如彭雪枫所料。加入一战区序列，奋勇抗日，腹部负重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的魏凤楼，被国民党耍了。卫立煌为魏部报请军令部核编为师的番号，被何应钦二话不说就给否了。因为当年中原大战就有梁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代，魏跟吉鸿昌是铁哥们，又一直站队冯玉祥，冯可是最恨亲日派的何应钦，后者当然知道。何况在豫东，魏凤楼“亲共”的名声在外，所以你再能打鬼子，再忠于党国，再有卫立煌为你说项也不行，说不行就不行，给谁都不给你！

　　还好卫立煌是君子，自己范围内，给了魏凤楼部队以“游击第一纵队”的番号，每月发三万元经费，但从未发过武器，补充过弹药。没多久，国民党的政工人员就下来了，魏凤楼慌了神，这是要控制我啊？西北军老兄弟们说过多次的“狼来了”，这次是真来了！

　　到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对魏凤楼的部队，干脆不再供给任何物资，作战时，却要按一个正规师来用。

　　明清两朝皇帝，北洋的大总统都知道，天无白使人，朝廷不差饿兵。既要我替你出力，而且是关键时刻出死力，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超能力，却这般欺负人，往死里欺负，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抗战时期的蒋鼎文

　　说白了，这不就是“打死外敌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的老章程吗？可现在不是抗战，一致对外吗？何况咱们不都是国军吗？

　　魏凤楼也真硬气，即便这种恶劣环境下，也宁死不降鬼子。拐着残腿，好不容易带着人，杀出条血路。渡过黄河，收容部队，只出来十分之一。

　　蒋鼎文接班卫立煌之后，魏凤楼的日子更难过了，多次要吞并魏部，所以还是彭雪枫看得准，这就是杂牌的宿命。不用我们去教育魏凤楼，自有蒋介石集团的各路诸侯亲自下场，秉承蒋介石的主意，为无数个“魏凤楼”，当好老师。

　　大饥荒的1942年，魏凤楼游击纵队——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牌，驻扎郑洛之间的广武（今属河南荥阳），虽然蒋鼎文那个狗东西对他卡脖子，自己还饥一顿饱一顿，可看到老百姓成批饿死，魏凤楼还是咬咬牙，让部队打开仓库，借粮给饥民，规定借一斤陈麦，麦收后还新麦一斤。而在当地，借一还三才是正常行市，这还得你有房子有地先来抵押，要你还五斗的都有。西华县老家的灾民听说了，也去广武找魏。开始去的灾民少，每人每天一斤玉米，后来去的灾民太多，改为每人每天半斤玉米。

　　魏凤楼的部队能如此，还是因为他这个人厚道，部队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这跟三十八军很像。陕军历史上在豫西名声很臭，跟镇嵩军在陕西差不多的情况，然而三十八军（杨虎城余部）却名声极好。原因很简单，赵寿山也是特别党员，部队里也有党组织，所以不但打鬼子坚决，对老百姓也不错，军纪严明，抗洪抢险，放粮救民，都不含糊。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组部就有文件明确，待遇等同我党的“三八式干部”，即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同志。

　　杨虎城下野后，他的部队在国军中也身份尴尬

　　我党在豫西的形势一度相当不错，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卫立煌遭到忠诚度调查，被调离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剥夺军权，赵寿山和魏凤楼也都差点吃了挂劳。

　　8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我们河南大学的党组织就遭到了破坏，地下党员、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也因此被捕，河南党组织成了惊弓之鸟。虽然如今党史里“紧急大撤退”成了美谈，但实际上却造成后方抗日反顽斗争与豫东、豫南抗日军事斗争的严重脱节，等鬼子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河南大片地区出现空窗期，河南党组织却无力运筹抗日局面。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甚至波及建国之初，河南大学的拆分和衰落。

　　1944年5月，鬼子大陆交通线战役第一阶段的河南战役，在渡河突破口的选择上非常精准，就在从魏凤楼和高树勋这两个杂牌军和李家钰川军三十六集团军的结合部。川军的情况，咱们前面汤恩伯那篇讲过了，而魏凤楼部是游击军、高树勋部是河北民军，装备和训练还不如川军，好歹后者还有大口径的82迫击炮呢！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军内部，蒋介石集团乐见并积极促成各派系的严重不团结，由此带来军队风纪也很差。你不知道哪天，就被撤编，被嫡系吃掉了，何必那么认真，认真给谁看，又为了谁？河防前沿，命悬一线，可走私贩私，吃喝嫖赌是家常便饭，军队上下都是漫不经心的态度。天下太平，得过且过，即便鬼子真来了，怎么可能就一定会从自己的防区开刀呢？

