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是一个苦命人，出身贫寒，父母死得早，两个弟弟就是他最亲的人，在他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1940年10月，就在他指挥百团大战打击日伪军的时候，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血洗了他在湘潭的家，枪杀了他的两个弟弟，侄子们被迫逃亡在外。

彭德怀没有子女，格外爱怜两个弟弟留下的孩子。虽然大家都说他是“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但是他对亲人的感情很细腻。他对弟弟们的子女视如己出，躬亲抚养，始终教育他们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做人。

“做人也要像核桃树一样，心地要正直，要为党为人民多做些事”

彭起超是彭德怀的小弟弟彭荣华的孩子，生于1928年。他父亲被反动派杀害时，他才12岁。后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辗转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到了彭德怀身边。彭起超在彭德怀的侄子辈中年龄最大，因此彭德怀对他最疼爱，要求也最严格。

后来，彭起超到了延安，在延安中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彭德怀要他去前线打仗，保卫延安。

1944年底，部队发给彭起超一套军装，由于练兵打仗经常摸爬滚打，衣服不久就破了，管理科的同志就送了他一套新军装。他穿上后感觉很合身，不巧正好被彭德怀看到了：“起超，把你那套旧衣服拿给我看看。”极其节俭的彭德怀一看那套旧衣服，就说：“这还可以穿，你把新衣服脱下来，晚上我来找你。”

当晚，“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带了针线、碎布和粉笔，手把手教侄子补衣服：“你学着补，慢慢就会补的。”他把彭起超的旧衣服摊开放在床上，在被磨破的地方划上粉笔，再将碎布贴上，用针线一缝一绞，口子便贴紧了。彭起超学着补了几下，竟把前后襟连着一块缝上了。彭德怀看了不免皱眉：“这怎么穿呀！还是我来。”他又耐心地把它拆开，重新一针一线给缝好。他告诉彭起超：“明天你穿上这套旧衣服，把那套新衣服送回管理科去。”见侄子仍有迟疑，他又开导起来：“现在国民党搞经济封锁，棉花有困难，老百姓的衣服布匹都十分紧张，我们应当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彭起超第二天便把新衣服上交了。

彭起超曾作为警卫战士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春，他随周恩来飞回延安。下飞机后，他和前来欢迎的彭德怀一起坐卡车回枣园。路上，彭德怀高兴地询问他在重庆的战斗、学习和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情况。突然，他发现彭起超穿着一双擦得发亮的皮鞋，不由得皱起眉头：“你怎么穿这么好的皮鞋？”

“这是在重庆因谈判工作需要，组织上给发的，平时穿的是布草鞋。”

“你是要到白区工作了吗？”

“暂时可能不要去了。”

“那你到枣园后，把鞋子脱下擦干净，送到管理科去。”

“这是公家给我买的。”彭起超舍不得把这双心爱的皮鞋上交。

“那是工作需要。现在，你既不去白区，就不需穿这样的皮鞋了。你把它交了，别人还可以穿，这样可为公家节省开支。我们当兵的，吃农民粮，穿农民衣，要五个农民才能负担我们一个啊！不为农民着想，不为农民减轻负担，怎么行哩！”

他担心彭起超在灯红酒绿的重庆待久了以后会变质，又说：“你把你在家讨米、放牛的情景想一想，你就感到不应该了。”到了枣园，彭起超就把皮鞋上交了。

回延安后，彭起超已是中央警卫团战士。一次，王首道跟彭德怀谈了一上午工作，彭起超见王首道既是彭德怀的客人，又是自己曾经的老首长，便给他们送了一瓶开水。恰好这时已到饭点，彭德怀拉着王首道要去领导人的小灶吃饭，王首道就喊彭起超说：“小彭，走，一块去吃！”

彭起超还没来得及回答，彭德怀就对他说：“你到大食堂去吃嘛，跟我们去干什么？”热情的王首道一边拉着彭起超，一边笑着说：“小孩子嘛，就让他一道去吃吧！”这时彭德怀对着彭起超把眼睛一瞪，他顿时明白了：“王叔叔，我还是到大食堂去吃吧！”因为按照规定，普通干部战士应该吃大灶。

事后，彭德怀告诉彭起超：“吃餐饭是小事，但搞特殊就不行了。这里干部子弟那么多，都这样怎么行呢？这不跟国民党的裙带关系一样了吗？”

在延安时，有一次彭起超跟彭德怀一起散步。彭德怀看到一棵核桃树，便高兴地对他说：“核桃树的果子可以吃，又可榨油，十分有营养。它的树干是直的，可以做枪托，不变形。我看做人也要像核桃树一样，心地要正直，要为党为人民多做些事。”

