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

1982年至1993年间，笔者先后参加了《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人名大词典》三部辞书的条目撰写和一些事务性工作。参加这些工作，最大收获是了解了几部辞书的来龙去脉，也跟一些专家学到了不少知识。

中美合作修订出版《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是邓小平根据美方请求作出的决定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是由中国和美国双方合作修订出版的。这是邓小平根据美方请求，作出的决定。笔者是1982年9月7日上午参加《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撰写人会议时得知这一情况的。

这是中国和外国合编辞书的第一次尝试。

这件事是1979年由美方提出的。在这之前，中国台湾当局要跟美国合作，但遭到美国拒绝。美方意在找一个主权国家合作，没有接受台湾当局的动议。1979年，美国人来访时向邓小平提出过，邓说这是好事，可继续谈。次年，美国百科全书董事会会长来华访问，又向邓小平提出此事，基本敲定了两国合作出书的意向。

接下来，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很快就签订了合作出书的合同。美国媒体作了报道，有的评论，有的怀疑，有的感到新鲜，说共产党中国和美国合作出版百科全书了。

那天，领导指示笔者和朱玉到军事科学院去参加这个会。我们俩不是代表政治学院，而是代表《徐向前传》编写组去的。会议在军事科学院主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名称就叫“《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撰写人会议”。

参加这个会首先让笔者感到，编写这部辞书是树立国人形象的一个机遇。这是主持人的一番话让我感悟到的。他说：《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英国的，后来美国把版权买了下来，现在要修订。我们和美国这家公司签订了合同，要翻译成中文，同时对其中事实不准确的要改过来，诬蔑的文字要去掉，没有的条目要补上去。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呀。

会议由军事科学院编审室主任奚原主持。“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任职，“文化大革命”后主要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应该说，他是一位资深的辞书编写人。

因为这是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形象的大事，所以笔者感到这件事非常重要。

《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历史较久的一部辞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有“工具书之王”的美誉。

1768年，苏格兰人威廉·斯梅利被聘担任主编。他苦干三年，终于在1771年将辞书出版，当时只有三卷，销路很好。但版权拥有者却是出版商麦克法卡尔和雕刻家贝尔。然而，该书很快被美国人盗版，且在美国的销量远远大于它的本土——英国。直到1820年，爱丁堡布莱克兄弟出版社收购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版权，美国人才名正言顺地出版这部书。这也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和英国共同修订《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缘由。

该书问世以来，一直是定期更新、修订、增删的，已有200多年历史，素以学术性强、权威性高著称。现在由中国参加修订的新版《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除中国条目外，其余主要是根据最新英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译而成，共收条目7.1万多条，附图片500幅左右，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学科概述和专名、术语、人物、团体、机构等的介绍。尽管中国参加编辑修订，但侧重西方文化、科技成就和当代知识的大格局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不是版权拥有者，只能把有关中国部分编辑好、修改好，这是我们的职责。

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修订增加内容，是经过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的。这是胡兰芝提供的信息。胡原是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第四研究室副主任，以编写军史、战史为主业，开会时的身份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研究员。她很注意撰写条目的专业性，强调分工对口、保证质量。她提议写《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条目可以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结合起来。她说：指导思想是站在我们立场上写，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上写，但要注意美国公司的接受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她还说：外国人喜欢生动，我们不易写生动，要注意一下。胡兰芝布置了当天参加会议的人所要承担的条目，还强调说《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广州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等条目是原书上没有的，属于新增加条目。

至于审稿，当时还没定下来，她只划了个轮廓，可由各单位领导或“传记组”领导负责初审，作为基础，然后统一送出版总署。关于条目的长短，是以字数多少相区别的。她说：长条1500字，中条1000字，短条500字，现在还有最短条200字。各老帅条目500字左右。关于完稿时间定在当年11月上旬。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共30卷，中国版要出8卷，1至7卷是条目，还有一卷是索引。关于中国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原有2000多条，我们要增加20％，但字数不能超过100万字。胡兰芝说：这个书不改不行，笑话很多，如《胡风》条是这样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后被清洗。另外还有好多错误。

我们拿《周恩来》条和美国方面商谈，他们对事实没提什么，但提出：光是哪年干什么还不行，要有点文学性，使人看了有兴趣。有评论要恰当，但很难做到。我们向文献室反映了，他们说可不可以加点名言，如“活到老学到老”。

