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正式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300多年的多政权并立局面， 用行省制度把广袤的边疆与中原统一在一起，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意义巨大，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笔者的《驳“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刊发后，在网络上获得不少积极回应和热情支持，但也有一些反对声音，试图否定元朝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一个朝代。反对者广泛搜罗各种似是而非的材料，断章取义、脱离具体语境地引述史料，或者隐藏重要信息，甚至干脆篡改史料，试图误导普通读者。

拙劣的“驳斥”

我们先来概述一下这些反对者的“驳斥”。

他们首先将晚清以来重要人物关于元史的言论作为“重磅武器”，试图对元朝进行“权威”定性。比如，搬出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元朝灭宋一事，来否定元朝及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理性。事实上，毛泽东在该文中是借元朝灭宋等作古今对比，论证游击战的重要性，以坚定人民的抗日决心，从来没有否定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并且，笔者在核查《毛泽东选集》后发现，反对者在摘引时还有意篡改了原文，如将原文中的“元朝”和“清朝”，改成“蒙元”、“满清”这类带有民族色彩的词语。

类似地，反对者还节录鲁迅、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有关元史、清史的言论，完全无视作者鼓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本目的，完全不顾这些言论发表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更不提及这些作家和学者后续的思想发展变化。摘引文本中甚至还出现写错书名的低级错误，如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成《中国历史简编》。下文就以反对者所摘引的范文澜书中言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展示。

反对者引用范文澜的言论，称“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并标明引自“《中国历史简编》2002版”，意在突出这是很“新”的言论。

首先，据笔者核查，其所引版本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2 年第2次印刷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实际上，该句“不能灭亡中国”后还有“加上汉奸的助力，也还不能灭亡中国”。反对者不加说明就擅自删减，已有失严谨。更重要的是，《中国通史简编》写成于1941年的延安，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者并没有将这一重要信息告诉读者。

其次，2000年版的“前言”中明确写道，“书中某些用语，如‘中国’一词，有时是指中原汉族地区，并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诸如此类，读者自可鉴别”，反对者也没有告诉读者这一内容。

最后，1951年，范文澜在《新建设》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记录，对该书进行评价，开篇即言，“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此后不久，范文澜就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从1953—1965年陆续撰成4册，出版时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范文澜逝世后，此书于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通史》，以与1941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后蔡美彪等学者续写完成《中国通史》共10册。在这套《中国通史》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中国通史简编》里那些把元朝和清朝统一中国当作“异族灭亡中国”的陈旧观点，这也体现了范文澜等老一辈历史学者思想的发展。这些情况，反对者同样没有告诉读者，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知识界借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事迹如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等，来激励民众的抗日决心，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学者从未将两者等同。历史学家蒙思明早在20世纪60 年代就阐明：“决不能把十三、十四世纪的反元斗争和近代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或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等同起来。”

反对者还引用宋、明两代后期出现的贬低女真、蒙古、满族等族群的言论，宋遗民、明遗民仇视新朝的言论，以及太平天国时期和清末民初的反清排满言论，来否定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实际上，中国古代一些政权更替、民族矛盾暂时突出的特殊时段，如南宋后期、明末和晚清，“华夷之辨”等思想便易流行。不过，这些言论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思想，并不是国人长期稳定的历史认识，更不能作为历史价值判断的依据。而那些反对者妄图用这些特殊时期存在的“夷夏之防”言论，佐证“元朝的非中国性”，实属断章取义。

综上，反对者往往立场先行，采择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资源”，甚至不惜通过篡改原文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立足于客观史实。这类“自说自话”的言论，除了迷惑少数网友外，着实难以令人信服。

反对声音的谬误

一直以来，无论是从元朝的政治制度与国家结构，还是从时人及后人的评价来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都是不刊之论。但随着网络的日益发达，逐渐出现一些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的声音，甚至称元史是中国的“亡国史”、“殖民史”，这类观点虽远谈不上是主流，却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笔者查验了这类观点及其依据和逻辑，发现基本都脱离史实，是滥用现代概念、妄图煽动网民仇恨情绪的“奇谈怪论”。

其一，凡是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甚至斥元史为“亡国史”、“殖民史”的错误观点，其基本依据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异族统治的时代’，所以不是中国或华夏”。这里涉及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就只等于汉族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仅指汉族的文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汉族的历史文化确实占主体，但中国历代王朝是多民族统一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即使是汉、唐、宋、明等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第二，需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在古代，“中国”一词更加偏向地理概念，而非现在的政治实体概念；“华夏”、“夏”或“中华”则更偏向文化概念。那些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的论调，往往不分古今、不加分辨地直接用现代“中国”概念裁断古代历史，最终只是玩弄文字游戏，偏离历史事实。

