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于中国革命胜利和党的建设的大局，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倾向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进行的一场全党思想教育运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长期革命实践选择的结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将整风运动描述为毛泽东与王明等“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权力斗争，曲解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的战略意图，脱离了历史的真相。

2022年是延安整风运动80周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这场运动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党的成功典范，而且开创了通过整风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先河，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80年岁月的洗礼，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和影响早已深入人心。然而这段早有定论的历史，一个时期以来却屡遭非议和诋毁，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下文简称“高著”）就是典型代表。高著声称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呈现出来”，实际上却是以“权力斗争”为名来曲解延安整风运动。该书认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取得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和1941年九月会议上取得“对于王明等的绝对优势”后，进而发动了一场全党思想改造运动，从“国际派”那里“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显然，该书以权力斗争为主线来描述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意在告诉读者，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经过长期酝酿，向王明等“国际派”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夺权之战。这种纯粹权力斗争框架下的西方叙述话语，能客观反映延安整风的历史真貌吗？整风运动究竟是毛泽东着眼于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还是以夺权为目的的预谋？历史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基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考量

高著提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已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一个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高度团结和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重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产业工人严重不足，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工人阶级先进性质的政党，是一个重大而严峻的课题。国民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党的组织开始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成员中广泛吸收力量，由此也带来党的阶级构成的变化。据统计，1927年3月至1928年6月，农民党员占全国党员总人数的比重由18.7%上升至76.6%，工人党员所占比重则从53.8%下降为10.9%，1930年9月更是降至1.6%。因此，联共（布）领导人一度怀疑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他们甚至以“农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称谓。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此前的4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80万人。在这些新党员中，80%以上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他们必然会把自身固有的弱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导致个人主义、贪图享受、意志薄弱、左右摇摆等各种错误倾向不断滋长和蔓延。这不仅冲击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与党在恶劣斗争环境下所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和艰苦奋斗精神相背离，对于一个担负着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重任的政党来说是绝不容许的。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若依了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已经迫切地摆在党中央的面前。

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不可能选择一条与俄共（布）、联共（布）完全相同的成长壮大之路，党的建设也不可能照搬苏联政党建设的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几乎完全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改造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以使这个大多数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组成的政党，在实际斗争中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员，但入党还有一个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只有思想上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因此，面对党员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因素，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的重点投向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矛盾，亦即处理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在他看来，“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也就是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只有首先进行思想整顿，解决广大小资产阶级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才能解决组织建设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才决定在全党范围发动整风运动，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在自我批评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全党呈现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了自身的布尔什维克化。因此，整风运动的实践，是毛泽东着眼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而展开的。诚如邓小平所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矛头对准党内严重危害革命的教条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要摧毁的“理论权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严重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

从党的创立到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21年的革命历程中，反复受到党内教条主义的侵扰，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严重挫折。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然而，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没有来得及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刻总结，造成了党内许多同志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依然认识不清。这一情况使得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继续坚持其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犯过去的错误；也导致教条主义流毒全党，在不断发展的新生革命力量中滋生蔓延。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党的大批新党员，更容易被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所蒙蔽。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和盛行，严重危害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对当时红军内部“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的现象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切肤之痛，更加深了他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党和革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努力摆脱教条主义干扰的同时，也开展了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无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尤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更从哲学的高度对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和忽视矛盾特殊性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在党内继续推行教条主义路线，使毛泽东意识到党内教条主义之顽固、清理之艰难。于是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号召，从而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升到战略的高度。皖南事变后，党的革命力量又一次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受严重损失，这使毛泽东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内历次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因此，针对党内仍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他大声疾呼：“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力度之大、愿望之强烈。正是教条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带来的沉痛教训，特别是现实中的严重危害，使毛泽东将反对教条主义视为关乎中国革命成败和党的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在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之所以在党内根深蒂固，其危害之所以不易被广大党员所认识，原因就在于党内一批精通理论教条，却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的留苏干部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阵地，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留苏干部被提拔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虽然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的薄弱，但同时也导致意识形态领域被教条主义者所统治。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生吞活剥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排斥和压制党内不同声音，用宁“左”勿右的教条指导革命，导致党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几乎损失殆尽。对此，毛泽东痛心疾首地批判博古等人自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夸夸其谈，不顾实际。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回国后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场合，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继续迷惑和蒙骗广大党员干部，还将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的《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再版发行，作为理论学习的资料推荐给广大党员。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许多干部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挫折的新党员，仍将那些既精通马列经典，又有留苏背景的领导人看作理论家，将曾两度犯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视为党内的理论权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公开批评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钦差大臣”满天飞，矛头自然是有所指的。但是，对于这样的批评王明并不认同，他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王明的话使毛泽东深刻意识到，正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假理论家，长期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才使得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在党内延绵不绝。为什么是假理论家呢？毛泽东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真正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等人能背诵成篇的马列词句，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充分了解，没有把理论作为指导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理论家。遗憾的是，党内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要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根除党内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就必须认清王明等人的“假马克思主义”本质，打破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的理论权威。也正是从清算教条主义的迫切愿望出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

