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民用航空，站在了蒋氏一边

1947年，当陈纳德和陈香梅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以机动灵活的外线作战逐鹿中原，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中原防御体系，迫使国民党军队退守少数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逐步成为瓮中之鳖。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性大决战就要来临了。

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中，陈纳德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他的经历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他作 出了这样的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纳德始终以消灭日本空中强盗为自己的职责，没有卷入当时的国共纷争。虽然在感情上他和国民党更为接近，但是和共产党也有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曾多次营救过在作战中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的美国飞行员。1944年7月3日，陈纳德为此专门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美机飞行员被迫降落，并随即救护，无任感激。飞行员革莱中尉和白雷达中尉，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诸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奋。彼等见义勇为，敝军全体官兵均钦敬之至。为此，恳将此感奋钦敬之情代为转达，不胜感荷。

八路军、新四军要抢在日军到来之前营救跳伞着陆的飞行员并非易事，几乎每一次营救活动都是一个冒险的故事。陈纳德说：“这些冒险事业，可以详细地写成一卷比任何小说都要引人入胜的书。”为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表示感谢，陈纳德也不时地将一些药品、无线电设备、指南针等紧缺物资送给他们。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以一种敬佩的笔调报道陈纳德领导的美国空军在中国上空的英勇作战。

然而，当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国共冲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陈纳德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了。陈纳德从一个退役的美国尉级军官，一跃而为声名显赫的飞虎将军，战后又成为民用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离不开他在中国受到的特殊待遇，这使他与最初邀请他来华，后来又不断支持他的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面对国共两党的生死之争，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蒋介石的支持者。同时，作为民用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寻求商业利润也是陈纳德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占据大城市和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和主要力量尚在农村的共产党之间，他只能选择国民党作为他的航空公司的主顾，也只有国民党才能保证他的公司取得高额的商业利润。

陈纳德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冷战。在这场壁垒分明、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斗争中，陈纳德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生活环境，认定西方的价值观念要胜过社会主义。在冷战的氛围中，这种信念使他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憎恶情绪，也使他在中国国内的冲突中自然地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46年初，马歇尔赴华调处，希望促成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陈纳德对马歇尔奉行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以为然。他甚至不顾战时马歇尔对他的不满和蔑视，主动前去拜会马歇尔，希望他放弃组织国共两党联合政府的想法，实行扶蒋反共政策，遭到了马歇尔的拒绝。陈纳德强烈的反共意识，使得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民用航空公司也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应国民党之邀加入了中国的内战，使其性质由民用转变为军用。

1947年底，蒋介石要求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投入军事运输，以此来为被围困的军队输液打气。陈纳德乐于为此效力。于是，民用航空公司接二连三地与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部签署租约合同，并将军事运输作为其主要业务。民用航空公司实际上变成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空运队，他们不断完善战时空投技术，成为飞越人民解放军封锁线、对繁华的城市和军事要塞实施空运的专家。他们甚至在筑有城墙的城市里飞进飞出，不仅给军队运送军火、粮食和药品，而且运出机器、金银财宝及重要的人物。

当华北的一个城市——郑州被解放军切断与外界联系时，民用航空公司便将棉花运进城市，使工厂能继续生产。当美国海军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围困时，民用航空公司进行了合计每天50航次的巨大的空中运输，曾创造了在24小时内运进东北包围圈21.9万吨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纪录。

解救阎锡山离开太原，竭力支持内战

1948年夏，阎锡山部队在晋中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败，残部退守太原，负隅顽抗。这时，陈纳德飞抵孤城太原访问，这使阎锡山大感振奋。他在柳巷正大饭店亲自设宴为陈纳德洗尘，并破了不喝酒的惯例，与陈纳德连干三杯，要求陈纳德提供空运援助。为了表示与太原共存亡的决心，阎锡山还将他准备的供自己及部属自杀之用的毒药拿出来给陈纳德看。这一举动使陈纳德大为感动，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摄下了这个场面。后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照片上，阎锡山瞪着凶狠的眼睛，正从匣子里倒出这些毒药。

