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胡先生的字叫“适之”。

　　“适之”的意思，就是谁来了，他都能适之，无论是北洋军阀、蒋介石，还是日本人、美国人来了，他胡适之都能适之，来者不拒，简而言之，就是“共存”。

　　当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他站北洋政府；后来蒋介石屠杀爱国人士，殴打进步青年，他站蒋介石；再后来日本狼子野心搞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他站日本；二战后美国开始反共，封锁中国，他站美国......他真是太懂“共存”了。

　　胡先生这个人，讲话非常“胡肯”，满嘴“客观理性中立”，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其实说的都是些没有屁用的屁话，你看他一口一个进步、自由、包容……但面临惨痛、迫切、亟待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愿意做，帮助学生不干、帮助朋友不干、雪中送炭不干、救国救民不干、写文章骂军阀骂帝国主义更是死都不会干。

　　他一口一个“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结果一个问题都不愿意谈，一个问题都不愿意解决，整日价就是袖手谈风月，还要高高在上摆前辈资格，装青年人的导师。

　　这人还特别喜欢和稀泥、拉偏架，当恶势力欺负弱者的时候，他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当弱势的大多数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时候，他装模做样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冲动、不要过激”。

　　鲁迅先生就曾讽刺过这种人——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鲁迅《答KS君》）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伪自由书》）

　　1914年，日本强占山东，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接受21条，这时候的胡适就跪舔北洋政府“英明”——“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当时举国上下怒斥北洋政府卖国，胡适却跳出来怒骂爱国学生，说学生们得了“爱国癫”。

　　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贯主张不抵抗，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情愿亡国，绝不能对日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对宋子文说：反正东北都丢了，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不如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换取和平.......这段话被后来宋子文转述给蒋介石——“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1934年，胡适在北大讲坛上鼓吹“抵抗三日亡国论”，引发学生们的怒火，抱头鼠窜下了讲台，有人记载当时的情况：“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胡适先生在上课......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从此胡适就很少在北大露面。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

　　胡适还说：“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下图就是胡适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劝蒋介石“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走和平之路.....”

　　胡适还说，日本侵略中国，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承认他们占有满洲：“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在这封信的结尾，胡适还对蒋介石说：“我这不是卖国，我这是对国家最高的责任心！”

　　胡适还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卫合伙开办了“低调俱乐部”，筹划妥协投降，连国民党内部都痛骂胡适是“汉奸”。

　　胡适是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国百事不如人”，他说我们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这也是他对民族全无希望，对国家全无信心，一心想着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满嘴“中国应当被殖民三百年”的带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1937年抗战爆发，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和谈”，而是在劝老蒋“投降”。

　　鲁迅先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痛骂胡适，说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师”：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胡适对日本百般跪舔，却对抗日的中共百般仇视，他公开宣称：日军侵华的原因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仇恨，所以我们要尽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而不是武装斗争。而对某些政党，则应该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

　　胡适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争取美国援助，结果胡博士正经事情不干，跑到美国游手好闲，天天去大学里刷名誉博士，刷了20多个博士。当时举国抗战，无数仁人志士赶赴抗日战场，而胡适却千方百计赖在美国享清福，还大言不惭说：“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连蒋介石都对他的行为看不下去，骂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1946年，美国军人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同学们愤怒无比，要求严惩嫌犯，驱逐美国军队……胡适校长表示：“要相信友邦的道德，相信法律的公正”，“美军强奸女生，是法律问题，不要搞成政治问题，同学们不要被共产党鼓动，还是要好好完成学业。”

　　然而，北大训导长陈雪屏把沈崇的名字从北大名册上抹掉，国民党官方媒体造谣污蔑沈崇是“八路军”、“地下党”，胡适一声不吭。

　　胡适旁听了沈崇案的庭审，记者问他本案审判如何？胡适说“极为公正”！然而主犯皮埃尔虽然被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判有罪，结果上诉后却被美国海军上级法庭判了个无罪释放……