高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与留苏势力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无矢之的，因为这一命题本就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体现了鲜明的战斗性。这种斗争的背后反映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书本词句，还是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斗争，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两种不同态度的分歧，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原则性问题的斗争。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始终关系党的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如何摆脱教条主义的危害并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党领导革命成功的前提和保证。然而，由于党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在现实斗争中犯了“左”的或右的错误。历次革命的严重挫折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的意识。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态度，领导工农红军取得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粉碎国民党多次军事“围剿”等重大胜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也深化了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针对党内“唯书”“唯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并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然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很难被习惯于照搬马列教条、将上级指示奉为马克思主义化身的党员干部所认同，反而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任不够。正是这种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党内长期得不到纠正，才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将党和革命事业置于生死边缘。这些惨痛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总结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错误和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他指出，所有这些情形，仍然是因为一部分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直到遵义会议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等现实问题接踵而来，这对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出了新的考验。然而，党在历经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实际运用能力的不足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抗日战争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大批新党员缺乏系统的理论教育和革命锻炼，不理解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另一方面，即使是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党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水平偏低、对党和革命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认识模糊的情况。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这种本领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本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正是从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就是要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端正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延安整风运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并从整顿学风问题入手，将肃清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风气，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为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为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列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们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他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什么是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问题的科学阐释。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总结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它明确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基本问题，随着这一战略的推进，使全党确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正确方向，是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刃”。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焕然一新，并不断走向胜利。高著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和推进的革命背景，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理解为与“国际派”进行权力斗争采取的行动，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选择

在高著看来，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全党整风运动，实质是为了处心积虑打压竞争对手，亲自将自己的“新解释”——毛泽东思想推到至尊地位。然而，这样的论述根本不符合史实。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不是依靠整肃异已的权力斗争夺得的。毛泽东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客观要求，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和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科学理解、阐释，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能科学指导革命行动的思想和理论。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国民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农民运动的认识，到八七会议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从遵义会议前后对党领导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思考，到抗日战争初期《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的撰写，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思想。他不断总结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教训，认识到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领导革命的同志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起来。为此，针对党内盲目迷信共产国际，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他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发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呼声，掷地有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号召，在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深入阐发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通过整风运动的实践，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理论原则。这不仅使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后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局面，也使毛泽东思想在经受各种复杂斗争的考验后逐渐获得党内的认可。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在深入总结历史问题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合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独创性理论。尤其是一些在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心悦诚服的赞誉。如张闻天在认真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后由衷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行动家，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能够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以他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而加以发展。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王稼祥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赢得了全党一致认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最终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既反映了全党的共识，也是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反映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它使党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有了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凝聚全党意志的精神支柱，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来说，意义重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显出它的重要意义”。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加速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毛泽东以夺权为目的的预谋，而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在这个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风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这句话很好地回答了如何从本质上理解延安整风的问题。高著脱离中国共产党肩负民主革命和自身建设重任的历史背景，将延安整风运动理解为毛泽东从王明等“国际派”那里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权力斗争，曲解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战略意图，脱离了延安整风的历史本质，是在“还原历史”面目掩盖下歪曲历史的叙述。

作者：郑凤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佑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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