《不列颠百科全书》原书上台湾的条目比大陆的多。中国条目负责人到会作了具体指导。她说：中国条目共2056条，原书上台湾的多，如果出版了，中国人民不会满意，但加多了也不好，现提出增加20％。中国条目存在深度和广度问题，日本在翻译时，把日本人塞进去了许多。我们中国增加有更多困难，但也要宣传。主要是力量有限，人力都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去了。中国条目要有科学性、真实性，希望各位专家写好。用外国的出版社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的名人和事件，介绍毛泽东，由中国人执笔，这还是第一次。她强调，撰写条目时不要用主观定性和褒贬的定语，如伟大、崇高等，伟大不伟大不在定性，而在实际，我们写作的毛病是死板。

关于条目的字数，这位负责人表现出了灵活性。她说：元帅写500字少了点，可适当增加一点。《毛泽东》最高是2000字，《秦始皇》是1500字，《蒋介石》是1500字，《蒋经国》是800字。人物的生卒年月日，要写到月日，地点要写上，虚词主语要省去。水分要少，文字要严谨，要达到去掉一个字都不行。

讲到这里，有人站出来说：《华国锋》一条可由800字减到500字。他和老帅比，800字太多了。这个提议，让与会者感到意外。笔者觉得，华国锋还是值800字的。还好，这个人讲了之后，没有人附和。

这位负责人强调：写东西要经得起查证，从哪里来的资料都要注明。她列举了《宋庆龄》一条。她说：如宋庆龄的出生年月，有4个时间，1890年、1891年、1892年、1893年，我们用了1893年。美国人来信问，还列举了许多报纸上的出处，说你们自己也写过1890年、1891年、1892年，现在又出了个1893年，根据是什么？我们找了廖承志，廖说：宋自己说，我与主席是同岁。

这位负责人说：有人曾提出加写《胡乔木》一条，乔木说，我不上了。还有人提出：《中印冲突》这个条目本来就不行，我们不能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是他们占领了我们领土，我们是自卫反击。

关于这两个意见，她未置可否。下面一条意见是奚原给予了答复。我们传记组的朱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是回避好，还是按我们的观点写好？奚原很快接下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可写到军事卷中去。

和美国合作修订、出版这部书，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的东西拿过来，另一方面是向世界宣传我们自己，为我服务。

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出自己的百科全书，我们下决心编一套自己的百科全书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

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出自己的百科全书。奚原说：我们和美国，两个国家联合编写《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是个创举。最早的百科全书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晚十几年，现在出了15版。美国人说，你们自己就不要出百科全书了，有我们这个就行了。我们说：那不行！有人说，这一部是《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也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它怎么能算中国的百科全书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有些东西，精华的东西，不能都写到“不列颠”中去，要留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如“考古”。指导思想要坚持我们的立场观点，忠于历史事实，同时考虑美方的接受程度，写得要生动一些。苏联的百科全书死板，欧美的就活泼一些。我们要生动一些，不要八股调、公式化。这个任务没有规范要求，但要列几条：准确性，要有根据；知识性，不要空洞议论；科学性，是完整的科学体系；生动性，文字要活泼，力求与美国的风格相近。还要注意保密，中央没公布过的不要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审室，是1978年成立的。那时笔者还没有加入其中。直到1982年9月13日上午，笔者参加了总政治部办公厅召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人会议，在这个会上，才算接触了这件事。而且，对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整体思路不甚了了，笔者接触的主要是军事卷部分。

在这以前，我国是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世界有几十种百科全书，据说缅甸、中国台湾地区都有百科全书，所以我们下决心编一套自己的百科全书。那时，从1978年算起，计划10年完成，到1989年10月1日，整个74卷全部出完，可是到1982年时才发现，实际完不成，时间又往下延，计划到1990年出74卷，可到1982年时，只出了“天文卷”，下面的任务还很艰巨。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人会议上，总政治部一位负责人说：军事人物部分刚刚开始，比其他分支晚一年多，现在报军委的人物条目还没批下来，老帅条目可以先开始。

这次会议之所以在总政治部召开，是因为会议要部署《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任务。军事卷共二卷，计划1984年完成，1985年出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共24个分支学科，军事人物是一个学科。