陈纳德在太原与阎锡山签订了空运协定。根据协定，民用航空公司首先从北京向太原空运蒋介石拨给阎锡山部队的枪支弹药，包括美国制造的化学炮弹和凝固汽油弹，然后空运通信器材和医药材料，最后是粮食。在返程途中，则向北京、青岛等地运送阎锡山盘踞山西多年搜括来的黄金等贵重物品。

陈纳德返回上海后，立即对向太原的空运业务作了紧急部署。从8月到10月间，民用航空公司向太原空运了10万枚山炮弹、2500万发子弹、500支卡宾枪、20万颗手榴弹、5吨炸药、51余部无线电发报机、20余部报话两用机及其他一些通讯器材和药品，大大增强了阎锡山的抵抗力量。

10月初，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太原外围发起进攻，并逐步逼近城廓。阎锡山的部队只得退守城内，尽管阎锡山仍在狂妄地叫嚣要“死守太原”，“一城复省，一省复国”，但是由于城内物资空虚，尤其是粮食匮乏，守城部队已是人心惶惶。空运粮食成为阎锡山死守太原的首要条件。太原是华北的大城市，每天需要20万斤粮食，才能维持正常供应。而蒋介石增拨给阎锡山的粮食全部集中在青岛，从青岛到太原的空运，一架飞机一天一般只能往返一次，装载3吨粮食。当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正忙于作迁逃台湾之用，“中航”、“央航”也只能调拨很少飞机参加这种空运。于是，支援阎锡山部的任务几乎全部由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承担。

陈纳德调遣民用航空公司的大批飞机，从青岛源源不断地向太原空运粮食。由于城郊机场已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威胁之下，阎锡山在城内修筑了16个简易机场，供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升降。后来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逐渐紧缩，连这些机场也无法降落了。于是，空运改成了空投，弹药用降落伞投下，粮食则采用双层袋包装直接投下(里面绷紧的一层袋在落地撞击时破裂，而外面松宽的一层则保持完整)。然而，空投的效果并不很好，粮食虽然包装了双层，但落地时仍有破损，损失很大。为此，阎锡山致电陈纳德，要求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能冒着炮火在太原降落，以减少空投粮食的损失，并且在回程中装载一些货物。为了鼓励飞行员冒险，阎锡山允诺每个飞行员降落一次可得奖金100美元，当场付给现钞。陈纳德答应尝试一下。然而，当第一架飞机刚刚降落机场，人民解放军的炮弹便铺天盖地般地飞来，吓得飞行员马上驾机升空溜走。显然，人民解放军正严密监视着陈纳德的飞机，并以密集的炮弹禁止其降落和进行空投，以彻底动摇守城部队的军心。以后，阎锡山虽然表示可以提高给飞行员的赏金，但是陈纳德的部下却无人再敢尝试了。

空投已成为阎锡山获取粮弹补给的惟一来源。阎锡山每天派出千余人组成的扫粮队，散布在飞机场及其周围，清扫收集空投下来的粮食。阎锡山不无得意地说：“只要陈纳德支援我们，我保证太原万无一失。”在太原被围的日子里，阎锡山的会客厅里一直挂着一张陈纳德的大幅着色照片，这个山西土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把太原的存亡寄托在陈纳德和他的民用航空公司之上了。阎锡山事后曾回忆说：

几个月间，我们每天都靠着太原上空的美国飞机的轰鸣声生活。我对共产党的炮声或者枪声并不感到特别烦恼，因为我确信我们能守住。但是如果我不能听到飞机声，那么我就感到十分担忧。飞机意味着大米。大米意味着城市的生存。

