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地主恶霸胡汉三眼见不妙，仓皇出逃。但是，当随着运动走入低谷，胡汉三又人模狗样回来了，还大摇大摆当上了还乡团团长，疯狂血洗村子，对以前参与打垮他的人民进行报复。

而那句得意的叫嚣：“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成为了多少人的噩梦。

所谓胡汉三又回来了，自然也意味着人民的好日子到头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生活要开始了。

后来，那些自称被“第二次解放”的文人以及身后的阶级们，把亿万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历史，改写成了一场毫无理性的“灭门运动”，把伟大进程和解放运动的历史，描述成了残酷迫害。

每当这时，还乡团的故事就不禁会在我心头笼罩，是的，他们好像又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给大家讲讲还乡团是怎么回来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中共在这场战争中，大大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建立了许多新的解放区。抗战的胜利，令这些新解放区的农民欣喜，但重建家园的任务并不轻松。

一方面，在新解放区的农村中，大部分的土地仍然被操纵在地主手中，这是因为，过去日伪对人民极端残酷野蛮的统治，是通过多种统治机构和代理人实行的，就是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恶霸地主。

此外，当时普遍发生饥荒，而新解放区的灾情尤为严重，农民吃、穿乃至烧柴都极端困难。

为饥荒所迫的农民开始自发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汉奸地主。愤怒的农民将他们捆绑交给共产党政府严惩，并将他们的家产分个净光。

解放区到处燃起清算复仇的烈火，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向汉奸、恶霸、特务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教科书上描写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农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地主和乡绅，获得了土地。

但历史从来都不会这么简单。

从1945年12月下旬以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节国共冲突，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46年1月中旬，在关内，国共两军实现了停火，1月中下旬，顺利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具有相当约束意义的五项和平协议。

国共两党之间围绕着争夺东北进行斗争、国民党为维护自身法统地位进行努力，两党也都需要大力展开争取美国政府和中国各中间党派同情的工作。

虽然两党在东北的争夺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但教员并非对爆发全面战争毫不担心，就像后来，他在1948年3月预计，内战需要五年左右才能结束。的确，就大战而言，中共方面毕竟尚未做好准备。

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抗战以来的统战政策，包括维护农村统一战线局面，以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同情，努力延迟战争的爆发，非常关键。

如果在这种时候顺应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转而支持农民向地主阶级全面展开夺取土地的激烈斗争，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它很可能会影响到统一战线，使部分正在起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中共的合作，使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

结果很可能使中国政治重蹈1927年统一战线破裂、两党全面开战、中共再陷孤立的覆辙。

于是，党内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例如，有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未当过汉奸的地主有所怜悯，认为对他们的斗争过于激烈；有人从坚持政策出发，认为清算地主的财产，违背了中共抗战以来执行的“二五减租”的土地政策，应予纠正。

而华中分局对此也莫衷一是，希望中共中央来决定。

教员得知这些情况后，曾作这样的批示：

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教员的批示是强调保护农民的斗争激情，这是出深远的考虑：抗战结束后，在国共两党新一轮的较量中，军事实力必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而要想巩固和加强中共的军事力量，就必须解决兵源与补给两大问题。

教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早已经得出了结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争取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为此，中共应支持农民斗争地主，实行土改，通过给予农民实际利益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正如他那位湖南同乡说的：“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

于是，随着反奸清算运动的深入，中共在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战时期在农村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随着土改运动的全面展开，地主大批逃亡的现象开始出现。在这场土改运动中，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都被分光，地主本人则被“扫地出门”，甚至沦为乞丐。

这些逃难的地主，成为生动的反共宣传工具，国民党以保护“难民”为由，名正言顺地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借助逃亡地主，还可以协助中央政府恢复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例如，1946年7月间，国民党就对中共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掀起了一场还乡团运动。

在这场还乡运动中，由逃亡地主出资购枪，然后招 集二三十人组成一支还乡团，依托国民党军队的支援，纷纷杀回来。

1944年7月至1947年春，南京政府派遣了约15万人进攻苏北，最终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了所有县城，并重建了各县政府。

他们喊出了“打回老家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口号，并大言不惭地说：“蒋委员长抗战辛苦要还都，我们受尽共产党、八路军的欺负要还乡。”

重获土地的地主们，展开了“清租倒算”、“倒田复租”运动，要求农民补交以往的田租，有些甚至从1943年算起，对拿不起钱的农民，地主就“扒屋、牵牛、端锅、私设公堂、审问吊打”。

他们还对共产党员、干部和农民，展开了残酷的报复。

在石家庄， 1946年6月19日黎明，国民党元氏县县长张雪庵率千余人偷袭了南苏村。对未来得及转移的干部、家属、土改积极分子进行了屠杀。

“60多岁的贫农杨白子，耳聋眼花，因住进了分得的地主的房子而被一枪打死；曹瑞合70岁的老母亲因到地主地里拾过麦子而被杀死；土改积极分子杨志堂夫妻双双被杀害于街口；村武委会主任赵小物的的哥哥及伯父均被杀害；交通员许四夫妇及怀孕的弟媳妇被枪杀。

1946年9月2日夜，30名还乡团匪徒偷偷潜入高邑县马村，与叛变分子里应外合，抓住共产党员于胜珍，将其一只胳臂打断，头发一缕一缕撕下来，还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最后在一间小屋里，将其杀害，时年19岁。

