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追溯历史时，总不免追问“假如……”，假如中国的大门没有被野蛮闯开，假如战争没有发生，假如台湾未曾离开母国，假如，在一切刚刚发生之际，蒋介石能带领台湾回归，一切又会发生怎样的偏移呢？

历史也曾站在十字路口徘徊，但终究在一次次猜疑、游移、蒙昧中流向了那条长河。

“和为贵”：“为解放台湾开路”

1953年，朝鲜停战，次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相对的安稳局势令大陆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稍有信心。

“凡是愿意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四字从周总理口中说出，分量十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人才或自愿或受胁迫飞往了台湾，隔着一弯海峡，看新中国的蓬勃新气象，不少人通过友人暗示“愿意回来”。

之于迁台人员而言，1954年可谓是“弃暗投明”的一年，他们的家人在大陆，根脉在故乡。

蒋氏政府自然注意到了气氛的微妙。趁热打铁，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对此，毛泽东认同道：“我们要“和为贵”。

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但所有人都知道，“和平”意味着委婉、曲折和博弈，在平静的水面下，汹涌着惊涛骇浪。

察觉到和平之机，章士钊主动请缨，通过滞留在香港的旧交，意图给蒋介石做工作，争取新一轮的国共谈判。“共产党是很有诚意的，但是为了避免诚意落空，要让国民党有所回应。”

因此，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经过香港、台湾的重重关系网，最终送到了蒋介石手中。

“第三次国共合作？”很显然，无论是哪一方看来，中共的诚意都是十足的，出发点为家国大义，立脚点利害明晰，提出了四条两岸统一的具体办法。

第一，台湾具有极大的自由，其人事安排、军政大权都由蒋介石管理，中央只要求统管外交；第二，针对台湾后续发展，中央表示可以适当拨款补助，以支持台湾经济建设；第三，社会改革的进度、节奏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为保障两党重新合作，国共双方不能做破坏双方之事。

展信阅毕，蒋介石又反复看了几遍，许孝炎自是知道，蒋介石看的是最后那一行——“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既是一封诚意满满的谈判书，亦是远方寄给游子的乡愁。

见眼前人良久不语，许孝炎最终退出，带上了房门。而这一默一退，便是一年，1957年，蒋介石才召许孝炎回台北，“派人去北平，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他不认今日之北京，就像不肯轻易承认中共的磊落。

最终，在许孝炎给出的人选中，蒋介石挑中了宋宜山。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开门见山地表明意图，周恩来更是不避不让道：“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就曾在一个屋里头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合作。”

一顿饭下来，宋宜山如沐春风。抵达香港后更是写下了1万多字的报告交由蒋介石，然而，很显然，宋宜山经过多方会谈写下的报告并不讨喜。

“他对大陆的成就倒是颇为赞赏。”蒋介石为此很是不悦，国共谈判被一推再推。

深入了解：“来大陆看看”

但中共并未因为蒋介石的排斥而停止努力，“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如果不好，就秘密来”，毛泽东说，“只要台湾和美国断绝关系”。

同时，中共中央允诺，“台湾可以派一些代表回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具体说明，“蒋经国安排在人大或者政协，这都是可以商量的，蒋介石总要在中央安排。”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看到蒋氏父子的诚意。甚至，周恩来还特地嘱咐，对蒋介石和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观照其在大陆的亲属。

越来越多人受到中共的感召回到祖国，关键时刻，国共双方绝不能僵持对峙，曹聚仁明晓态势后更觉自己“穿针引线”之职的重大。

他同国共两党的高层关系匪浅，曾是陈毅至交、叶挺的座上宾，又兼为蒋经国的好友。回到大陆后，他收到了中共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更是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你可以多看看，多走走，看我们这儿还存在什么问题。”

话语间轻松随意，好似家常白话，若不是曹聚仁早已知悉毛主席为接见他，甚至缺席了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欢迎仪式，只当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华胞接见。

在谈及蒋介石之时，出乎曹聚仁的意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而这，正是他意图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原因之一。

结束谈话后，曹聚仁与台湾连电，将毛泽东的友好态度传达至台北，这一次，蒋介石没再嘲讽斥责，默然片刻后，传来指令，请曹聚仁前往浙江奉化，看一看蒋氏祖坟。

1957年，曹聚仁抵达浙江，赶往奉化溪口镇。他驻足蒋介石曾寓居的丰镐房和蒋经国曾歇息过的文昌阁，随后代表蒋氏父子前往蒋母的墓园扫墓，旁遭无人打搅，但老房和坟茔却看护地很好，曹聚仁无言地拍摄，不知海峡那头的人作何感想。

他回到香港后，手书一封，向蒋经国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对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附赠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

第二次努力，台北的抗拒没那么激烈，但态度依旧暧昧，既没说让曹聚仁放弃，也没给中共具体表态，这一拖，又是几年。

允诺：“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大陆建设如火如荼，台湾那头似乎打定了拖延战术，观望等待着。“如果国共再次合作，将会如何安排蒋介石呢？”一些香港和海外的记者朋友们很是好奇。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极为慎重，答的好，这是一个加快国共两党合作进程的台阶；答的潦草，便有此前诚意落不到实处之嫌。尽管蒋介石本人不可能一个大迈步，直接迈入中央。

起先，中央并未回应，自思索，正考量。直到周恩来访问印度之时，在场记者再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会让蒋介石在北京政府任职还是台北政府呢？”还未等周恩来回应，又添上一句，“如果说，二十年前曾救过蒋介石性命的周恩来总理，确实愿意让他担任某一职务的话。”

这一提问显然不怀好意，既谈国共合作，又牵扯个人过往。但周总理只是一笑，坦率道：“最好还是不要谈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随后他望向镜头，郑重其事，“此外，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达成的，这是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的。”

嘈杂的场面一瞬间寂静了下来，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中国政府正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同时也在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自然有了贡献。”

末了，才算正式回答道：“他可以根据他的意愿留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们提到说给蒋介石一个政府中的职位，大概是来自一场采访。”他解释道，“一个记者朋友曾正面提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对此，台湾仍然没有直接回应。

70年代初，随着中共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国民党代表被“请”出联合国，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中日关系改善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相对而言，形势对大陆有利。此时，中央再度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此时，因中共多次发出和谈的邀请和建议，出于对台湾未卜之前途的考量，蒋介石动了和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他听了太多的劝解和好言，“他看完赞扬中共的书信也不再破口大骂，而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静静地沉思。”

但前两位中间人——曹聚仁和章士钊都已病逝。反复挑选下，蒋介石将这一重担交给了在抗战期间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元老级人物陈立夫。

这一次，换作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台访问，陈立夫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送邀请信息。迟迟未等到中共中央有所回应，“或许是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陈立夫再度受托催促，他执笔写下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

文辞恳切，几度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来台访问。然而，还未等到国共两党看到两党携手再次合作的新局面，1975年4月，蒋介石便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一年半过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历史没有假如，历历在目，却无法转圜。而中国将现代历史，留下了遗憾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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