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从右到左)在延安合影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或负过总责，张国焘为何都与他们结怨，耿耿于怀，以至要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这四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相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识应该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已有些名气，而且比张国焘大4岁，但此时张国焘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了。

有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在这之前，张国焘经常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见过毛泽东，知道毛泽东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但并没有交谈过。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小伙计角色的管理员。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相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急进”。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很受陈独秀的赏识。此时，张国焘由于思想先进，也很受陈独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张国焘为什么一反常态呢?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泽东只在会上担任记录员。张国焘要做出一点领导者的姿态吧。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张国焘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张国焘后来回忆起在一大时对毛泽东的印象：“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在三大上，对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刚好30岁。而张国焘则落选了。毛泽东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张国焘也注意到毛泽东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回到北京的张国焘，心灰意冷，与杨子烈结婚。在北京，他与杨子烈一同被捕，并背叛了共产党，但不为人知，五个月后出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泽东则落选了。

落选的毛泽东有机会深入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1927年7月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这样，周恩来、张国焘先后去了南昌，准备起义;而毛泽东则去了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周恩来拍了桌子

1927年7月，接到有关南昌起义的报告后，张国焘在7月30日赶到南昌。在会议室，张国焘说道：“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米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国际已经回电，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众人不解。李立三说道：“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讨论什么?”

谭平山不同意：“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

周恩来听着几个人的争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干!”

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便没了底气，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刚到，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主要听你们的。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还是不要干的好。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他站起来，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张国焘不服气，喃喃道：“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再图计议嘛。”

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嘛!如果条件成熟，应当干，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见无人再冲他嚷，口气又硬了起来：“你们说准备好了，宣言呢?计划呢?总指挥是谁?”

邓中夏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总指挥是贺龙。”

“贺龙?”张国焘反问道，“他能当总指挥?他是土匪出身，难道你们都不知道?”

谭平山忍不住了，说：“胡说!你才是土匪!”

周逸群接过话说：“贺龙的情况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并不扰民。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已经多次提出入党，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

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现在不要谈他入党不入党的事，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

恽代英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但话却是冲着他说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便怀着一线希望，转向叶挺：“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你说说看。”

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但听完大家的发言，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张国焘见已无退路，只好说：“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到了第二天上午，与会者接着再议。开会前，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试图以个别谈话来改变决定。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性格的李立三讲：“贺龙领导不合适，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劝他，“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周恩来也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张国焘还在啰唆：“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获知暴动机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

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只有三个字：立即干!起义日期开始定在31日晚、张发奎到来之前，后经周恩来与叶挺、贺龙等人商量，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时。

毛泽东称赞博古“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博古与张闻天都是江苏人，经历相似，相识很早。1926年，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出名。张闻天温文尔雅，博古激情四射。也是在那里，1928年夏，他们认识了来开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张国焘是大会的执行主席，博古是大会的翻译，张闻天没有参加六大，在会外做些文件的翻译和复制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长征。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之事。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与周恩来任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关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但是，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的大殿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认为在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是比较有利的，因此两大主力会合后，应当继续北进夺取甘南。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为了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在指挥上的问题是必须集中统一，要把指挥权集中到军委，并且强调这是最高的原则。

接着，张国焘发言。他先介绍了川西北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计划，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而“北进计划”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消灭不了胡的主力，在甘南很难站稳，而且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困难，所以仍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

张国焘曾问过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我们有10万。”“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一方面军这时剩下的人数不到1万。当然，张国焘也无法精确计算，因为毛泽东已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了。四方面军的势力要比一方面军大得多，他认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一方面军应该听他的指挥。

在彭德怀、林彪发言，表示支持北上后，博古讲了话。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他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北进计划。最后，周恩来作了结论。张国焘在会议上陷于孤立，不得不暂时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晚饭后，博古找到张国焘一起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博古提出中央在军队的建设中改变了旧军队那种长官与士兵的关系，目前红军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这是革命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博古直率地提出了四方面军中仍沿用伙夫、马夫等名称，是保留了过去军阀的观念。

张国焘听了十分不耐烦，认为沿用旧称呼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并且以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来开脱。