还乡团的报复手段令人发指，如活埋、吊打、照天灯、火油草灰塞口、溺死孕妇腹中胎儿等，种种残酷手段，不知杀害了多少生命。

在淮北地区，王化东在《洪泽湖上红旗不倒》中回忆：仅一个县，被残害的共产党干部和农民就多达1200余人，“安河两岸，遗尸累累；洪泽湖畔，血水滔滔”。

临朐县志记载，“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到县城文庙井里，造成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时，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他的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著名的刘胡兰烈士，正是被还乡团杀害的，这是山西文水县的一支“奋斗复仇自卫队”，光听名字，就充满了血腥味。

“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一名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整个文水县的复仇行动，都是这俩兄弟勾结阎锡山的军队所为。

阎锡山的军队如此，中央军同样不遑多让，名叫翁鲜豪的中央社记者跟随还乡团行动，拍下了多股还乡团屠杀翻身农民的整个过程，去找张灵甫告状，他满以为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会爱护“党国”声誉，约束这些家伙们。

张灵甫却出言不逊，大肆嘲笑：“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

果不其然，张灵甫学着鬼子们搞“三光政策”，奸淫掳掠，十恶不赦，坐实了刮民党的称号。

还乡团如此恶劣，我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当内战持续了一年之后，即到了1947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变。由于兵力不足，1947年5月间，国民党军停止了对共产党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还乡团也只得相应地转攻为守。

还乡团疯狂的杀戮，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同仇敌忾，只要抓住敌方的人，不杀不足以为死难者报仇；因为被敌方抓住，只有死路一条，那么只有坚决到底。

其间，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用大刀砍，这样是为了节省子弹。

也有人不敢开杀戒，这是在游击队中被称作“斗争不坚决，软弱怕死的”，为了教育他们，往往特意叫他们公开杀一个恶徒，这样“斗争到底的决心就坚定了”。

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与武装联合打击下，在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下，还乡团遭到了可耻的灭亡。

当然，这只是一种肉体的消亡。

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今天这个还乡团，同四十年代的那个还乡团毕竟又不一样。那个还乡团是赤裸裸地杀人放火，因而人们容易识别。今天这个还乡团却是杀人不见血，因而一般来说是不大容易识别的。

这篇文章发表于1977年。

再后来，许多文学作品里，关于土改的描述，有意无意都被污名化了。

贾平凹在小说《老生》，这样讲述一场斗地主的场面：地主王财东多次被斗后，腿伤越来越重，不能动弹。有一天躺在里屋听见农会副主任马生在外屋强奸他女人，一着急跌到炕下的尿桶里溺死了。他死后不久女人也疯了。

而在莫言笔下，土改变成了一出荒唐表演。

“司马粮还说，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鲁县长见了他，就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来去乘坐轿子，有卫兵服侍，高高在上，冠以“专家”之名，恍惚间，给人一种错觉，让你傻傻分不清，这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干部，还是为非作歹的刮民党蒋匪麾下长官？

方方的小说《软埋》，更是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土地掌握在类似陆子樵这样善良、有文化、有尊严的乡绅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她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我想，这些“惨烈”“伤痕”“记忆”，自然是不包括农民的，或者干脆说，他们连“人”都不算。

其实，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从来不是土改追求的目标。除了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之外，对大多数地主不仅不会被肉体消灭，而且还会分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土改中的死刑，要经过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批准，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蠢蠢欲动，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勾结在一起，搞暗杀、搞暴乱，短短几年内，在全国就杀害了四万多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和土改交叉进行，但死刑还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复核。

我们都知道，秦汉以来，王朝之所以逃不过历史周期率，就是因为地主阶级毫无节制的土地兼并，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停滞不前，最终走向覆灭，然后等新一轮重开。

所以说，正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迟迟无法完成，等待的就是屡屡被挨打的悲剧。

有权、有势又有钱的地主阶级们，是决不可能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享受奢侈的生活。

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土改，当这个历史最伟大的尝试启动后，一条工业化大道直接铺往天国，铺往未来。

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可以把农业剩余拿出来，用于农业本身，并且在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的问题。

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反哺工业，让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原始积累，于是，在全世界的超大国家里，只有中国真正迈进了现代化社会。

诚然，在这样的过程中，农民被牺牲了太多，但是，如果没有这轮尝试，中国将被永远锁死在万古如长夜的周期循环中，将依旧延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惨剧，以及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泣。

所以，土改的功劳可以说是万世之功，而在此之前，想干这件事的，事不仅没干成，人全折进去了，而他也就成了开万世太平之人。

那么，新的“书写者”们，为什么极力否定土改呢？因为否定土改就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义革命，是不赞成地主乡绅们获取不义之财的。

今天，即将要完成身份建构的这帮人，正是新时代的还乡团 ，要通过曲解一段历史，重新获得对历史的定义权，这样，他们就可以保证私有财产的正当性，不论获得它的过程有多么肮脏。

他们不喜欢人民“仇富”，他们不喜欢大家翻检“过去”，他们尤其不喜欢大家声讨“原罪”，因为这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为了打消这种焦虑，他们处心积虑、大费周章，必须让人们从思想和价值观上，接受贫富差距和不义之财的正当性，是合理合情，是天经地义的。

于是，关于“公平”的字眼会逐渐被抹除，直到人们彻底接受“不公平”是一种社会常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事实，直到曾经那些激情澎湃和心旌荡漾的记忆，被埋葬在历史深处，而新生代的人们，恐怕也不会也无力再挺身而出，甚至最后，都学会了“与自我和解”。

但是，过去真的能被彻底消解吗？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真相只能被一时掩藏，不可能被彻底埋葬，哪怕只有一条缝隙，也足以崩垮这些无尽的画皮，真相将会纤毫毕现地展露在人们眼前。

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理解，为什么“生活就是斗争”，这正是那位理想主义者的毕生写照。

来源：寻乌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