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0日，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伊莎白·柯鲁克去世。他曾于2019年获得国家主席颁发的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她有90多年在中国度过，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

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柯鲁克夫妇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河北的解放区，近距离观察了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写下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忠实地记录了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

我也常常向村里的长辈们请教以前的土改和公社历史，但是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历史的讲述常常是碎片化，而《十里店》作为两位外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现场记述，更加公正也更加详实地弥补了历史叙述的空白。

《十里店》开头便交代了伊莎白夫妇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前往十里店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9 月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中包含在三种情况不同的地区内执行土改决议的具体指示：在老解放区，那里的封建势力已基本上被铲除，但是土地占有还不公平，民主制度不健全，而且许多党支部是不纯洁的（领导权落到地主、富农或其它“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在“半老区”，那里需要采取迅猛、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土改；对新解放区的指示指出，那里开展大规模土改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制定执行土地法大纲的各项具体计划，各个边区的中央局随即召开了会议。

我们到达的时候，晋冀鲁豫边区正在召开土地会议。这次漫长的会议不仅研究了推进土改运动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而且，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自我整风”，为他们今后领导土改运动做好准备。

这段文字背后，存在着一段多数人并不熟悉的历史：之所以要进行土改复查和高级干部“自我整风”，就在于像十里店这样的老区，虽然土改早已完成，但还存在种种问题，例如错划富农、党员干部多拿多占、民主制度不健全等等现象，因此需要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土改。

而之所以存在这类问题，就在于一次土改时，绝大多数农民参与意愿不强，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二次土改时，绝大部分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又存在错划、多拿多占、有的贫下中农仍是窟窿户等问题，因此需要三次土改——这种情形，与文艺作品中简单化处理的“共产党登高一呼、农民纷纷响应”的情景不尽相同，更与精英文匪所描述的“放任流氓无产者胡作非为”的情况完全不同，后者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恰恰是当时的中共所致力于反对和消灭的个体现象。

伊莎白·柯鲁克

《十里店》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第7页的讲述：

我们得到了观察和研究运动进程的便利条件，唯一的限制是我们自己对耳闻目睹的种种的理解能力的局限。（这样局限主要是外国人的语言障碍所导致的——笔者注）我们获准参加各种会议，有老乡的会议，也有工作队的会议；也可以查阅大量的资料；村里的文件，各种统计数字，对工作队的指示，等等。此外，我们目睹了村中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进程，也参加了许多解决村里日常问题的会议。这本书是我们在七个星期中亲眼看到的“复查”运动的详尽记录。

柯鲁克夫妇首先讲述了一次土改之前十里店的情形：

在各种改革开始之前的1937年，村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的生活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得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按经济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的话，十里店没有一家富户。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穷得可怜。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灾荒年间，死亡或逃荒的，因贫困无力抚养子女而不得不把他们弄死或卖掉的，为饥饿驱迫而到军阀队伍里当兵的，因交不起租而坐牢或因欠债而丧失自己微薄的家产的，都是穷人家里的人。灾荒对于地主和富农来说，正是趁机占有抵押品和夺得土地的极好机会。

共产党来到以前，十里店就在这种畸形状态中跛行。长期以来，土地就被不经济地分割成了小块。因为根据中国的继承传统，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之间平均分配。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土地分散的困境，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竭力靠作买卖和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每一代人因袭的目标就是靠购买、占据抵押品和别的方法增加家产，使儿子们继承遗产时……这种以资本去放高利贷，而不去发展生产和建设的做法，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早已停滞了的经济，而且，助长了村中损人利己的歪风。

1942年至1943年的饥荒是历史上罕见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邻近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其规模和惨状更是笔墨难以形容……一些人仍旧讨饭，卖儿卖女，上吊自尽。在十里店四百多户人家之中的四十九户，五十九人终于饿死。

在精英文匪们通过《丰乳肥臀》、《软埋》一类的小说日复一日的洗脑之下，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万恶的旧社会”这样的表述嗤之以鼻，以为《白毛女》中黄世仁放高利贷的恶行是“宣传、编造”，地主成了“乡贤”、“大善人”，刘文彩的案被翻过来了，有人甚至开始讨论“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

