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以及国内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极防止和克服党内的消极腐化现象和不良倾向，成为党执政后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配合反腐工作打了一场宣传战。通过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调动数以万计的群众宣传员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向腐败行为和罪恶奸商发起猛烈的宣传攻势，使反腐败斗争产生了良好的收效。

195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东北局关于当前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应动员本地区、本单位的一切宣传力量，其中包括文艺力量，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宣传策略，打响了一场反腐败宣传战，不仅严惩了贪污腐败行为，而且广泛地教育了人民群众。

宣传方式通俗易懂

张贴反腐败宣传画，首先对贪污分子发起了围攻攻势。据统计，仅北京铁路分局就画了1181幅讽刺贪污分子的宣传画[1]。例如，针对贪污分子交代问题吞吞吐吐、总是避重就轻这个情况，宣传员画了两张漫画：一张叫“绕脖子”，画的是一个人脖子很长，能够绕好几个弯，绕完还可以正面看人；另一张叫“谈小不谈大”，画的是一个人背着大钱柜，手上却只拿一根鸡毛给大家看[2]。这两幅画贴出来不久，有个邮局的贪污分子鲍世贤就主动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说快板，也在反腐败宣传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二七”老工人、模范宣传员唐仲三在天津铁路管理局丰台材料厂的反腐败斗争中，利用快板积极进行反腐败宣传和检举腐败人员。1952年1月2日，该厂进入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阶段。唐仲三编了个“打老虎”的快板，利用晚间整夜巡守的机会，对白天有顾虑、不敢主动坦白的群众进行宣传。在他的宣传攻势下，该厂保管股股长吴主动坦白了自己接受天津恒达五金行等15家奸商贿赂的罪行。在吴坦白后，唐仲三发现厂里的计配员魏熙昆行色惊慌、坐立不安，他就针对魏熙昆的情形马上编一个快板，唱道：“小组会，你发慌，你在思想斗争不发言，坐不定，立不安，你不说，被检举，到那时候就法办。”[3]魏熙昆一听到唐仲三的快板更加发慌，脸色也变了。在唐仲三猛烈的宣传攻势下，事务员袁恩煜、金惺也主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并揭发魏熙昆偷盗糖精、水银、怀表、药品、衣服等约值四千万元的罪行和威胁他们、破坏坦白运动的情形[4]。

电影院放映与腐败现象坚决斗争为主题的影片，启发观众的政治觉悟。比如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展现了列宁与贪污现象坚决作斗争的态度。在影片中，列宁指出：“对于所有贪污的犯罪分子，都毫无例外地必须加以严厉惩处，必须执行铁的纪律，对阶级外部是如此，对阶级内部同样是如此。”[5]此外，人民群众还创作了督促贪污分子尽早坦白、选择正确道路主题的橱窗，其中展现了大量的诗抄和歌词。比如，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攻守同盟靠不住，贪污分子别顽固，雪里埋人不长久，不定早晚总得露。你的轨迹，早已破产，你的材料，早被掌握，赶快坦白多检举，争取立功把罪赎。贪污分子要记牢：坦白比被检举好，你不坦白他坦白，瞒来瞒去瞒不了。趁早坦白，就是光明大道；若再顽固，只有死路一条。”[6]还有一首名为《两条道路由你挑》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随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上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一定要严办！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随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上哪一条？[7]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贪污分子如坐针毡，开始主动向党组织交代问题。

群众自发组织宣传队伍

在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很快，人民群众中陆续涌现出一支支特色宣传队伍，把反腐败斗争推向高潮。第一支特色宣传队伍是流动宣传队，这种宣传队不仅能够随时随地在本单位的车间、小组中进行宣传鼓动，而且可以随时出发到其他单位以及职工家属中去进行宣传。比如某厂把一百多人的乐队、歌咏队、宣传员组成一支流动宣传队，在全厂的每个地方都进行简短的宣传鼓动。第二支特色宣传队伍是群众读报组。例如辽宁省沈阳某厂第三车间的14个读报组成员选择各种有关检举的材料、文章在读报组活动时宣读，并联系厂内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于是，很多人在读报讨论时，对腐败行为展开了检举。