阎锡山的信任和依赖，使陈纳德更加积极地卷入反共内战之中。他已不满足于只是向太原城空投一些物资了，他想运用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接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太原的进攻。1948年冬季，陈纳德自信地告诉阎锡山，五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携带凝固汽油弹的飞机，可以在三天之内肃清围攻太原的共产党军队。为此，陈纳德和魏劳尔一起制订了名为“示威方案”的行动计划。其内容是：由民用航空公司为国民党军队提供飞行员，驾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从西安出发，向太原投掷凝固汽油弹，解除太原之围。年底，陈纳德将这个计划书送交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周至柔虽然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同意让民用航空公司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陈纳德立即挑选飞行员，将一切准备就绪。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虽然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注册登记，但毕竟是美国人创办的公司，加上陈纳德在中国的知名度又很高，他自己感到在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征得美国官方的许可，至少是默许。1949年1月12日，陈纳德派魏劳尔去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这次会面没有留下记录，但是根据魏劳尔第二天的日记记载，这个方案显然不为美国官方所同意。当时，由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美国政策的决策者已经看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挽救它”，因此在行动上已开始采取措施，缩小对于中国内战的介入，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变化形象地概括为“等待尘埃落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决不会同意让陈纳德公开地介入中国的内战。尽管如此，陈纳德这个没有付诸实施的“示威方案”，还是被阎锡山大肆吹嘘，以鼓励他的部下死守太原。

3月，太原破城在即。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于1月21日在美国的压力下“下野”。担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拟让反共死硬派阎锡山担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以收拾分崩离析的残局。但是，阎锡山还在被人民解放军重兵包围之下的太原城内，解救阎锡山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陈纳德为此拟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一天深夜，民用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从青岛起飞，在拂晓前夕悄悄降落太原。等候在机场上的阎锡山立即登机。飞机抢在解放军的炮弹降临之前离开了机场，使得这个统治山西近四十年的“山西王”离开了太原。

从1948年10月太原被围到次年4月太原解放，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没有一天间断向太原运送粮食弹药，其中仅粮食就运送了2500余万斤。当人民解放军逼近太原城区时，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仍冒着被击落的危险，向太原城内空投粮食，以致城内的民房被空投下来的米包砸塌了不少。陈纳德对阎锡山的全力支援，使阎锡山在太原苟延残喘了数月之久，也使得人民解放军在攻克太原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作战，绝非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所能阻挡。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统治区域日渐缩小，民用航空公司也被迫不断地转换他们的基地，从一地移往另一地，其总部也从上海先后移至广州、昆明、海南岛，最后移至台湾。

不负老友相托，却使龙云摆脱蒋氏

1948年底，正当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积极支持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共内战之时，他的一架飞机也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底下，偷偷送走了受到蒋介石严密监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龙云。

1945年10月，龙云被迫离开昆明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翌年3月，龙云随国民政府还都，来到南京。不久，军事参议院撤销，龙云任新成立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主任委员何应钦时在美国，由龙云主持该委员会工作。龙云名义上虽担任国民政府高官，实际上却近乎为蒋介石软禁，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国民党特务在他的住宅中央路156号左侧和斜对门设有监视组，还专门在他住宅的大门边搭了几间临时房屋，以卖茶点、冷饮为名，监视出入龙家的各种人员。龙云在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仍暗中进行反蒋活动，并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往来，他心中明白继续留在南京必定凶多吉少，蒋介石不彻底除掉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心寻机离开南京，前往解放区。

龙云曾设法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寻找帮助。但由于蒋介石监视严密，他与中共地下党商定的几个脱险的方案都无法实现。然而，形势却在日趋恶化。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他同去台湾，并准备强迫他出面主持西南反共联防自治。这使龙云万分不安，决定尽快离开南京。

龙云在仔细地考虑了离开南京的各种方案之后，决定找陈纳德帮忙，租用他的飞机离开南京去广州。抗战时期，龙云作为昆明一地之主，与陈纳德交往甚密，交情不错，龙云相信陈纳德为了帮助朋友是会冒这个险的。另一方面，民用航空公司是美国人办的公司，也比较容易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于是，他派遣自己的秘书刘宗岳到上海找陈纳德具体商议。

刘宗岳精通英语，可与陈纳德直接进行秘密交谈。秋末的一天，他来到上海外滩《字林西报》大楼民用航空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拜访陈纳德，表示受龙云之托，要和他单独商谈一件要事。陈纳德一听是龙云派来的人，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离开办公室。刘宗岳讲明来意后，陈纳德暗暗吃了一惊。此事非同小可，涉及国民党最高层领导，这使他左右为难。龙云在战时曾给他和“飞虎队”及后来的第14航空队以很大的帮助，如今朋友有难向他求援，他不能见死不救;但龙云偏偏又是蒋介石的对头，而蒋介石是他在中国获得成功的主要支持者，而且控制着民用航空公司生死予夺之权，也是不能得罪的。略略沉思了一会儿，陈纳德问：“蒋委员长有没有法律或命令，不许龙将军离开南京?”刘宗岳答：“没有法律，也没有公开的命令限制龙将军的自由，但实际上他在暗中受到监视。”陈纳德毕竟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决定利用这一点，瞒着蒋介石帮助龙云。他告诉刘宗岳：从南京到上海由龙云自己想办法，到上海后住美华村他家，他绝对保证龙云的安全。然后，可在上海乘坐民用航空公司每隔一天飞行的班机去广州。