柯鲁克夫妇的文字读来虽然不带什么情绪，不是对地主阶级恶行的具象化描述，但读者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仔细品味，仍旧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地主阶级的这些恶行带来不仅是深重的阶级压迫，还有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他们是造成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之一！

柯鲁克夫妇接着讲述了40年代初，共产党在十里店进行的土地改革：

……四十年代初，在组织群众战胜了天灾和日本侵略者以后，共产党制定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赋税按比例地在占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富户中征收。这样，就免除了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阶级成分是根据是否自食其力，剥削他人或自己受剥削而定。共产党人并没有引进阶级斗争，他们只是设法引导农民们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进而以此解放整个国家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产物，一个新阶层——“新中农”出现了。当我们到达十里店时，村里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由贫农和雇农上升到“新中农”之列。贫农仍然占全村总农户的三分之一，但他们都有了土地……他们总算可以生活下去了……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如今只占有他们自己过去占有的土地的六分之一。

封建家长制正在被削弱。由村政府收税，村办小学开课，新成立的互助组解决农忙季节老乡缺少劳力和牲口的问题，以及在农闲季节筹集副业资金的问题……

不过，基于抗日战争背景下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力量对比，这样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是不彻底的，因而还存在各种问题：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很严重。尽管有一百二十五户贫农上升为新中农，但是，在这样一个素有扼杀女婴的恶习的社会里。村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户姓王、傅、李。当村干部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以后，李姓或傅姓的老辈就会咕噜，这与大多数村干部姓王有关。

以往的一种更为有害的旧作风是干部专横跋扈。大多数干部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刻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包揽一切，而不是“发动群众”，这是一种需要极大的耐心的工作。他们过分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党从长期的经验中认识到，群众是多么的不同和复杂。只有少数人在政治上是先进的，另外的少数人是落后的，而大多数人则处于中间状态。要把运动引向胜利，就要使政治上先进的分子与绝大多数人紧密地一起工作。如果在群众运动中缺乏这个必要的基础，干部只是向群众发号施令，而不是引导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孤立的。积极分子如果不在大多数群众之中深深扎根的话，就会走向右或左的极端。这关系到民主的问题。

柯鲁克夫妇毫不避讳地记录了左倾机会主义对土地革命的破坏：

在1947年冬季造成恶劣影响的是“割封建尾巴”运动。这场运动是几个月前发动的，旨在解决那些还没有彻底翻身的农民缺少土地的问题。这些农民几乎占十里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由于害怕报复而在过去的斗争中表现消极，或者出于对宗族的忠诚而站到了地主或富农一边……

但是，这时已没有现成的财产和土地可以分配给他们了。因为，尽管在过去只有部分农民被发动了起来，尽管地主和富农采取了巧妙的逃避策略，绝大部分财产和土地还是被分光了……分区和县政府的大批的共产党干部想方设法去发动那些尚未翻身的农民，以使他们分到应得的土地。在从地主和富农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从还有土地和财物可分的农户中人为地划分出来了一个叫做“封建尾巴”的新“阶级”，（这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划分阶级的原则的），从而开展了一场“割封建尾巴”的运动。

所谓“封建尾巴”是指某些人所拥有的不是靠自己或父辈及祖父辈的血汗挣来的生产资料。如果他的上两辈中有人是地主或富农的话，那么，他的土地和财产就被认为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在许多村子里，几乎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农因此而象地主、富农一样被划为“斗争对象”。

这条左倾路线后来被称为“贫农路线”，并作为把中农排斥出革命阵营的重大错误而受到批判。事实上，“贫农路线”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中共中央的赞同，党和政府的政策一贯强调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十里店的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完全按照这条路线办事。的确，他们有克制地领导了“割封建尾巴”运动……尽管如此，极左倾向的危害在十里店也是很明显的。那些指望从被错划为“封建尾巴”的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的贫农感到失望，有些人感到被新的村干部欺骗了。而在另一方面，中农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威胁，甚至那些未被触动的中农也人人自危……中农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并且，注意在人前不吃白面……有一个新中农，因为害怕有一天自己的驴子会被“斗争”走，就把驴子卖掉……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需要指出的是，“割封建尾巴”运动这样的左倾机会主义现象以及某些向地主阶级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现象，正是党内自上而下的路线斗争的表现。