　　高树勋

　　所以河防一旦打开，便成溃败之势，国民党军队根本挡不住日军的攻势，纷纷西撤或南撤。

　　魏凤楼和高树勋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这对难兄难弟在乱军之中，难得打个照面，也只能个人顾个人了，高树勋说：

　　“前途未卜，咱们兄弟各奔前程吧？”

　　话音未落，不等魏凤楼答话，高树勋就急匆匆带部队撤走了。

　　此时此刻，高树勋绝对想不到，山水不转人要转，次年他竟与魏凤楼相聚于解放军的阵营内。高树勋的邯郸起义，比魏凤楼的柳林起义，晚了两个月又十天。

　　大家都在往西，往南走，魏凤楼害怕随着国民党部队后撤，不被鬼子吃掉，反而先会被自己人消灭。遂逆势向东，准备突破鬼子封锁线，回豫东老家发展。但鬼子可不是吃素的，东进第一夜，魏凤楼部遭遇第一道封锁线，就被打花了，几乎全军覆没。能打出去的，也就是掌握在我党总支手里的少数部队，时任游击一纵话剧团主任，童工出身的女党员杨春芙同志，就是其中代表。工人党员的坚定性在这方面的表现，绝对可歌可泣！

　　落到鬼子手中，按不少西北军老兄弟们的传统，就该转型为“和平建国军”了。所谓“和平建国军”，简称“和平军”，就是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收编的华中地区国民党降日部队。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总参谋长的刘郁芬，还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苏豫边区绥靖军副总司令张岚峰，不是老长官，就是老伙计。

　　孙良诚（左二）

　　不过鬼子并没重视魏凤楼，实力太弱，装备太差，人员太少，甚至保安团都不如，还身体残疾，怎么跟共产党打？怎么为大日本蝗军奋勇作战？怎么应付蝗军都疲于奔命，想起来头疼的游击队？

　　所以，魏凤楼的游击一纵队被缴械后，他本人就被扔给了开封的孙良诚，用现在话说叫“监视居住”。孙良诚是魏凤楼的老朋友，左路备补军时代就有交情，当年在老主公（冯玉祥）帐下，也是频繁走动，酒肉不分，吃吃喝喝。可如今魏凤楼落难了，部队完全被打花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孙良诚连正眼都没给一个。开封可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完全能说了算，绥靖公署的高参，车马费就够养着了，给谁不是给？不看僧面看佛面，老朋友不认了，老主公的面子也不给？

　　魏凤楼好歹是当过中将军长的体面人，如今却沦落于开封街头，形同乞丐，理发修面的小钱都拿不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唯一的“体面”，就是身上这件破旧的黄呢子军服，铜扣子都快掉完了，贴身衬衣还是用土紫花布做的，怎一个“惨”字了得！

　　就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了山重水尽，人厌狗嫌的时候，魏凤楼的入党介绍人彭雪枫，派人来找他了，说：

　　“西华有枪支，群众有抗日要求，你不要在开封住了，应该回西华去，组织抗日队伍。等组织起来队伍后，到豫皖苏或冀鲁豫边区，我们欢迎你。”

　　商丘，伪“中央和平建国军第一军司令部”

　　换了是你，国民党害你，日本人瞧不起你，当汉奸的老哥们都蔑视你，可你当初甩掉人家，另攀高枝的那位，如今啥话不说，不翻旧账，给你条出路，你会咋想，你该咋办？

　　人在难处拉一把，特别是走投无路，见过太多欺骗与背叛的老西北军人，谁也不是傻子，好赖总是能分清的。当然现实生活中的郝鹏举之流，也不少见，但我还是相信好人多，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士为知己者死，听到这些，魏凤楼痛哭流涕，从此才真正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

　　回到西华，魏凤楼的西北军老朋友，驻商丘的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来了封信，当时国民党给了张岚峰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名义。这家伙很清楚，当初日本人看重自己，如今蒋介石频频招手，还不是因为自己有实力，有枪就有实力，就有一切，要坐镇豫东就必须有更多的人枪，未来才能有地位，正所谓有作为才能有出路。所以关键时刻，必须赶紧划拉队伍，玩到框里的都是菜！