博古在谈到部队中的民主作风时，特别提出要防止指挥员打骂战士，并且举出他看到四方面军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张国焘听后十分恼火，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甚至说一方面军也有这种现象。他怀疑博古是来指责四方面军的，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不欢而散。

张闻天要让出总书记，毛泽东考虑还是周恩来让出总政委好些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回到杂谷脑以后，他立即召开会议，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考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必须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为了加强与四方面军的团结，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决定组成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张国焘对任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不满意。他对秘书黄超道说：“中央见我队伍过于强大，不得不给我一个副主席，其实我一个副主席在开会时又形成不了多数。”当慰问团在杂谷脑期间，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而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目的是将一、四方面军统一交张国焘指挥。

为了解决组织统一问题，7月18日，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找张闻天商量。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张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日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对博古恶语相向，毛泽东斥责其为“泼妇骂街”

1935年7月28日，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在这里，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

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了会议。

张闻天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今后行动方向时，中共中央坚持一起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双方相持不下。

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

毛泽东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的，去年红军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就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张国焘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博古一听，气愤地嚷了起来：“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料，张国焘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指着博古的鼻子道：“你这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厉声斥责道：“国焘同志，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老毛，”张国焘似乎余怒未消，“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不但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被激怒了：“现在不是总结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此前的遵义会议已有过总结。当务之急，红军要团结北上。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闻天见双方争执不下，便以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举手表决。结果，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北上。

最后，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因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要求把他手下的人更多地补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批评张国焘：“你这是开督军团会议!”同时，又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补选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此后，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争取。但是，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数落起毛泽东。他说，在中央苏区，老毛就爱表现得与中央格格不入，处处要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还要把他推进来。这个人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今后与之共事，须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朱德不这么看，他再三开导张国焘，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时周恩来卧病在床，因为事情紧急，当天晚上，就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博古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一起参加。会前，毛泽东已草拟了一份要张国焘北进的电文，除陈昌浩外，其他人坚持按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继续北上。陈昌浩提出力争左、右两路军一起北上，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是否考虑南下再说。因多数反对，陈昌浩只好作罢。当晚，中央即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七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要他们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当机立断，立即北上。

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博古认为已无法说服

张国焘顽固地反对北上，坚持南下。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中央接到张国焘来电后，严令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密电陈昌浩。电文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这份密令让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看到了。因为事关重大，吕黎平赶快跑到会议室，这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他示意坐在身旁的叶剑英先阅。叶剑英看完电报后，不动声色地离开会场赶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这时，彭德怀已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找到了陈昌浩。

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顺水推舟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

陈昌浩见毛泽东语气变了，心中很高兴，点了点头，但他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之计。毛泽东见到了张闻天与博古，扼要讲了事情的经过。博古听后气愤地说：“谁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

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和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博古等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因此马上作出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扰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一方面军主力从巴西及附近出发。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张闻天和博古通知叶剑英赶快离开。11日，中央再致电张国焘，令其率部北上，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

为了让大家认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危害性，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9月11日晚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

俄界是一个小村庄，最大的一所房子就是藏族的经堂，会议就在经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21人，周恩来因身体十分虚弱没有参加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书记处作报告。他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经历，指出中央北上后，张国焘仍坚持他的错误思想，按兵不动，到了阿坝后不肯北上，却要右路军南下。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要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能把红军带到绝路上去。

毛泽东表示，不管张国焘本人如何破坏，中央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北进。但由于中央仅率领了一、三军团，兵力单薄了，行动方针也应该有所改变，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在陕甘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领导，就可以战胜敌人到达目的地。

博古觉得过去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当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总政委一职应该撤销，当然不是今天或明天，这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危害时再进行，这样有利于团结争取四方面军的全体人员，也关系到许多在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

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直捣哈达铺。9月20日，中央在此召开了常委会，研究组织部工作和整编问题。会后，接到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派人送来的一张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报纸，上面登载了关于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合的消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场。毛泽东看到了报纸后笑着说：“好了!好!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宣告结束。

共产国际裁定“南下北上”之争，毛、周、张、博从忍让到斗争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大势所趋，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