古人对“中国”、“华夏”的理解往往更具包容性和变通性，更注重其地理、文化属性而非血缘属性。这在国力强盛的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展示了一种文化自信。如《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孔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韩愈言“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云“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陈黯《华心》曰“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因此，仅凭元朝不是由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建立的，就将其排除在中国历代王朝序列外，是站不住脚的。元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也都勉力立汉制、行汉法，名儒许衡曾向忽必烈上疏：“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郝经曾高呼：“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其二，那些反对者还经常鼓噪：“成吉思汗不是汉人，不能算是中国政治人物。”似乎这位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的“一代天骄”，是与中原完全隔离的海外人物。但细究蒙古早期历史就会发现，史实跟这些人的凭空想象相去甚远。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的中原王朝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相关研究表明，金朝曾授予成吉思汗官职“察兀惕·忽里”，成吉思汗也以此自称。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他首先征召的宗教人士，恰恰是中原道教全真派领袖丘处机。丘处机不远万里来觐见成吉思汗，两人相谈甚欢，成吉思汗尊称丘处机为“神仙”，并奉其为“国师”。成吉思汗还明确要求侍臣用汉字记录丘处机的讲授内容，“以示不忘”。丘处机返回中原后，成吉思汗多次下诏慰问，更在手诏中直言，“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可见，成吉思汗与中原文化非但没有隔膜，而是联系密切。成吉思汗部兴起前后的蒙古诸部也始终与中原频繁互动，如“泰赤乌”、“王汗”、“太阳罕”等这些蒙古早期部落及首领的称号，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其三，有的论调以蒙古前四汗时期国号“大蒙古国”不是汉式国号为由，质疑“元朝是中国的王朝”。这也是昧于史实。实际上，蒙古政权行“大蒙古国”国号的同时，还存在着汉文国号“大朝”，并在其统治的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这一国号。

“大朝”这一国号在蒙元时期史料中，出现得极为频繁。主要场合有四：第一是钱币，蒙古政权在中原所铸钱币，今仍有两种存世，其名皆有“大朝”二字，即“大朝金合”与“大朝通宝”。第二是公文，目前所见的文集与碑刻中保留的蒙古时期公文，有很多都使用“大朝”国号。第三是碑传，现存石刻集、石刻目录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文字，有不少提及“大朝”。第四是史籍，元末所修《宋史》《金史》、明初所修《元史》中，也多处提及“大朝”国号。“大朝”是蒙古政权建立元朝之前行用的汉文国号，已是元史学界共识。一些质疑者有意无意忽视这一点，而妄加否定元朝是中国王朝，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元朝是中国的王朝”不可辩驳

纵观历史，元朝统治者着力于将自身塑造为正统王朝，将元朝纳入中国历史序列，这体现在诸多方面。

其一是年号、国号。早在建立正式国号“大元”之前，忽必烈就采用汉式年号“中统”，即“中华开统”之寓意；他还在《建国号诏》中宣称元朝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合法继承者，即“绍百王而纪统”，并以《易经》作为国号“大元”的来源。对这一套年号、国号的制定思路，忽必烈公开宣称是“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充分遵循并发展了中原传统制度。甚至连元朝太庙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祭祀曲中，也有“天扶昌运，混一中华”的曲词。

其二是自我认同。无论在对外或对内的公文中，元朝都以“正统王朝”自居，并屡屡自称“中国”、“华夏”。如忽必烈在赐高丽国王手诏中径称“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贡不阙”；在致日本的国书中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元朝的《市舶则法》也称“海商自番国及海南买贩物货到中国”。元武宗在改元诏书中言：“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诸如此类，所记甚多。

此外，史料所载元朝皇帝的言论，也明确体现其基本政治态度。如忽必烈在与朝臣讨论具体官制设置时，曾发问：“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忽必烈还特别叮嘱出征江南的主帅伯颜：“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曹彬是北宋灭南唐、统一南方的主帅，以不滥杀著称。忽必烈将元朝与汉、唐、宋等王朝并提，正是他对“元朝是中国王朝”高度认同的写照。《元史》还记载忽必烈曾坦言中原在他心中的地位：“山以南，国之根本也。”这也能充分反驳“元史是中国殖民史”这一谬论。

其三是政治制度。元代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三大官署，地方各行省，无一不是在中原传统制度脉络中发展而来的。即使是为适应新形势而设立的官衙机构，也要在中原传统制度中找寻“灵感”。如“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的中央机构，是排在省、院、台之后的第四大官署，其名称源自唐朝皇帝在宣政殿召见吐蕃使者的典故。