第三支特色宣传队是“群众号”列车第六包车组。“群众号”列车第六包车组把列车员、广播员、车长、乘警人员、行李员、贩卖员等组织起来，向乘客宣传反腐败斗争，同时捕捉逃跑的贪污分子。1952年2月16日，“群众号”列车宣传员朱凤山和高绍华演唱歌曲《老陈坦白》，在唱到“老陈几天没想通，时时刻刻心不安”这句时，宣传组的车长卢信在车厢里发现一个可疑人员。车长和执法人员来问他，结果检查出他带有八百万元和两块游泳表[8]。经过询问，得知了这个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还得知他之前贪污了很多钱，想坐火车逃跑，结果被“群众号”列车第六包车组抓住了。第四支特色宣传队伍是生产宣传队。生产宣传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反腐败宣传，有力地鼓舞了职工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比如天津第五棉纺织厂宣传员提出：“在车间集中精力搞生产，保证超过任务；下车间猛烈追击贪污犯，坚决一网打尽。”[9]

贪污人员的家属及身边人可以算是第五支特色宣传队。在了解了“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一种爱国的行为”以及政府保护和奖励举报者的政策之后，贪污人员的身边人积极勇敢地加入到检举运动中。“我检举，我揭发”成了全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句，一时间，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外甥检举舅舅，一家人检举当家人，店员揭发老板。面对高压态势，贪污腐败分子无处藏身。比如，15岁的女儿发现自己的父亲有贪污行为，父亲却因与奸商订立了“攻守同盟”而拒不交代罪行。女儿于是动员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帮助父亲彻底坦白。母亲对父亲说：“你不坦白，我们就离婚。”弟弟对父亲说：“你要不老实说，我就不要你这坏爸爸了。”[10]女儿不断给父亲解释党的政策，帮助父亲打消顾虑。最终，父亲彻底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行，还检举了和他订立“攻守同盟”的奸商。除此以外，上海大康药房的会计主任董渊通过阶级教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打消一切顾虑，主动检举暗害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在当时，类似的事例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反腐败的宣传战也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等报刊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济南工业局崔祝三同志积极斗争揭发贪污事件受到表扬的消息。《人民日报》指出：“崔祝三同志站稳党的立场，不顾打击压制，坚决检举、反对贪污分子，这种积极对党负责，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11]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天津地区三万多人举行检举贪污腐败大会、大会收到三万多件检举和坦白的案件的消息，提高了民众反腐败斗争的士气。

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下，有些干部在报纸上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195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刘复之对于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自我检讨。刘复之承认，由于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违背了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没有贯彻执行领导的正确指示，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发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使党和人民的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刘复之惭愧地讲：“我个人虽然没有贪污，没有接受这批贪污分子的贿赂，但是由于我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是被这批贪污分子、党和人民的叛徒、社会的害虫所长期蒙蔽、欺骗和利用了。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说来，我是十分惭愧地。”[12]

此外，很多地区还通过广播大会的方式，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1952年1月8日，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反腐败广播大会，把太原市已经进行了20多天的反腐败斗争推向高潮。据统计，有17万听众收听了广播，2300多名干部和工商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太原市市长韩纯德在大会上表扬了积极领导反腐败斗争的税务局和建设局的负责干部，严厉地批评了在反腐败斗争中表现不积极的卫生局局长刘振华和太原市合作社主任邓沚宾。当时，有个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贾英文，他把政府准备焚烧的料面盗卖出去危害人民，并盗窃库存的金戒指、银洋等物，使国家财产损失惨重。韩市长当场提出必须严惩贾英文。这些果断的措施，大大激发了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的热情和勇气。据现场报道，各收听单位不断给大会打电话报告坦白检举情况，“联系站的电话始终没有停过，四百七十多次电话和五百一十四封信把大会和十七万广播听众连成了一片”[13]。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腐败分子和罪恶奸商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不得不举手投降，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这场生动的宣传战显示了人民群众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为党的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注释：

[1][2][7][10]叶健君主编《“三反”“五反”运动纪实》，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第289页，第184页，第158页。

[3][4]《“二七”老工人唐仲三积极进行宣传和检举推动了丰台材料厂的反贪污斗争》，载《人民日报》1952年2月7日第3版。

[5]《在反贪污运动中看〈列宁在一九一八〉》，载《人民日报》1952年2月29日第3版。

[6]《三反运动橱窗抄诗》，载《工人日报》1952年3月3日第3版。

[8]《铁路线上的“社会大学”—记“群众号”列车第六包车组的反贪污宣传工作》，载《人民日报》1952年4月3日第3版。

[9]《国营工矿企业在“三反”运动中的宣传工作》，载《人民日报》1952年3月31日第3版。

[11]《济南工业局经营科发生集体贪污受贿案 贪污犯陆原等受党纪国法制裁 崔祝三同志积极斗争揭发贪污事件受到表扬》，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7日第2版。

[12]《对于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勾结奸商　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的自我检讨》，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17日第2版。

[13]《记太原市反贪污斗争广播大会》，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19日第2版。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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