刘宗岳带着陈纳德的方案回到南京向龙云汇报。龙云对陈纳德的仗义相助十分高兴，但对陈纳德的方案却不表赞同。他认为他根本无法从南京到上海而不被人发现，到上海后也不可能摆脱蒋介石的监视，该方案并无成功之可能，反而会打草惊蛇，暴露了自己的企图。

刘宗岳第二次到上海，再找陈纳德商议。陈纳德考虑了龙云的要求后，又提出一个方案：民用航空公司每周四有从兰州至上海的班机，上午从兰州起飞，途经南京加油，下午抵达上海，龙云可在南京搭乘该班机到上海，在美华村住三天，下周一搭乘从上海起飞的班机到广州。这个方案仍然未为处事谨慎的龙云所接受。他担心在从兰州来的飞机上会遇到熟人，也对在上海住几天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他对蒋介石对于政敌的心狠手辣有太多的了解，不做到万无一失，他决不肯轻易行动。

刘宗岳第三次会见陈纳德，转告龙云的意见，要求他再想办法。陈纳德一时无计可施，让刘宗岳等他考虑妥帖之后再作答复。陈纳德到底是个飞行专家，他很快拟定了让龙云直接从南京飞往广州的计划。他打算让民用航空公司的机要秘书魏罗伯以公司名义视察上海和南京两地，在约定的日期乘专机抵达南京机场，然后由魏罗伯驾驶持有民用航空公司特别牌照的汽车在约定的地点接龙云到机场。等龙云一上飞机就立即起飞，在上海加油后直飞广州。这个计划设计得周密完整，没有任何破绽，龙云十分满意。

然而，陈纳德知道运送龙云这样的人物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万一事情败露，他以往和蒋介石建立起来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民用航空公司在中国的前途也会受到威胁。于是，他耍了一点手腕，让刘宗岳以个人名义和民用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这样，如果出了问题，他就可以合同为根据，推托说他并不知道是龙云乘坐了这架飞机。另外，该合同还规定民用航空公司对这次冒险飞行只收6000美元汽油费。陈纳德表示，飞行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薪金及飞机的磨损折旧费一概奉送，作为他个人对龙云的一点表示。

12月8日上午8时，一架C-47型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向南京飞去。一小时后，一辆美式吉普车从南京中央路156号龙宅中驶出。这辆吉普车在拐了几个弯后，在一个路口停下，穿着大衣、帽檐压得很低的龙云从车上下来，换乘上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美国人驾驶的汽车。这辆汽车立即驶向明故宫机场。当龙云下车时，他已改穿了佩有民用航空公司证章的皮大衣。他匆匆登上了早已停在跑道上的C-47型飞机。10点50分，飞机起飞了。12点，这架飞机停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上。飞机刚停稳，陈纳德就带着雪茄烟和水果走进机舱看望龙云。一会儿，机组人员告诉陈纳德，飞机加油完毕。陈纳德赶紧和龙云握手道别，祝他一路平安。当天下午，飞机抵达广州。晚上，龙云按计划坐船离开广州去香港。

当陈纳德接到从广州拍来的电报，知道一切进行顺利时，不禁松了口气。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使龙云在走向人民阵营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只是感到自己没有辜负老朋友重托。

一场官司取胜，也使飞虎美名随机飞走

1949年11月9日，已经迁至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回归祖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当日清晨，这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12架飞机离港北飞，投向人民怀抱。同时，“两航”留港人员组成职工委员会，宣布忠于北京，并接管在香港的“两航”所有财产。“两航”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海峡两岸。

