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宴会进行中间，毛泽东小声问王稼祥：“能不能早点告辞？喝了酒，头有点昏。”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举世瞩目。王稼祥提前一天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北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迎接毛泽东。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和检阅了仪仗队后，便由王稼祥夫妇陪同，驱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南郊的斯大林在战时的乡间别墅。吃过午餐，稍事休息，王稼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大使馆建馆以来的情况，并请示这次访苏的计划和安排。

在毛泽东访问期间，苏方安排的文艺节目是经王稼祥仔细考虑后，才推荐给毛泽东的。王稼祥认为，毛泽东可出席观看著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但不宜观看《红罂粟》。《红罂粟》描写的是苏联海军的一名士兵在上海黄浦江岸上爱上了一个中国妓女，并送给她一枝罂粟花，借指把共产主义传播给中国。尽管演员的表演技巧不错，但内容却不符合实际，且有辱中国人。

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看法，没有去。但陈伯达等随行人员却观看了《红罂粟》。陈伯达初次坐在富丽堂皇的大剧院的贵宾席上，沉醉其间，竟忘了事先的叮嘱，在闭幕时竟站起来“热烈”鼓掌。

王稼祥对此很生气，并报告给毛泽东。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观看演出的情况时讲得很起劲。不料，毛泽东脸色一沉，对陈伯达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

陈伯达见毛泽东动气了，便知趣地退了出去。

12月22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都想和中国做生意。”

毛泽东说：“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同我们做。”根据王稼祥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随即给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的电报。

此后，在谈判缔结新条约的问题上，双方一度发生分歧，斯大林把毛泽东冷落在郊外的别墅里。对此，王稼祥十分焦急。

12月３0日下午，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告诉他：“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后大笑：“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此时，西方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感到很紧张。王稼祥向毛泽东进言，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此次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这使西方的谣言不攻自破，也缓解了僵持的局面。随后，毛泽东请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

周恩来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中苏双方终于达成协议。2月14日晚，中方在大都会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的几分钟，斯大林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毛泽东和周恩来上前迎接，和斯大林握手、拥抱。王稼祥终于放心了。

2月16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行。宴会进行中间，毛泽东小声问王稼祥：“能不能早点告辞？喝了酒，头有点昏。”

王稼祥答道：“你不舒服，在主人没有宣布散席之前告辞是可以的。”

师哲把此意翻译给斯大林。主客双方都站起来握手告别。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紧跟在毛泽东身后出了宴会厅。

到毛泽东住处后，大家请毛泽东躺在卧室长榻上。王稼祥让大家到外边休息，只让朱仲丽一个人进来，给毛泽东检查身体。朱仲丽有些紧张，怕毛泽东有脑血管或心脏方面的疾病。她走进卧室，问道：“主席，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你量血压吗？”没等毛泽东回答，朱仲丽先摸了他的脉搏，每分钟84次，这才放下心来，又量了血压，然后对毛泽东说：“脉搏和血压都正常，和平时一样。”

毛泽东冲她笑笑，说：“刚才我是多喝了一杯，神经兴奋了。”

朱仲丽让毛泽东闭目休息一会儿，有事按电铃，就退了出来。在一间小客厅里，只有李富春在。一会儿，王稼祥也走了进来，朱仲丽告诉他说：“主席好像没有什么不舒服。但他早退席，也可能有什么心事。”

王稼祥没说什么，他和李富春只是会心地对望了一眼。这表情让人隐约感觉到中苏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些微妙……

在“人民公社”、“三斗一多”等问题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唱了“反调”

1951年，王稼祥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战争年代的创伤，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戴着热水袋工作。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跟风附和。他知道自己的许多意见是和毛泽东不一致，但为了党的利益，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1958年11月，王稼祥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王稼祥的心情很矛盾。会议开始后，他想先听一听其他代表的发言。两三天过去了，他并没有听到有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觉得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应隐瞒自己的观点，但在众口一词的气氛下，他又有些顾虑。于是，他没有采取在大会上发言的方式，而是向中央常委作了个别的、口头的反映。

他向刘少奇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决议的某些提法值得斟酌；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示忧虑，对急于过渡有异议。王稼祥郑重地请刘少奇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毛泽东听到王稼祥的意见后说：这么多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对此，王稼祥表示：我的意见已经全部都讲了，中央认为对的就请考虑；中央认为不对，可以随时批评和处分我。至于在小会上再谈一谈，那就不必了。