还有一次，彭德怀拿了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让彭起超看。彭起超在家乡时就只是放牛、砍柴、讨饭，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因此文化水平低，对文学一窍不通，对鲁迅作品尤其读得少，自然不感兴趣。他看了几天也没有看进去，便把书还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问：“你全看完了？”他随口回答道：“全看完了。”没想到彭德怀事先做了手脚，在书中粘了两页。他把书翻开，只见那两页还照样粘着，便眼睛一鼓，骂道：“你撒谎！你是怎么看完的？”直骂得彭起超两颊滚烫。他又教育道：“一个人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看了就看了，没有看就没有看。”彭德怀的批评让彭起超既难受又心服。

1950年1月，彭德怀到京开会期间，与刚来到北京的侄儿侄女们在北京饭店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彭起超的妈妈龙国英从老家湖南到中南海看望彭德怀，彭德怀热情接待了她。龙国英见彭德怀没有子女，出于传统观念，便提出把彭起超过继给彭德怀为嗣，还说：“长子过长房好。”彭德怀沉默了一下，坚定地说：“不必了，过继与不过继，反正都一样！所有的革命后代，都是我的后代。弟妹，请你放心，我会把起超他们带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送彭起超到北师大附中读书。那时他犯了胃病大便出血，但因他住校，彭德怀对此也不知情。一天，彭起超到帅孟奇家做客，恰好邓颖超也在那里，她们关心地询问他的学习和身体情况。他说：“其他都还好，就是胃病复发了。”邓颖超很热心：“你可以经常买点水果吃。”彭起超随口说了一句：“我是供给制，哪有钱经常吃水果。”

没想到这件事传到彭德怀那里，引起了一场误会。后来，彭起超到彭德怀家里看望他，正好他在家办公。见到彭起超，彭德怀顿时脸色沉下来，劈头就问：“你怎么到处去要钱，去喊爹叫妈的？你是不是找过别人要钱买水果吃？”

彭起超感到委屈，就如实向他说明情况，他的脸这才舒展开，说：“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去叫苦了。人家看到你是彭德怀的侄儿，给你也不好，不给你也不好，千万要注意影响啊！”

“我们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就对得起长眠的战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评级授衔时，彭起超正在军校带职学习。根据他参军的年限、职务和表现，按理起码应该被授予上尉军衔，没想到只被授予了中尉军衔，而与他同年限参军、同职务和初评时一样级别的同志都是上尉军衔。他实在想不通，于是带着不满情绪去找军校领导评理：“为什么要压低我一级？”

军校领导笑了：“这件事你不要找我，你去找你伯伯好了。”原来是彭德怀向军校领导建议给彭起超降低军衔：彭起超是我的侄儿，对他一定要特别严一点！

当时主持全军评级授衔工作的正是彭德怀。他必须秉公办事，让侄子降级也是为了避嫌。

彭起超不了解这些情况，他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于是带着闷气来到了中南海找彭德怀说理。彭德怀见他是为授军衔的事而来，便习惯地板起了面孔，眼睛一鼓，吼道：“长伢子（彭起超的乳名），你是要官还是要革命？你出来是为了什么？你不是说要为你父亲和你二伯报仇吗？”

“中央军委有文件，军事学院给我定的军衔是符合文件精神的啊！伯伯，你不是故意压我吗？”彭起超愤愤不平。

“对你，我就是要压！跟我一起参加平江起义的，都压了！你是我的侄子，当然更不例外，并且还要严格一些！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搞裙带关系！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伸手要官！”

彭起超也是个倔脾气，无论彭德怀怎么说，他就是听不进去，因为他觉得伯伯把他压得过火了，真有点不近“情理”。他想不通，过后又去找彭德怀赌气：“你当国防部部长，我彭起超就不当兵了，回家种田去！”

彭德怀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又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你是我家里人，你还不能理解我！跟我参加平江起义的人，军衔都压了一级，那他们又该怎样理解呢？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呀！你二伯父、你父亲，还有你贵哥（指彭起超的堂兄彭佩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连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没有看到。你在新社会里，吃饱穿暖，党送你读书，还给你授军衔，给你军官待遇。你这是享谁的福呢？你要多想一想自己对革命、对人民做了些什么，还要想一想那些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先烈。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最后，彭德怀对彭起超说：“你亲眼看到过多少同志流血牺牲，这些同志连胜利都没看到就死了，更不用说戴牌牌了。我们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为个人利益闹情绪呢？全军有那么多干部要授军衔，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