　　把胡适当同志和朋友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杨杏佛是胡适至交好友，都是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的会员，当时北平有一群学者学生，因为支持抗日，被蒋介石政府收押，受尽酷刑，当时胡适、杨杏佛、宋庆龄去看望这些爱国人士，这些人中间，还有胡适的学生，写着血书请恩师胡适救人。

　　《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证明，当时胡适收到的有关信件中，除了韩麟符、李肇音外，至少还有四封都明确说明有酷刑的存在。比如，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再如，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适在视察时与胡适谈过话的）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受审时，我挨了三次酷刑……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捕及拷打的哭声！哪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

　　结果胡适离开之后，对公众赌咒发誓说：民国政府没有虐待爱国人士，没有酷刑，没有打骂，生活条件很好，除了地方窄了一点，大家“宾至如归”。气得宋庆龄、蔡元培发电报要求他做出更正声明。但胡适拒绝更改，还反咬一口，说别人不尊重事实。最终，“大同盟会”在《申报》发布消息，要开除胡适。3月18日，蔡元培、林语堂二人具名写信，请各会员到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会，要履行程序正式开除胡适。所有人一致同意开除胡适这个叛盟者。

　　杨杏佛与他不同，杨杏佛眼睛不瞎，说了人话，结果蒋介石派人暗杀了杨杏佛，杨杏佛走在大街上，抱着儿子，被特务活活打死。

　　“6月18日上午八点过后，杨杏佛带着14岁儿子杨小佛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口上了汽车，等车一启动，杀手们分三面围了过来，掏出手枪齐射，杨杏佛紧紧伏在儿子身上，身中数弹，不治身亡，司机亦重伤。”

　　杨杏佛的追悼会上，社会名流都来了，宋庆龄、孔祥熙、鲁迅、叶企孙，共产党、国民党、左中右都来了，鲁迅先生出门的时候被军统威胁，说你要是参加杨的葬礼，就不要回来了，结果鲁迅把钥匙丢在家里就出门了。但是，他的“至交好友”胡适没有来，人影子都看不见，最无耻的是——他还造谣说杨杏佛脾气不好，没有人缘，所以才会死，和蒋委员长没有关系。

　　胡适非常推崇美国文化，一口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对权力、地位偏偏又无比迷恋，蒋介石请他当官，他来者不拒，蒋介石给他送钱，他也来者不拒，嘴里喊着自由，却为独裁者张目，对蒋介石父子百般颂扬，在美国期间，他拿着蒋介石的钱，肉麻吹捧，令人作呕，可见其表里不一，虚伪至极。

　　但其实蒋介石非常瞧不起他，到了60年代，老蒋想起胡适，还气的忍不住在日记里骂两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试想一下，一个人，混到连蒋介石都要骂他是“买办”了，他得买办到什么程度啊？

　　今天我们可以从台湾解密的档案中，看到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当时因为《自由中国》社抨击蒋介石台湾政府的恐怖统治，遭到特务警察冲击，很多人被捕，结果胡适发表声明，退出《自由中国》社，置同仁于不顾。胡适给蒋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写《台湾是多么的自由》，可是蒋介石却不领情，私下里写日记吐槽道：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

　　蒋介石一生文章写得又臭又长，唯有这一段讽刺胡适的话，极为精彩，说：“（胡适）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讲到这里，应该有人要问我了，国家危难，那是大势，管胡先生什么事呢？

　　你想啊，一个名动天下的“学者”、“意见领袖”、高级官僚，吃着国家的俸禄，身担重任，不思报效祖国，不思替人民发声，总想着和反动势力、侵略者“共存”，煽妖风，烧阴火，拖后腿，带坏青年人......你觉得他有没有责任呢？

　　引用石勒怒斥王衍的一段话吧——

　　西晋大贵族王衍被石勒所获，狡辩说西晋败亡，乃是天数，不是他的过错。

　　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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