参会的多是各位老帅“传记组”的成员，在明确任务时也很明显的是针对这一点。另一位负责人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分长条、中条、短条。上将是短条，元帅是中长条。短条700字以下，中长条2000字至4000字之间，平均3000字左右。质量要求比较高，这也算“传记组”的一个成果。

我们到会的人可能是参加撰写的人，但不一定是条目的署名人。《中国大百科全书》要求署名，给署名人正式下聘书。会议负责人讲，署名要求是最合适的人选、署最合适的条目。署名人是要有点名气的。如，《政治工作》由韦国清署名，《导弹》由钱学森署名。元帅条由谁署名，可能由军委决定，也可能是职务比较高的人。《徐向前》一条的署名人最后确定为《徐向前传》编写组组长刘志和主编张麟。

会议对撰写人提出了严格要求。

关键是质量。要求大家首先要学习《百科》、熟悉《百科》、了解写《百科》的规范要求。不要把这事看简单了。会上列举了一位撰稿人，是个大学生，他认为写这个条目很容易，可写出来时“四不像”。

要掌握规范要求。人物条目，生卒年月、生平事迹、成就贡献必须有，而且非常重要。但要求事迹要准确，一点水分不能有，要永远推不翻。会上明确了一个表述用语，那就是“老帅们和毛泽东共同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但要求通过具体事迹反映毛泽东思想。

要注意抓特点。抓好国家特点、军队特点、人物本身特点。主持会议的人说：军事人物最易出现简单化、模式化、脸谱化，没有特点；又容易记流水账，枯燥无味，把活生生的人写死了；又容易材料堆积，人物形象很模糊。要求找出主要特点，主要贡献是什么，有什么著作。过世的领导人都有悼词，改一改就可以了。

文字逻辑要严谨、精练、朴实，不要死板。

会议要求把这个任务变为集体创作，一人执笔，集体研究。

会上提到几个具体人的条目：

关于《张国焘》，主持人说，历史事件要写出来，实事求是，执笔人先按自己的观点写，让中央批，问题不能回避，回避了说不过去。

“陈毅传记组”提出：陈毅当没当过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贺龙传记组”提出：贺龙是怎么死的？1975年中央关于贺龙的平反文件说贺龙是病死的；后来总政治部查贺龙被害一案，结论是被害致死，这个问题怎么办？调查贺龙被害一案是总政保卫部牵头，能不能定下来？

一位负责人说，军事卷有总编委，有25个分支，所有条目都印出来了，就是军事人物没有印，怕变，现在还要保密。不然有人会问：我怎么不能上书呀？有人可能上，也可能不上，传出去不好办。

《中国大百科全书》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梅益先后任总编辑，1993年8月出齐，历时15年。全书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推许，1994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Ⅱ中刊登由笔者执笔的《唐亮》一条。就为这600多个字，笔者特意去南京访问过唐亮老首长。他很重视这件事，和笔者谈了好几天，他的孩子都录了音，录音成了后来写他传记的主要依据。访问期间让笔者难忘的一件事，是唐亮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他说，小时候没有条件过生日，到了自己想过生日时却不知道生日是哪一天，于是就把端午节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他说：端午节总要吃点好的。后来确定1910年6月13日为他的出生日，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

参加编辑《中国人名大词典》是在筛选“人间的精华”

《人名词典》的编写要求

《中国人名大词典》，这是最后定名，开始编写时名为《人名词典》。

因为笔者写的是自己的经历，所以本文还是用那时笔者接触的书名《人名词典》来写，这样更能看出事情的原委，更有历史真实感。

据笔者所知，《人名词典》编委会是1983年4月成立的。廖盖隆生平条目介绍该书编辑是1991年至1993年。这可能是他审稿时间，或者是稿子送出版社到成书问世的时间吧。实际上，编纂《人名词典》的具体工作早就开始了。

1984年初，笔者在政治学院宣传部任干事期间，就领受了编纂《人名词典》、撰写政治学院领导人条目的任务。这件事拖得时间比较长，到1990年笔者任国防大学组织部部长时，还没有脱手，一直到1993年出书前，编辑部还同笔者有联系。