关于此事，后来又在庐山会议上重提。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过去的公社》一文，批转给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批语中说：“稼祥同志：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王稼祥在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方针政策，其中心内容是对正包围我国的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印度等“外国反动派”，采取相对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方针，这就是所谓的“三和”；对我国不顾自身条件，大包大揽地全力支援各国的革命运动，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这就是所谓“一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向伍修权等中联部领导作了陈述，在征求大家意见并得到赞同之后，他于1962年2月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写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的。王稼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对此承担首要责任。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的副部长中，伍修权首先在信后签了名。

出于忧党忧国忧民之心的王稼祥，写出建议信并送交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之后，三人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只是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于是又将王稼祥的信转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当时，人们也没有感到这封信有什么问题。

一向“独具慧眼”的康生看到建议信后，感到信中批评和反对的正是自己一直热衷和鼓吹的那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于是，康生便向毛泽东吹风，用伍修权后来的说法是“向毛主席进了谗言”，康生说王稼祥提出的，是与中央“三斗一多”的“马列主义方针”相反的，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毛泽东表态肯定了康生的意见。

久经政治风雨的王稼祥，不得不考虑一些后果，更何况康生这个人正被毛泽东信任。他考虑再三，决定要赶快去见毛泽东。他叫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了电话，毛泽东立即叫他过去。

王稼祥惴惴不安地由中南海住地东三院步行至颐年堂。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定后，毛泽东问：“你近来身体还好？”王稼祥说：“主席，谢谢你。不知主席是否看过以中联部名义呈交的《党内通讯》，上边是关于目前对外政策的几点意见。”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点意见，我还没有好好研究，听说少奇和恩来、小平、陈毅都看过了。”

王稼祥说：“是的，中央书记处也讨论过，几位负责同志口头表示同意的。”

毛泽东答应了一声，抽起烟，没再说话。

王稼祥接着说：“主席，外办召开了会议，批判我在执行的对外政策上，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说成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问：“你参加了没有？”

“没有通知我参加，也没给我看简报。所以，我今天来找主席，我愿意在即将召开的十中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检讨，请主席同意。”

毛泽东说：“他们下面对你的观点有意见，不要搞到我们中央来。你也不必在十中全会上作检查。就在你们中联部范围内谈谈好了。不要搞到中央来。”

王稼祥接受了，表示：“主席叫我在什么范围内讨论，就在什么范围内谈。”

当王稼祥要把这一切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说：“不必来汇报了，快进医院检查身体去。”

王稼祥住院了，这一次他没有硬顶，而是委曲求全。当时，他也只能走这一步。

以后，毛泽东多次说过“对外搞‘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的话。196３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又说到：“王稼祥同志目前有病在家里，他搞‘三和一少’，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王稼祥：“对刘少奇的下台和林彪的上台，我至今没表态，我也不会表态。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文革”开始后，康生到中联部看了大字报，很不满意地说：“你们写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他责怪中联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让中联部连续召开动员大会和全体党团员大会，并亲自到会上煽动道：“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你们应该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虽然这时王稼祥已经调出了中联部，但康生、王力却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了回来，逼他来看大字报，交代“罪行”和接受批斗。

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伍修权在参加中央一次会议时，周恩来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在遵义会议上和到延安以后，都是支持毛主席路线的。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身体很不好，不能再这样斗他，万一把人弄死了，只会造成损失，没有任何好处。”伍修权说这些他都知道，也正在为此着急。周恩来又说：“修权同志，你早就了解中央对王稼祥同志的态度，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尽量保护他一下，你看行不行？”

伍修权回到中联部以后，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着重说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积极作用，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曾多次说他对党是有功劳的，希望大家能了解和尊重这样的老同志。

“造反派”当然听不进伍修权的意见，马上将他的言行报告到康生、王力那儿。康生、王力等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很快就将伍修权列为攻击目标和打倒对象。

一天，王稼祥的儿子来看望已经搬出中南海的父亲，并告诉父亲，外面到处都是大字报，刘少奇又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王稼祥听后，走回办公室，拿出纸笔写了几行字：

请周总理转呈毛主席：

我理应主动赴部里看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并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从而认识错误，改进工作。但我最近身体仍不太好，每分钟心跳100次以上，特此请求批准，稍待身体好转，再去部里与群众一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王稼祥带着极复杂的心情，把这封信交给儿子，让他即刻送到中南海收发室。第二天，朱仲丽从电话里得到周恩来办公室的回音，说已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王稼祥可以暂不去中联部。全家为此感到庆幸，这等于说毛泽东保了王稼祥，使他不再挨批斗。

的确，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对王稼祥有好感，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固安一战，是他支持了我。”有毛泽东的保护，王稼祥可能会躲过一劫，但是否能一直平安，王稼祥本人及其家人心里也没有数。因为有许多毛泽东说过好话的干部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揪斗甚至被迫害至死的厄运，“文革”已经打破了常规，越来越让人难以预料。