　　张岚峰委任魏凤楼，为淮（阳）、西（华）、太（康）绥靖司令，给了部分枪支。也就半年，魏凤楼重新搞起来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共三千八百人枪。当然这背后，既有魏凤楼的个人威信使然，更与我党我军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华北地区的伪军起义，集体参加八路军

　　当杨春芙同志穿越三道封锁线，作为党的代表，来找魏凤楼，希望择机起义，回到党内的时候，魏凤楼毫不犹豫，表示坚决按党的指示行动。杨春芙问魏凤楼：

　　“你有什么要求吗？”

　　魏凤楼回答：“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再做‘特别党员’，恢复党组织关系。”

　　1945年“八一节”，冀鲁豫区党委向魏凤楼宣布：

　　“经中央批准，恢复魏凤楼同志的党籍。”

　　剩下就没什么悬念了，魏凤楼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让他率部起义的指示，于8月20日，以演习为名，在我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率部成功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对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向我投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杨春芙同志亲自带了我军的一个连，把魏部的军官家属全部带到解放区。

　　也许越是在旧社会吃苦头多的，越是懂得光明的珍贵。当魏凤楼从特别党员变成普通党员，他在思想觉悟上的变化，也让人觉得那时那党改造人的威力。

　　魏凤楼起义后，部队改编为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不到半年，张岚峰部国民党第三路军五十五师副师长王继贤也率部起义，加入豫东纵队，魏凤楼任司令员，王继贤任副司令员。两军合并，如何使用干部，谁正谁副，谁升谁降，议论纷纷。按照国民党的老章程，那自然是魏凤楼吞并王继贤，不说大换血，起码明升暗降，偷梁换柱是没得跑。

　　晚年魏凤楼

　　但是魏凤楼同志却表示：

　　“原来纵队的同志要顾全大局，要同王继贤同志领导的干部战士搞好团结，要尊重他们，干部使用上要多照顾王继贤同志带来的人。”

　　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处的岗位还好说，下面团长的安排就成了问题。王继贤部过来时，减员很大，实际人数已经很少，有位团长几乎成了光杆，但跟魏凤楼部三团合并时，魏凤楼却亲自去做原任团长的工作，说：

　　“咱们都是党员，人家是非党员，身体还不太好，咱们让贤是应该的。”

　　为了团结，原来的团长当了副团长，新来的团长当团长。魏凤楼同志瘸着腿，一个个单位走下去，跟自己的老部下做说服解释工作。

　　这就是我们党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正是靠着这种力量，我们的党改变了魏凤楼，改变了千千万万个魏凤楼这样的旧军人，也最终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彭雪枫

　　尾 声

　　1949年1月，魏凤楼同志调任北平军管会军政物资接管部副部长。建国后，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要求退下来搞农业，先后担任任天津芦台农场场长、华南垦殖局机务处处长。1978年在郑州去世，享年82岁。

　　杨春芙同志，河南开封人，1905年生，7岁当童养媳，12岁当童工，1925年入党，丈夫李子纯烈士1933年牺牲，此后她的一生以革命事业为伴侣。解放后曾任开封救济院院长、干休所所长，1992年逝世。

　　王继贤同志，河北围场人，是一名归队的老党员，重新入党、再次参加革命后，任劳任怨，病逝于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的工作岗位上，享年60岁。

　　周口富商李国瑗，开明士绅。解放后，任周家口市（今周口）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国初期，积极参加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武器活动。1950年底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张振江，河南周口人，1898年生，曾带队随鹿钟麟，把末代皇帝溥仪从紫禁城中驱逐。1930年后，长期在河南任地方官，担任过三任县长，三任专员。1947年淮阳解放，被我豫皖苏军区部队俘虏。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魏凤楼劝张振江，就此回家。释放后，张振江跑到国统区的武汉，被白崇禧任命为新组建的一二七军副军长。1949年12月，在四川巴中起义。1975年去世，享年77岁。

　　彭雪枫烈士，河南镇平人，1907年生，1925年入团，次年转党。在红三方面军中，彭德怀、黄公略被称为“大彭黄”，彭雪枫、黄克诚则被称为“小彭黄”，彭雪枫是红军时期闻名全军的青年将领，娄山关就是他带主攻部队打下来的。1944年9月，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同志，在河南夏邑指挥作战时牺牲，时年37岁，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