《人名词典》实际是“名人”词典。说是“人名词典”，但不是有名字的人都可以上书的。要有职务等级的限制，要有对社会贡献大小的比对，还要被公众所认可。也可以说，是在筛选“人间的精华”。想想看，从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选出2.5万人，这还不是精华吗？即使后来增加到了3万人，那也够精华的了。所以，副主编罗竹风说：《人名词典》集中了中国历史的精华、党的精华，是重要的工具书。因此，谁上谁不上，谁多写谁少写，大家做一件事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本来够上书条件但犯了错误还上不上，这都是很让人费脑筋的事情。

对《人名词典》条目撰写的作者要求很严。

副主编范源说：这个书有个原则，要准确无误，严肃认真。

罗竹风说：内容要丰满。主要经历要很好概括，不要使重大事件遗漏。他举了《皮定均》条的例子，说：皮定均很有名，能打仗，毛主席评价过的，很典型。这件事不得了，概括好了才能丰满，搞不好，也很干巴。

罗竹风还讲了另外三条要求：资料要准确，体例要规范，文字要简练。

在讲到资料要准确时，罗竹风说，不能道听途说，要板上钉钉，一定要反复核实，查阅资料要搞确实，如搞错了，哪怕是出现笔误，就会一错到底，贻误后人。

在讲到体例要规范时，他说，要遵守规范不能出格，编词典和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可以有观点，词典的体例要一致，五花八门会影响质量。他举例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不能写“毛泽东主席”。

在讲到文字要简练时，他说，尽可能挤掉一切水分。我们写的要成为最权威的，材料要第一手的，外国人再写就是第二手、第三手了。

主编廖盖隆则强调，撰写释文要具备三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这也很让人开阔思路，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这“三性”的表述是这样的：

科学性，就是要真实准确，最忌张冠李戴。要求与释文有关的《自传》部分必须摘抄，不一致的也要摘录。胡绳说，《人名词典》特点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像八宝山悼词那样来评论一个人。黄克诚看了《林彪》释文后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历史人物，正反面都要写，是事实就要写。要写出人物性格、特点、主要功绩和对人民的贡献。历史上受迫害的重要领导人，如四方面军的曾中生、许继慎要如实写出来。

知识性，就是要让青年能学到知识、学到历史。比如《许光达》，对建设新中国的装甲兵有贡献。司马迁写《史记》是个范例，什么人物都栩栩如生。这关系到词条的质量。我们说写人物特点要写眼睛，叫画龙点睛，不要写头发。

说到这里，笔者有一点感触，布置任务时讲要“写出特点”来，可落实到文字上，又回到“统一”的路子上，用语稍有差异，都得被“扶正”。所以，中国的辞书恋不住读者。大家都很羡慕司马迁，都讲要学习司马迁写《史记》，但如果《史记》拿到现在来审稿，司马迁就不会有“史圣”之名，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也就不会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稳定性，廖主编讲，《人名词典》不同报纸、期刊，辞书周期长，大体5年修订一次，这也是一种优势。

编委会负责人胡绳说：《人名词典》是个创举，大家都来办这件事，更好地适应对外改革开放的需要，特别注意事实，作者要绝对负责。

罗竹风在讲到领导重视、中央重视时说：乔木、宋任穷重视；胡绳同志是乔木选了很久才定下来的负责人。他还说，有中央支持，老同志支持，人民支持，各部门选出来的都是文字水平高的能写的人，是秀才，我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完成得好。

编辑工作会议

《人名词典》编辑工作前期，编委会抓得很紧。1984年7月4日下午，在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开了一次《人名词典》编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廖盖隆的讲话就有点快马加鞭的味道。他说：召开这次编辑工作会议，目的是加速编辑工作。历史人物部分进度相当快，要写完了。这对当代人物部分是个促进。《人名词典》还要出外文版，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这次会议是布置任务的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一执笔人思想的会。

廖主编强调：一是尽可能写出每个人的特点来，如发明、创造、贡献；二是条目长短划分不一定是领导地位高低、资历长短；三是写人物简传是严肃的科学的，不要怕得罪人，要实事求是。

关于“简传”和传主的关系，廖主编说，“简传”不能由本人撰写，但基本事实可向本人核实。

廖盖隆在会议总结时，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大好形势，联系到编辑《人名词典》上来，让大家重视这个工作。其实，他也是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相关军、政领导传递一个信息，希望他们能重视这件事。廖说：改革是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学习世界新技术革命知识，以便迎接新技术革命。美、英只有1／4的劳动力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从事传递信息的工作。《人名词典》也是向国外传递信息，这是我国高度民主建设和高度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重视这个工作。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相关军、政领导重视和支持，不希望因为没有组织好人员编写和给予编写人员便利条件，而出现一个单位的空白。