那时，王稼祥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召开中央全会时却没人通知他参加。他感到不安，对朱仲丽说：“我可能是斗争的对象。虽说毛主席保了我，恐怕保不住。平时，我对康生、江青、林彪，从来不吹捧，不阿谀奉承。过去抗逆风、顶潮水，我无所惧怕，不论在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在陕甘宁、在莫斯科、在哈尔滨、在北京，我问心无愧。但许多历史上的问题，还有中央领导层内部许多事，我一时难以和你说清楚。中联部一些想当官的，都会踏着我的头往上爬，找理由来整我、打倒我。还有，这是更重要的，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对刘少奇的下台和林彪的上台，我至今没表态，我也不会表态。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不会去献媚于毛主席，不会去举手同意林彪上台。”

不出所料，王稼祥很快遭到“造反派”的揪斗，被拳打脚踢，奄奄一息，好在朱仲丽在身边，给他打了强心针，做人工呼吸，被救护车送到急救室。周恩来派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前来看望。杨德中对朱仲丽说：“你不要哭了，毛主席最近不是保了王稼祥同志吗？”

朱仲丽含泪问：“那为什么还这样摧残他？”

“群众嘛……”杨德中也无可奈何地说，“你应该相信毛主席。”

经过一个钟头的输液、吸氧，王稼祥才渐渐醒来。但医院不让多住，10天已是“优待”了。于是，王稼祥又只好回到毫无安全感的家中。那年的整个夏天，王稼祥每星期至少被揪斗一次，脖子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牌子，上台一站就是三个小时。回到家里，他扶着挨打的痛处，长嘘短叹。1969年10月，王稼祥一家被赶出北京，到河南信阳落脚，接受群众教育。

毛泽东：“这样的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1971年，王稼祥得了急性中毒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林彪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王稼祥夫妇不知情。住院一个多月后，王稼祥试探性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来北京医院治病已逐渐恢复健康，目前还需要在门诊继续治疗，是否能留在北京，请批示。

在等待回音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告诉王稼祥夫妇可以搬回原住处，不必回信阳了，并问是否要修缮房屋。王稼祥夫妇心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什么要求也没提。不久，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许多被迫害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出来。

1972年端午节的前夕，王震夫妇等人来约王稼祥夫妇一同去看望朱德。

朱德高兴地说：“林彪弄出来了，一部分老领导人的问题也都弄清楚了。”他望着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负责人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你会很快被重新分配工作的。”

林彪倒台后，王震叫王稼祥给中央写一份表态的书面文字。这封信很快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读过此信后，为王稼祥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叫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详细传达。王震听到传达后，本想亲自过来，但因忙于开会，便委托廖承志把好消息带给王稼祥。

“王胡子叫我来告诉你，昨天周总理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你一生的评价，王胡子叫我早一点儿向你报喜。”廖承志笑着说，“毛主席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犯的错误跟张闻天同志不一样，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不是他搞的嘛，他只是提一个建议，是王力他们在国外的会议上搞的嘛。”

廖承志还说，毛泽东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的学习班，由周恩来办理。

王稼祥听后十分平静，回答说：“谢谢你告诉我，我在工作中也犯有错误。”

此后，王稼祥的政治待遇改善了，他又同以往一样，可以看文件，参加一些会议了。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稼祥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江青、康生一伙仍在台上。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新沙皇的迷梦》，又批判起“三和一少”，名义上把刘少奇当靶子，实际上牵扯到王稼祥一批老干部，自然也包括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在内。王稼祥把文章拿给朱仲丽看，她看后说：“主席不是讲了吗，所谓‘三和一少’只是你提个建议，是王力在国外推行的嘛，文章不会指你。”

“你脑子太天真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就那么灵？毛主席被那一伙人包围，那一伙人搞‘批林批孔批周公’，对着周总理去的。”王稼祥苦笑着，“且看明天《人民日报》是否转载吧！”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王稼祥拿到报纸后，心情十分忧郁。25日夜里，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享年65岁。追悼会上，周恩来悲痛地对朱仲丽说：“你要保重身体，真没有料到，太突然了……我代表毛主席向你问候。”当时中央规定，除毛泽东有病不能参加追悼会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

在那篇《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的文章中，胡耀邦透露了一个信息：“（王稼祥逝世）4个月前，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干预，党的十大再次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但‘四人帮’顽固地把他看作是右派代表，是保留的一个‘对立面”，并且在精神上继续折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