“两航”起义后，在香港及美国均有资产，其中停放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有：“中航”的DC-4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7架，PBY客机1架，共31架。“央航”有CO-NVAIRS-240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17架，共40架。“两航”合计71架飞机。

陈纳德对与飞机有关的事情具有特别敏感的嗅觉。他马上想到，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把还停留在香港机场上的71架飞机运回大陆，改装成轰炸机，对台湾发动空袭，这将立即置在台湾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权于死地。他还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人民解放军正在训练伞兵，他认为这批飞机可以帮助人民解放军，轻而易举地登上台湾岛，占领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在陈纳德看来，这71架飞机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实在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决定帮助蒋介石，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

第二天，魏劳尔携带着与陈纳德连夜商定的计划，匆匆赶往台湾，与国民党当局商量对策。魏劳尔直接向蒋介石和盘托出了营救71架飞机的办法。他说明陈纳德打算由民用航空公司出面，向国民党政府买下“中航”和“央航”的产权，然后由民用航空公司收回在启德机场上的71架飞机。蒋介石对陈纳德在他危难之机主动援手相助，十分感激，一口答应采用他们提出的办法。

12月12日，陈纳德、魏劳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合同，以475万美元的期票，换取了“两航”产权。

随后，陈纳德以“两航”产业为基础成立了在美国航空署注册的民用航空有限股份公司。这样，实际上已归属于新中国的那71架飞机，就在这笔并不合法的交易中一变而为一家所谓的美国公司的财产。陈纳德指望以美国公司面目出现，能顺利地夺取这批飞机。

对于陈纳德、魏劳尔企图非法侵占“两航”留港财产事，新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如下：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直接管辖。“两航”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有权处理，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略、移动或损坏。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应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两航”留港资财有被非法侵略、移动或损坏事情，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然而，美国国务院这一次却全力支持陈纳德，他们也反对让新中国拥有“两航”的这批飞机。根据国务院一位负责官员的说法，尽一切可能阻止共产党获得这批飞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国务院为陈纳德一路开放绿灯，民用航空公司在登记注册这件颇费时日的事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陈纳德的新公司成立了，围绕着停在启德机场上71架飞机的权益之争也拉开了序幕。魏劳尔在和蒋介石谈妥购买“两航”飞机产权返回香港后，立即带领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来到启德机场，拆下了“两航”飞机的轮胎，并扬言要用卡车堵住机场跑道，阻止这批飞机起飞。启德机场的气氛顿趋紧张。

11月17日，香港总督葛量洪作出了息事宁人的决定，宣布在中英签署航空协定之前“两航”飞机不得飞往大陆，同时也命令民用航空公司人员离开启德机场。尽管陈纳德和魏劳尔曾设法使香港法院颁布了一道禁令，不准“两航”职工留守启德机场，守卫并拆除有“争议”的71架飞机，但是香港当局并没有认真实施这一禁令。当时英国政府已准备承认新中国，自然不愿为此而恶化双方关系，因此，“两航”的飞机一直控制在“两航”职工之手，而陈纳德的部属却无法接近他们声称已经买下的飞机。

陈纳德只得去华盛顿搬救兵，希望能利用美英间的特殊关系去影响英国和香港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于是，战时美国战略服务处负责人、如今成为科科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威廉·多诺万于12月中旬代表民用航空公司专程前往伦敦活动。多诺万告诉英国外交部官员：美国人已经买下了“两航”的产权，并且打算用这批飞机在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区建立一条连接新加坡至东京的航线，这条航线对于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蔓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他直言不讳地要求英国当局能使香港法院尽快在法律上作出有利于美国和英国根本利益的裁决。陪同多诺万前往英国外交部的美国国务院代表霍尔姆斯也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两航”产权的严重关注，希望英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预防“两航”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

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陈纳德终于依靠美国政府的威势，在英国法庭上“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尽管他得到的只是40架破损不全的飞机，但他仍有一种胜利后的满足感。他曾把这一“成功”看作是他一生中与创建飞虎队和率领第14航空队同样重要的第三件“杰作”。正是由于这场官司及他在中国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帮助，陈纳德在抗战中赢得的“飞虎将军”的美名，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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