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看家本领之一。但时下阶级分析方法却在历史研究中被淡化或忽视了。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并不等同于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不等同于否定阶级分析方法。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就无法正确解释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五位学者围绕“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研究”这一主题撰文，希望能对相关研究和思考有所推进。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20世纪50—70年代，受时代氛围的影响，部分史学家对阶级的理解存在误差和偏颇，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出现了僵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有所减弱，部分史学家不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如何看待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合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史学理论问题。

一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之后才明确的概念。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给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从他的论述中可知，阶级是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方式而划分出的实有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不是按照收入的多少，钱包的大小聚集起来的，而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方式凝聚在一起。列宁明确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他还说：“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是对阶级最为扼要的定义。“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是历史性的存在，有它产生和消亡的过程。阶级产生于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则不会有阶级。

阶级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已经存在，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在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存在着阶级分析方法的雏形。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将社会划分为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三大社会集团，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等人在研究中也触及到了阶级斗争。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揭示了阶级背后的实质，从而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研究历史和观察现实的主要工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段即明确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毛泽东说得更明确：“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是理论家，也是革命领袖，他们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影响了历史走向。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科学指导了欧洲的工人运动；列宁采用阶级分析方法领导了十月革命；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运用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是新民主义革命致胜的法宝。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荣传统。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无不贯穿着阶级分析方法。林甘泉曾说：“在历史科学领域内，是否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刘大年、胡绳等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对中国阶级社会的社会性质、发展道路、政治斗争、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阶级身份、农民起义、哲学思想、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在历史研究中开展阶级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毋庸讳言的是，以往的研究也出现了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将历史上丰富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单化，另一个误区是在历史研究中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的表现形态十分丰富，阶级间的关系也特别复杂，但20世纪50—70年代，有些学者对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理解过于僵化：将丰富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两大阶级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过于强调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对于阶级间的同一性和相互依存强调得比较少；过于否定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对它们的贡献提得比较少，等等。出现这些偏颇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研究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不是从对史料的整理、鉴别、分析和解读出发，而是从后设理论视角去剪裁史料。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史学者不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尤其是农民起义评价等方面出现了偏颇。比如一再贬低太平天国运动，认为它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动乱，而看不到太平天国起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看不到无数农民在地主的压迫下无法生存揭竿而起的历史事实。比如一再抬高曾国藩和李鸿章，而看不到他们作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一面。比如通过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段妖魔化郭沫若等革命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看不到他们是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优秀代表，看不到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上的巨大贡献。事实证明，离开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看不到历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二

阶级分析只能建立在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上，不能用现在的阶级概念去比附历史上的阶级情形；历史研究也只有贯彻了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揭示历史本质，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

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阶级，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而且随着利益的分化和重组，阶级间的关系也在不停变动。在欧洲的封建社会，“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社会集团。”这就提示我们将封建社会简单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对复杂历史的遮蔽。只有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才出现了两大对立的主要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存在着特殊情况，如1848年的法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但12月10日农民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共和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临时性替代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

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既有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也有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农民和地主是相互斗争的，历次农民起义就是矛盾斗争的极端表现，但他们也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农民阶级也就不会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互斗争的，但他们也是相互依存的，没有资产阶级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特点恰恰在于：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统治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都只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影不离”表明了它们的同一性。斗争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有时候斗争性隐藏在同一性之下，或者表现为同一性。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阶级对立之中，又存在一条乡族结合，他们可以齿爵的不同，使得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通过地缘和血缘的乡族结合得有一个缓冲地带，缓和了矛盾，并混淆了阶级关系，把等级森严的阶级对立，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能搞乱阶级对立关系，还盛行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以扩大宗族势力，掩盖剥削关系。明清社会即将奴仆称为义男、假子、家人，把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成员，混同于家庭成员之中。此外，还流行同姓通谱之俗，几遍天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大阶级间的真实反映，也正是有了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才有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阶级对立方式颇为多样。以前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过于强调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只是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不是历史的常态，阶级斗争更多是以武装斗争之外的其它方式进行的。恩格斯在德国工人斗争条件相比于1848年法国街垒巷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情况下，称赞德国工人阶级“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这提示我们在分析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得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分析其采取的斗争形式，不能认为阶级斗争中只有武装斗争，更不能在评价阶级斗争时一味赞扬武装斗争。

在研究阶级利益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对立时，马克思提醒道：“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将农民起义者称为盗匪，把对他们的血腥镇压称为保境安民，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如果由此轻信他们的言论，则没有将他们的言辞和他们的实际利益区别开来。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后，还在宣扬为实现孙中山遗志继续革命，如果由此以为他领导的国民党代表了民族资本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那也是没有将他们的言辞和他们的实际面目区别开来。