其四是疆土治理。元朝疆域空前辽阔，“提封之广，前代所无”。更重要的是，元朝还对边疆地区实施了长期且较为直接、稳定的管理。很多边疆地区在汉、唐时属于“羁縻之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但在元代“皆赋役之，比于内地”。以吐蕃为例，元廷在当地采取较为全面的建立官府、清查户口、收取赋税、驻扎军队、设置驿传等措施，“行使了充分而有效的统治”，这是前代大一统王朝都没有达到的成就。

需要注意的是，元朝对全国范围的有效治理，是在中原传统制度中的行省制框架下实现的，即在四方边疆与中原地区同样推行行省制。如元廷在西南边疆设云南行省，在漠北草原设岭北行省，在东北边疆设辽阳行省，吐蕃地区也被比作“第十一个行省”。

大量汉人文武官吏不仅在元朝统一过程中贡献力量，也被派往边疆行省参与屯驻和治理。如岭北行省统辖蒙古兴起的漠北草原，其地理、历史意义非常重要。通过梳理存世的岭北行省碑刻可以清楚看到，岭北行省的官员任用与其他行省没有明显区别，除蒙古、色目官员外，同样有大量汉人官吏参与治理，充分展现了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面貌。这同样可以有力反驳所谓元史是中国“殖民史”的谬论——哪有把政治中心迁往中原，而把兴起之地作为地方进行管理的“殖民体制”？

其五是儒学的推行与士人的认同。元朝对推广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元中期开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以理学著作为主，“非程朱学不式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至14世纪初，理学已为时人广泛接受，并在明清时期继续作为官学。此外，元中期还首次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在边疆地方立文庙、建学校，推广儒学，这正是元末刘基所宣称的“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

图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的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标志着滇南边陲之地在元代开始了崇文尚礼之路  资料图片

伴随着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渐趋稳固，中原士人逐渐认同元朝的统治，并以元朝空前辽阔的疆域而骄傲。如陈栎言，“今日之天下，乃从开辟以来未尝有之混一，极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所照临之疆域”。王礼说：“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中原士人还将元朝比之于三代汉唐。如王恽言，“今海宇一统，自尧舜汉唐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胡祗遹称，“国家殷富，而兵甲日强，则三代、汉、唐之盛，可比隆矣”。欧阳玄也说元朝“涵育既久，日富月繁……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刘基吟咏：“磨崖可勒中兴颂，努力诸公佐有唐。”

其六是从后世对元朝的定位看，元朝无疑是中国的王朝。已有研究表明，元明鼎革的民族主义革命色彩多来自后人的想象与附会。虽然在起兵反元阶段，朱元璋也使用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口号，但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当明朝统治稳固后，明廷就认定元朝接续了汉、唐、宋“正统王朝链条”，明朝是元朝的继承者，借此确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因此在朱元璋诏书及后续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相关表述。如称“自汉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国，体之然也”；或称元朝“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元）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强事举，华夷咸服”；“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等等。

认可和继承元朝的正统地位不仅是明廷的基本政治立场，也是明初儒臣的共识。明初士人普遍沿袭元代士人的元朝认知，如刘基言明朝之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宋讷说“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贝琼还有“父老歌延祐，君臣忆至元”的诗句。

以上六个方面说明，在客观历史情境中，统治者的民族属性并不影响元朝是中国的王朝这一基本事实。反倒是网络世界中那些质疑者立足于自己臆想的“历史”，“替古人做主”。

此外，某些人在否定元朝是中国王朝的同时，往往还会加上一句“元朝破坏汉文化”、造成“中国文化断层”一类的“历史幻想”作为佐证，仿佛元朝的出现使中国文化从巅峰跌入黑暗的“中世纪”。但历史果真如此吗？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公认元代是继唐、宋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繁盛时期。在元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数领域都得到很好的保存、继承和发展，而且不少成就超越了前代。元杂剧就是中国古代文艺的一座高峰；随着近年《全元文》《全元诗》的整理出版，我们得知元代汉语诗文数量远远超出之前的估计，其中不乏上乘之作。除继承、发展前代外，元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以往更多、更直接，元代文化呈现更开放、多元、博大的特点。

综上，“元朝是中国的王朝”是确定无疑的。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确实有一些特殊性和复杂性。但从整体的国家结构来看，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是较为次要的，并处于不断消退的趋势中。只不过由于元朝国祚短促，这种消退状态还没来得及充分展现罢了。那些否定元朝是中国王朝的论调，根本不是从史实出发的科学判断，完全经不起查验。进言之，“元朝是不是中国王朝”不是一个是非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那些卖力鼓噪否定“元朝是中国的王朝”的言论，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元朝正式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300多年的多政权并立局面，用行省制度把广袤的边疆与中原统一在一起，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意义巨大，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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