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领域，邓拓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邓拓，原名邓子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1944年5月，由邓拓主编、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邓拓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理论准备及出版情况

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派邓拓任《抗敌报》主任，开启长达十年晋察冀边区宣传舆论战线的工作生涯。1940年11月8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作为边区机关报，以河北阜平马兰村为报社总站，逐步发行到冀中平原、冀东地区、察哈尔南部、陕北延安等地区和敌占区的广大读者手中，在宣传党的政策、反映边区人民生活、开展思想舆论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边区对敌作战的重要舆论喉舌和宣传武器。彭真对此评价道，晋察冀日报“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的铁的正规军”。此外，邓拓还参与了《晋察冀画报》、“燕赵诗社”等筹备和创建工作。在1943年5万日军“扫荡”等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晋察冀日报社“一手拿笔，一手拿枪”隐蔽出报41期，给边区军民抗战以极大鼓舞。

1942年4月，晋察冀日报社组织编撰了《毛泽东言论选集》，选编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7月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邓拓撰写的以《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为主题的社论，指出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毛泽东主义”使用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定位，邓拓自身的深厚理论素养和敏锐的理论嗅觉，成为其主编《毛泽东选集》的重要前提。同时，邓拓在长期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过程中，素有收集毛泽东著作稿件的习惯，加之晋察冀日报社的资料收藏和汇集优势，为其投身《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当时，邓拓敏锐地觉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进展，并积极参与理论界思想互动。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科学价值，相继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说法。比如1942年2月18日，张如心撰文对“毛泽东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毛泽东主义是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引领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理论武器。”（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邓拓的回应：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邓拓撰稿、经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阅的重要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特别强调学习掌握毛泽东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的发展。”（《邓拓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1943年7月，王稼祥在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上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随着中国抗日战争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党内思想，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成为武装党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武器。

◆1938年5月，邓拓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长兼总编辑。

1944年1月1日，晋察冀分局作出《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1月10日，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分局提出要求，要在干部特别在高级干部中“建立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随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指示，在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中，要在党内外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并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邓拓主编。根据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史料记载，邓拓接到编辑任务后，依据晋察冀日报社现有资料，很快拟定毛泽东著作篇目并提交分局审阅。邓拓在交付印刷时对报社印刷二厂的厂长周明说：“《毛泽东选集》文稿现在已经编出来了，选哪些文章，都是经分局审定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现在只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段，是中央宣传部的意思。”又说：“本来是想再多选几篇的，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著作，可惜还没有公开发表，这次不能入选了。”（魏久明：《烽火忆抗战1945—1995》，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从1月初开展整风运动到晋察冀分局安排编辑《毛泽东选集》，再到4月完成资料搜集、文稿遴选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说明邓拓对毛泽东著作非常之熟悉。

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正式出版。该版本《毛泽东选集》被学界普遍认为是解放前流传最早、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之后，在此版本基础上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1945年3月增补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两篇文章，即《1945年的任务》《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1947年又增补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方针》等7篇著作，增加至38篇文章、60万字，扩充为六卷。文稿经中央局审阅定稿后，清样分别送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沙可夫等校勘，最后由邓拓审定；时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等也参与编辑出版重大问题的商定。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选集》。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23周年，1944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贯彻毛泽东思想，本社出版《毛泽东选集》”为题进行报道。9月26日，《晋察冀日报》以《边区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出版》为题进一步报道并提出：“边区远处敌后，战斗频繁，物质困难，但本报应广大读者的需要，经几个月的努力，终将选集印出平装五卷、精装合订一册，以飨读者，初版已售罄，正在再版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引起边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1944年9月再版印刷。同时，邓拓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在解放前被陆续翻印，影响到全国各个解放区。如1946年4月被大连合众书店首先翻印，之后渤海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等也进行翻印。1947年3月，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以晋察冀中央局的名义出版，合订精装本和分卷平装本各2000册，仍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随后冀东新华书店和太岳新华书店都依据新版本进行翻印。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还被译成俄文、日文等并传播到国外。

二、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选》（晋察冀版）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回溯历史，整风运动不仅仅是破除错误思想的束缚，更是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全党思想的过程。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陈克寒、李筠认为，1944年5月邓拓主编的《毛选》（晋察冀版），“是我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它立下了开创的业绩。”（魏久明：《烽火忆抗战1945-1995》，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聂荣臻称赞道：“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辑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可以看出，党内对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及其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抗战时期，以邓拓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者，以其高度理论自觉开展《毛选》的编辑、出版，为学习研究推进党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典型范例。

其二，《毛选》（晋察冀版）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版本受到学界普遍重视，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史料。版本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该版本编印特点自成体系，体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在发展成熟时期内容体系的独特理解。《毛选》（晋察冀版）的编辑出版，正处于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总结、系统化传播是重要体现方式。从其分类体系来看，1944年5月《毛选》（晋察冀版）主要按照六大专题性质进行编辑，从第一卷到第六卷分别为：调查研究思想、国家和革命问题、抗日战争方针问题、战争和军事问题、财政经济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等，对毛泽东的文章著作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分类编辑。《毛选》（晋察冀版）作为一个独立版本被理论研究者所重视，一方面文稿内容体现原稿原貌，保存珍贵史料；另一方面，其独特的编辑体例和珍贵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历史不断演进，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本）的编辑出版，不断凸显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三，《毛选》（晋察冀版）的编辑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基础。从收录内容来看，《毛选》（晋察冀版）共收录了29篇著作，以抗日战争以来的文章为主，并收录了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1929年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该版按专题性质将毛泽东的文章汇编为五类五卷，卷内又按时间先后排列次序：第一卷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著作，正文4篇、附录1篇；第二卷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的著作，共11篇；第三卷涉及战争与军队方面的著作，正文2篇、附录1篇；第四卷是关于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共3篇；第五卷是党的建设和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著作，共7篇。1947年3月增订为六卷本，增加了“调查研究思想”专题，增加了9篇文章，全书收录达38篇文稿，增加到60万字。1984年4月，龚育之对解放前《毛泽东选集》各种版本进行评述，他认为《毛选》（晋察冀版）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第276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奠定了重要史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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