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1937年11月，当时我还是陕北公学的学生。有一天忽然响起了警报，说有敌机来了，大家纷纷找隐蔽的地方，还没隐蔽好，又传来消息说，不要跑了，这是自己的飞机，大家准备去机场迎接吧。我们又往机场跑，正跑着，又传来话了，说大家不要跑了，欢迎会就在我们陕北公学操场举行。不久，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簇拥着被迎接的人——王明、康生、陈云及一些随行人员——到了陕北公学操场，当时就开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会。

欢迎会大概有2000来人，主席台是由几张方桌拼起来的，摆了一些小凳子，领导人和被欢迎的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非常巧，我离主席台很近，七八米的样子，所以一抬头，就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人，王明、康生、陈云三个领导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马裤和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上去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

欢迎会是毛主席主持的，毛主席致欢迎辞。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充满喜悦和激情地说:

他不断地重复“喜从天降”四个字，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不断地把帽子抛得老高，抛向空中。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普通话的口音和他政治家的风采，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第二次见到陈云同志，大概是12月初的一天晚上，成仿吾校长在他的办公室召开陕北公学党员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陕北公学当时有学员数千人，但党员只有三四十人，会议在校长办公室召开。校长办公室就是一个山洞，天然的，岩石侵蚀风化而成，前面加两个门窗。我们正在开会，陈云同志进来了，他向大家问好，并讲了几句话。我记得，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广大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心向共产党，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要从他们中间大量吸收党员，革命事业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还说道:“我是从新疆回来的，在这之前到过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分给抽烟的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香烟，大家尝一尝吧！

我第三次见到陈云同志，是在那次党员大会之后不久。那天，全校师生听陈云同志做形势报告。陈云同志报告大意是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像朝山进香一样奔向延安，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等都是大知识分子，马克思生前经常到伦敦的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以至他座位下的地面上都被他的鞋磨出一道沟。

陈云同志讲，他曾经问一位苏联的农民，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位农民说，现在住房里有了室内厕所，免得冬天上露天厕所受冻了。陈云同志的报告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称赞这个报告深入浅出，形象生动。

陈云同志从新疆回延安以后，工作过于劳累，经常流鼻血，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中央专门请了一个治流鼻血的苏联医生给他治疗。这个苏联专家回国之后，需要一个人照顾陈云同志。组织部就到陕北公学物色人。陕北公学首先要选择党员，政治上要可靠，我们女生队只有四五个党员，找一个党员，而且条件比较合适，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就选到了我。我没学过护理学，好在去陈云同志那儿也不需要很多的护理知识，就是每天负责给他鼻子滴药水。在他窑洞的门口，给我放了一张桌子，没事儿时，我就拿本书看，当时看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陈云同志说，这本书是定情之物，写上我的名字，签上他的名字，保留了起来。

在照顾陈云同志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聊天，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的学历，我都如实告诉了他。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做个朋友好吗？我当然就同意了。后来他又跟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你好好考虑我的条件，我比你大14岁，年龄方面有差距，我是小学文化。他一再说这个事情，问我愿意不愿意。

我入党之前，就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了，对共产党非常崇拜，觉得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好像神人一样，都是不平常的人。我觉得年龄差距不是问题，虽然他的学历是小学，但在革命过程中，他读了那么多书，有很大提高，经验又十分丰富，我跟他比起来，有自卑感，觉得还配不上他呢！

我们的关系确定了之后，陈云同志为了慎重起见，把当时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我二哥请来，认真、坦诚地讲述了他和我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我二哥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很好，当然同意了。陈云同志为了表示尊敬，还在街上饭馆要了菜，请我二哥到他住处吃了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