作为机会主义的反对者，毛主席在肯定了1945年以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主流（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的同时，指出：“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1948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尽管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自上而下发出的，但它的实行却离不开对群众的发动、民主制度的健全以及群众作为主人翁姿态的参与。十里店的土地复查和整风，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展开的：

中央局派出了试点工作队。其中有一支工作队在1948年2月25日到达了十里店。

不过，很多群众对工作队的到来，并不抱有很大的期望：

一些老乡之间存在着私怨，一个人对他的邻居说：“这次我也许能报仇了。只要能出得这口气，我才不在乎以后会出什么事呢。”一位老农道出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的共同看法：“又要乱了。只指望他们别把村长搞掉，他是历任村长中最好的一个。”

有个党员惴惴不安地说：“人人都夸毛主席领导的党。当他们发现我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也许会笑话的。”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首先做的就是向群众解释和贯彻土地法大纲：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过去村里有些中农被斗争了，被没收了财产。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至于那些受到过合理斗争的地主和富农……必须给他们生产资料。

通过走访，工作队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工作队一开始就了解到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经济上的翻身是赐与的，而不是赢来的。落后的农民本应觉悟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却消极地等待分给土地。

因此，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发动群众成为首要任务：

先要把老实、纯洁、可靠的贫农雇农组织成一个团体。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善于讲话，难以胜任。其实，他们错了。看看赵庄的靳福有吧，他过去只是个开山地的贫农，现在当上了村政府委员，而且是很出色的一个。

贫农团成立后，就要改组农会，然后选举村政府。（在第一次村民大会上）当着老乡们的面宣读了中央局《告党员书》中规定的十条守则。

这十条守则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号召群众监督举报，例如：

“党员不得偏袒家族、亲属或同姓，也不得偏袒军属或烈属”；

“党员犯罪时，必须交由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各级组织绝不能因其是党员而加以袒护”；

“不得与农民算旧账”；

“绝不允许强迫命令或独断专行。不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

村民大会上，工作队对乡亲们说：

“大胆批评干部和党员，帮助他们改造自己。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打人骂人。决不能像过去对待有些地主那样虐待或者打党员。如果党员犯了罪的话，可以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必要时，也可以在本村组织人民法庭。”

做完这些解释说明工作，工作队的重要任务就很明确了：

我们应当花更大的精力来帮助群众组织贫农团，改组农会，选举新的村政府。群众中的具体问题，应当由新的村干部，而不是由我们来解决。

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新的权力结构接受群众的公开质询和问难，确立起了干部与群众积极互动的有活力的公共领域，接管从前的私人领域和权力；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敦促干部改正错误，在这个过程中间，管理事务和权力运行被公开化，管理者反而要向被管理者汇报工作，从而形成了一个成本极低、执行力却极高的农村政权组织。

如果仅仅是为了驳斥那些小说家对历史的歪曲，《十里店》开头的记述就足够了，然而，《十里店》对土地复查和整风过程的忠实记述，对于后来的革命者而言，无疑是鲜活的史料和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是柯鲁克夫妇留给中国人民的珍贵礼物。

此外，《十里店》所记录的这段短暂的历史变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的一个前奏与缩影；可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受到私权领域侵害的小资白领们，理解毛主席晚年的艰辛探索，理解今天所遭遇的权力重新私人化的成因，理解远比“代议制民主”更富有吸引力的“群众运动”这个真正的屠龙术，思考社会的前途和出路。

奉劝那些受伤痕小说家们误导、痛恨权力腐败与专断、自认为有反叛精神的小资白领们，认真地读一读柯鲁克夫妇的这本记录真实历史的著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