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开国大将王树声1905年出生在湖北麻城，18岁时考入了麻城高等小学。当时他的堂兄王幼安在此当校长，王幼安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堂兄的影响下，王树声的思想逐渐趋向进步。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光复，当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农协。当时王树声正在麻城中学念书，便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农协工作。因为工作积极，很快王树声便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

彼时，一帮年轻人干劲十足，王树声带领农协队员捉过土豪劣绅后戴高帽子游行。然而，还没有等到“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率先挥起屠刀，之后“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1927年7月，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包括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带着或者不带着农民队伍，纷纷躲藏进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里。

这些队伍，扛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于是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集合起来，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然而农民队伍毕竟没有经过训练，战斗经营不足，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结果当然是损失惨重。

1928年，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熟悉地方情况。他们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勾结，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掉，然后把房子烧毁。很多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很多人怕死逃往他乡。王树声所在的农民队伍算是比较坚强的，他们藏在深山里，昼伏夜出，跟敌人打游击。然而由于没有兵力补充，加上战斗减员，上百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了十八名队员。

02

在这十八名队员中，有九个事党团员，剩下九人原来是绿林好汉，俗称土匪。之前农民队伍多的时候，土匪们是少数，只能跟着队伍走，现在便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团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员都是傻瓜，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 ”

队长看形势不对，便对土匪们说：“请绐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九人商量后，认为如果火併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时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併，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暂时让步。

情势所迫，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併，答应把所有钱财交给土匪，但是枪支子弹必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是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枪支弹药一边一半，最后才达成妥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下一步该当如何。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

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给大家加油鼓气，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要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另外他说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他说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

队员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担任副队长。

03

王树声等几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经历过几次游击战，但经验仍是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只好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土豪”。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

他们两人悄悄下山，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了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畏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

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地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可是符定一很有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到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不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岀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饿了，他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一路历尽艰辛，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有渠道能弄来军火，队伍的观念开始改变，并计划如何进一步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把这个消息传播给那些躲藏起来的队伍，要他们把埋藏起来的枪支取出来，重新组织队伍。就这样，队伍慢慢壮大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负责“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趟，有时还带上一个助手。就这样过了半年，队伍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还有望远镜、药品等物资，并且还恢复了与汉口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这样可以获得上级的指示。可惜，最后一次符定一去汉口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他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

04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黄安县的七里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全部撤走了，于是王树声他们队伍开始向民团进攻。虽然他们的军事经验仍然欠缺，但已经逼得民团集中到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游击队趁机可以占领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同年夏天，王树声所在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上级将徐向前派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游击队的大队长。徐向前将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

据王树声说，他初时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 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游击大队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 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慢慢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此后，王树声率领部队参加粉碎敌“罗（霖）、李（克帮）”和“徐（源泉）夏（斗寅）”的三次会剿，自此湘鄂边根据地慢慢形成。在此基础上，后来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后，王树声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后随队参加长征，后来参加西路军西政。

1955年3月，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参考资料：《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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