1966年11月，彭德怀给彭起超写了一封信，要求彭起超“在思想上、工作上应向高标准看齐，经常去找差距，就会感到自己比不上别人，就会虚心，就会不断进步。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主要是向五亿多农民去看。这样就会感到满足，以此共勉”。没想到一个月后，彭德怀就被关押监禁直到去世。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侄儿的最终嘱咐。

在外人看来，彭德怀对彭起超似乎严厉得有点不近人情，但实际上他是把彭起超当亲儿子看待。得知彭起超有胃病，他不但送钱送药，还亲自动手把馒头切成片，烤好后给他吃；见他裤子破了，就动手帮他缝补，并教他生活自理。但是，凡是在他权力范围或影响范围内的事情，或者是涉及品德方面的事情，他对侄儿侄女们的要求都要比一般人严，因为他没有忘记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人要好好工作。我们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就对得起长眠的战友了。”

“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在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中，只有小侄女彭钢（彭起超的妹妹）同他在中南海一起生活过比较长的时间。当时她身体不太好，都已经是中学生了，体重只有70多斤。彭德怀也很心疼她，但对她的要求仍非常严格。那个时候中南海实行供给制，彭德怀按规定吃小灶，普通干部吃大灶，因此彭德怀只准她吃大灶，而不让彭钢同他一起吃饭。彭钢知道伯伯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搞特殊化。

对于彭德怀的先人后己，彭钢印象深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曾经得到400块大洋的慰问金。当时400块大洋算是一大笔钱，彭德怀把这400块大洋一分为二，给了两个烈士家庭：一半给了跟他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黄公略家，一半给了他在红军时期3军团的部下陈毅安家。他自己没有留下一分钱。后来他跟彭钢解释：我也知道我们彭家很困难，像你的家里，父亲也牺牲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人后己。毕竟你姓彭，我还得先给人家。

彭德怀除了抚育两个弟弟的几个子女，还同时收养了几个烈士的子女。在中南海，彭德怀经常给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买这买那，把黄岁新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有一次，彭德怀从外面买回两件雨衣，他先让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挑选，再让彭钢挑选。彭德怀解释说：“岁新和太北的爹爹都牺牲早，太北的妈妈在外地，岁新的妈妈又有病在北戴河疗养，我们更应该好好照顾她们才是。”他平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接济其他烈士的遗属和有困难的战友、亲戚。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青年都梦想当解放军，彭钢也有军旅梦。但那时国家尚未允许女性当兵，为此彭钢还跟担任国防部部长的伯伯吵过架，认为男女不平等。彭德怀很喜欢这个倔强的小侄女，表面粗犷的他多留了一份心，帮她留意哪所军校招收女学员。

1958年，他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视察，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彭钢：“这个学校招女学员，这下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彭钢也不示弱：“我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不上，不会靠你。”他听了很高兴：“你还挺有志气的啊！”后来，彭钢通过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该校计算机专业并入伍。

可惜彭钢刚考上军校，彭德怀就被打倒了。作为彭德怀的侄女，她不免受到连累。1965年她从西安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时，没有被分配到与所学专业相适合的岗位，而是转业到北京汽车修理厂。刚出校门的她还不能自立，只能跟着搬出中南海的彭德怀一起住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

当年11月，彭德怀突然被派到四川担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他这一走，彭钢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因为当时没有商品房可以买卖租赁，职工住房只能靠单位靠组织解决。彭德怀望着新婚不久的彭钢夫妇：怎么办？你们住哪儿呢？总不能住马路上吧？这位从不求人的元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个人要求：能不能给我这个孩子找个住的地方？于是，彭钢终于有了住处。彭德怀后来对此还耿耿于怀，对于向组织提出要求感到很自责。

身着元帅服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挂甲”后，心中抑郁难以排解，曾把那份《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拿给彭钢看。彭钢看后忍不住对他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一听到这句话，彭德怀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了：“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彭德怀越说越激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从我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党和人民了，不单单属于我了。你不是也想做一个共产党员吗？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容易啊……”

多年之后，每当彭钢回忆起这一幕，伯伯那高大光辉的形象在她心中仍然栩栩如生。

彭德怀的一身正气和一心为民的精神，对彭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她担任了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总政纪律检查部部长等职务，担负着对全军高级干部纪律检查的重任。她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但她时常想道：“伯伯过去受到那么大的压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党，是国家，是军队，是人民群众。这会给我很大激励。虽然无论从职位和思想境界上讲我无法同他相比，但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像伯伯那样工作，遇到原则性问题，该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被称为“军中女包公”的彭钢刚正不阿，有口皆碑，无愧于彭德怀的教导。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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