在不同历史时期，阶级对立有紧张和舒缓等不同表现。阶级斗争在20世纪中国曾长期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历史条件变化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应该有所变化，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只会阻碍社会进步。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是实事求是的辩证思考。

同一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不一样。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但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先后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自由小农”，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徒附部曲为表现形式的农奴，北魏隋唐时期以均田户为表现形式的自耕农，北宋以后的契约佃农等不同形式。

同一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它又划分为很多阶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有家内奴隶和耕作奴隶的区别。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也有很多阶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将中国近代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等不同阶层。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有利益攸关之时，但也有相互对立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这里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产业无产阶级，而对于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则是深恶痛绝的：“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些社会渣滓极易被人收买，非常厚颜无耻。”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流氓无产阶级组成了秘密宗派十二月十日会，“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的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逃脱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路易·波拿巴伙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在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在路易-菲利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的一部分”，“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中国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中等资产阶级。”前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起过严重的破坏作用”，而“民族资本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羁绊，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繁荣以本国产品为主的国内市场，因此，它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它曾经反映了民族利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是旧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而民族资产阶级正是当时这个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常常产生矛盾，这在中国近代社会表现突出，茅盾的杰出长篇小说《子夜》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矛盾。

同一阶层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不同集团的斗争甚至成为某一历史舞台的主要场景。比如从初唐至盛唐，在统治阶层内部就经历了从“关陇集团”逐渐失势和山东地主阶级逐渐得势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正因为个人属于一定的阶级，所以不能以英雄史观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其所属的阶级利益行事，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个人的阶级身份可能会发生变化，不能以出身论阶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常常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想法，有极少数人的确能够通过科举制度或者积累军功实现这种想法，当这一想法实现之后，他们就从农民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一员，从而实现阶级的跨越。《共产党宣言》认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这就揭示了个人阶级归属的变化。判断个人属于什么阶级，归根到底是看他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以及占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上，有些方式是比较明显且易于观察到的，有些方式则是比较隐蔽而不易觉察的，这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自发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是有区别的，自发的阶级是从阶级存在以来就有的，自为的阶级是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无产阶级是自为的阶级，他们清楚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使命。马克思认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他们之所以能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是因为他们有了阶级意识。但并不是工人团体都具有阶级意识，巴黎公社中的布朗基派是多数派，但“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多数人是凭着“阶级本能”做事，他们还不属于自为的阶级成员。农业短工是工业工人的“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缺乏阶级意识的，所以农民阶级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仅仅是自发的阶级，还不是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曾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这段文字中出现两个“阶级”，前一个“阶级”作“自发的阶级”解，后一个“阶级”作“自为的阶级”解。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阶级和阶级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前有些研究将阶级做了简单化处理，在奴隶社会只关注奴隶和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只关注农民和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只关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同一阶级及其演变的理解也比较机械，认为同一阶级的利益必然一致，行动必然一致，甚至认为个人的出身决定其阶级属性，这些都没有将阶级的研究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形态及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断变化，阶级不停分化重组，一些旧的阶级消失了，一些新的阶级诞生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惯用的一些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还不足以完全应对现实，这都需要我们不断发展已有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观点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是最为丰富的，我们可以不断从文献中获得以前不知道的史实，从而最大限度丰富我们对阶级的认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仅需要分析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实事，也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分析研判。从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从现实需要出发，尊重客观现实，在具体研究中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这是今天我们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方法适用于一切历史领域。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史料最为丰富、成熟度最高的学科之一。以往的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都要批判地继承，不能眼中只有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只是研究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斗争、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问题时的基本方法，有它的适用范围。基本方法不能代替其它方法，我们不能把所有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都归结为阶级关系，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一切历史现象。

三

在历史研究中进行阶级分析不能没有阶级立场。我们研究历史，进行阶级分析，要站稳人民的立场，阶级分析有利于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为人民服务。

一定的阶级有一定的特点，站在人民的立场，通过分析这些阶级在历史上的表现，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少走弯路。对于资产阶级，恩格斯从1848、1871年两次战争中得出经验。在1848年，“工人们经过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而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屠杀，“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至于小资产者、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期间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斗争之后则去投靠胜利者。这是他们的本性。”这都是从血与火的战斗中得出的教训，在阶级还没有消灭之前，这样的故事难免不会重演。我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在未来的斗争中就会更有经验。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是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要实现这一使命，必须继承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剥削阶级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习惯于认为人类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当然，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主体，像金字塔、云冈石窟、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它阶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帝王将相和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上升期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列宁曾说：“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这提示我们要充分肯定曾属于剥削阶级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创造并丰富起来的，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宝库。可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不意味着就要忽略和抹煞其它阶级的贡献，而是要以宽广的胸怀，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向自由人联合体不断迈进。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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