中央组织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人名词典》，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派刘俊林到会并讲话，他说他是代表曾志来的。曾志，是老革命家陶铸的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和陶铸一起受“四人帮”迫害，1977年平反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刘俊林开门见山地说：我来表示一下对这件工作的支持。

第一，要高度重视。抓紧工作，保证质量，如期完成。去年（198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布置了这项工作，讲了原则和要求。有人说“这是给老干部树碑立传”，这话不全面。这是为中华民族树碑立传。小传是形式，不是为宣传哪个人，是为党为人民立传。从形式上看是为个人写小传，但从全局上看，是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出历史活动，看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对人民可以进行教育，对外可以使世界人民认识中国。可以起到党史教材起不到的作用。这部书可以在评价人物和宣传人物上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第二，几点希望。一是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要定名单、审稿子；二是各级领导要亲自过问，不要都推给编写小组；三是编写人员有不合适的可调整；四是处理好编写《人名词典》和整党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五是《人名词典》收词范围不变，按职务收，但不一定是名人；不担任实职，只给某种待遇的一律不收；只在“文化大革命”中任职的一律不收；确定的特区和开放城市不变，原来没确定的不收；省长助理、书记助理、主席助理不收。

刘俊林的讲话很干脆，又带有指示性和强制性，我们真的感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明确了一些具体问题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会议，还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

关于审稿问题。解放军组周志桐顾问以我们政治学院为例，说：政治学院领导由总政审定，下边的可在党委间征求意见，由政院党委审核，盖政治部公章，统一上报。有问题要负责。这个程序就成了军队口审批过程遵循的一个原则。

关于确定战役战斗指挥人问题。会议确定，战役名称以《解放军大事记》为准，个人档案中有的记载不准确；政工干部都写“参与指挥”；还有一种说法，政治委员应该算“指挥战役”，有的战役是政委拍板的；或者写同某人“共同指挥”。参加“三大战役”的，参加反“围剿”、起义、长征的都写，参加多的写主要的。还有，“志愿军”和“解放军”不能混用。

关于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何写。会议指出，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涉及重大案件的可写，一般的不要写；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要写。被迫害的事实要写最重要的。除“文化大革命”外，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在社会上公开的可以写，一般性的错误可不写。

关于学历和任职表述问题。“抗大”“鲁艺”及各分校都要写，还有“红大”“中央党校”也要写；写时不放在前面，按历史顺序写；毕业没毕业要写清楚。“协会理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过去任职的用“曾”，现任职用“是”。“中顾委”“中纪委”要写。“候补中央委员”要不要写，还要研究。军队中，大军区以上奖励的记功、命名要写。不用“入伍”字样，“参军”可用。

关于军队干部兼任地方职务的怎么写。会上提出要区别对待。以《许世友》《任荣》两条目为例，“许世友”可不写他曾担任过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任荣”要写，他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会上还提出，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虽然没有代表性，但除后来变坏的人外，包括候补委员也可以写。四、五届人大代表、常委也可以提到。

关于军衔的写法问题。会上明确，军衔写少将以上，校官以下都不写。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校”军衔也要写，因为我国的“大校”在国外被当作“准将”看待。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个中央军委的表述问题。会上确定，可用简化名称“中央军委”，但翻译成外文时还要用全称。

关于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涌现的能人选词问题。会上明确要像英模一样对待，并限定各省、市、自治区选三至五名最拔尖的，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关于确定特长、长、中、短条的权限问题。会上提出，条目长短由各单位提出意见，可根据贡献大小、事迹大小而定。长条是有特殊贡献的人。短条占2／3或3／4。有人说《郝建秀》就不要写得很长。这一条，会上没有明确把职务作为确定条目长短的依据。实际上，除极特殊人物外，职务还是主要依据。1985年2月6日上午，笔者到总政西直门招待所参加《人名词典》审稿会，在介绍政治学院条目的撰写情况时，项副主任就说：文字长短要注意平衡。这让笔者感到贡献和事迹已经不放在主要位置了。

《人名词典》1993年出版，没有署个人名字，书名也改为《中国人名大词典》，廖盖隆任主编，范源、罗竹风任副主编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