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周恩来与梁启超
风云人物梁启超影响中国几代人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比梁启超小25岁。周恩来出生时,梁启超早已成名。
梁启超,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梁启超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等一起办《时务报》,任《时务报》总编辑,并著《变法通议》。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教习,为变法做宣传。他是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主编《清议报》,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并在海外推动。他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联合,因康有为反对而未成。1905年,他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不料,论战扩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当发现自己辩论不过革命派时,他主动要求休战。
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梁启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倡导文体改良“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白话文之先。提倡白话文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讲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却很少提及梁启超。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和梁启超的政见不同,他们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以保皇派首领对待。其实,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是各方面的成绩远超其老师。他一直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作用方面功不可没。盖棺论定,他去世已近百年,不应该再以政见为唯一标准,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梁启超
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鼎盛期,有大量介绍西方的论著。梁启超很快学会日语,译介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和自然科学,宣传民权,把它介绍到国内,影响了中国一代人。他从日文中吸收“经济”“组织”“干部”等许多新词,首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早在1896年,梁启超著《西学书目表》,主编的《新民丛报》介绍西方学者、政治家达上百人。
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在1901年和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号召“史界革命”,以新史学救国,要推翻旧史学,猛烈冲击中国传统的史学。并要写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进化的新通史,但未能完成。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于1923年出版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倡导要用西法、科学的方法“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并介绍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小学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的几百部典籍和攻读要点及方法。他是一位博学的、创新的历史学家。
1902年,梁启超在文章中介绍社会主义。1903年,他游历美洲时,接触到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著作,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不宜搞社会主义。
1913年初,梁启超回国,创办《庸言报》《晨报》,组织进步党,任司法总长。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变更共和国国体,支持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是护法军政府的灵魂人物。他组织研究系,在成功地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财政总长。1917年11月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是清华四大名教授之一。当时,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听过他的课。
1918年底,梁启超偕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赴欧游历一年,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1919年,他在欧洲得知巴黎和会决定将青岛交给日本的消息后,在他创办的《晨报》上最早报道,引发学生五四示威游行。《晨报》也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
梁启超回国后,成立“共学社”,整顿《改造》刊物,编译新书一百多种,首用“精神文明”一词,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他反对专制,宣传民主与科学,主张实行平稳而健全的社会。1920年,他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论战,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述涉猎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和佛学等领域。1929年,梁启超在北平病逝。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他的学说、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1915年,周恩来(右)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同学张瑞峰(中)、常策欧(左)合影
1917年2月,周恩来记录梁启超讲演,整理并发表
1913年8月中旬,周恩来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从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到南开学校讲演,周恩来担任记录。此时周恩来是毕业班学生,各科成绩均优,课外积极参加校内的活动。他担任记录,与他在学校活跃有关。1914年3月上旬,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同年10月15日,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担任编辑员。1915年2月1日,他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1916年9月任《校风》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
同时,周恩来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图书,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庸言报》《晨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读梁启超的文章,以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称帝能得到日本的支持,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周恩来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周恩来自然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事迹是十分了解的,对他无畏的精神是十分敬佩的。他整理并发表的《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中记录了此事。梁启超说“前岁之末,与贵校长本有宿约,嗣以改变,不得已南下,稍尽吾力”。梁启超自谦说“不得已南下,稍尽吾力”,其实他不仅策划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而且冒险南下亲到广西、广东活动。在广州,为了说服龙济光,勇赴“鸿门宴”,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蠢蠢欲动的军官,他面无惧色,拍案而起,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来,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取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梁启超正气凛然,声如洪钟,边说边拍桌子,桌子上的玻璃杯叮当作响,一席话将那些军官的威风杀了下去。形势逆转,不少人纷纷过来握手道歉。从此,广东同意成立军务院。军务院成为反袁独立各省的统一联合机构,梁启超担任政务委员长兼抚军。
1917年1月底,梁启超应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全校师生在礼堂开欢迎会。梁启超“慨然登坛讲演”,讲了一个半小时。周恩来不光作了记录,事后整理将其发表于《校风》第56、57期上。
梁启超对学生寄予厚望。他说:“青年中尤其以学校中青年有最大之希望……是今后国家兴衰与否,实以诸君之能力为断。”他指出,15岁到25岁,“为人生命最重要时期”,“且在中学校时代,一切习惯品行,皆于是立其基础”。“在今日中国最为流行之恶习,虚张声势,盛誉他人……而通国皆假。究其因,何莫非幼小养成之。故举一反三,希诸君立时改革。”他特别告诫:“凡事欲计其成,必须有一种坚忍不拔之气随之……所谓命运,上天非能予判之也。”他反复举例说明改造社会“其难犹变更帝制而得共和也”,“是非有大毅力排万难以创之,不易成功”,要学生“知其难处,必破其难关”。
梁启超讲到智识,说:“矧居今之世,事业之复杂,又百倍于前,学术日新月异。”他以化学、数学、几何为例,指出:“读书不可以一目了然,便妄自尊大,读竟细玩其味,方知作者苦心及其命意所在。”他强调:“体魄日强,益以脑思细密。”
梁启超认为:“今则言旧学者渺渺难访,而新学亦复无人过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他指出:“因其昔日在学校中未尝有斯磨练,仅受学而已。”“今南开教职员及学生,均为不可多得之才,而诸君又何幸如斯之练习场,得以磨练意志,训练脑思。”“苟学校青年能人人磨练其脑力,坚定其意志,倡为风气,普及全国,则诚国家无疆之福也。”
对后辈的希望,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肺腑之言,沁入人心。这些话出自梁启超之口,更有说服力,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文前的说明中写道:先生“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笔之于纸,退而记之,得四千余言”。《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发表于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上。此时,周恩来任《校风》纪事类主任。任公是梁启超的号,周恩来以号相称,表示对他的尊敬。他对梁启超的评价是:“吾国舆论界之泰斗,亦近代之文豪。”
周恩来多次抄录梁启超的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志向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赴日本求学,行前写七言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后三句好理解,但是对第一句“大江歌罢掉头东”有各种解释、理解。笔者认为这句话与梁启超的《去国行》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本想牺牲,在谭嗣同的劝说下,流亡日本,在船上写下长诗《去国行》。《去国行》的最后两句,“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即使前方更隔蓬莱仙山一万重,依然掉头不顾奔向东的凌云之志,表达了诗人直面逆境,矢志不改的决心。
“大江歌罢掉头东”与“掉头不顾吾其东”有关。在学校,周恩来受到良好的教育,立下“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现在到日本求学,仍是志向不改,以此表达他排除万难的决心。
周恩来对《去国行》很熟悉,《去国行》的诗句多次出现在他的旅日日记《修学》中。
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写的“人生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就是出自梁启超的《去国行》一诗。《去国行》原诗中有这么一段:“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州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意即希望在30岁时建功立业,否则宁愿失去生命。周恩来引用此诗句,体现了他的家国抱负。
同年1月28日,周恩来再次抄了“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另外,周恩来还喜爱梁启超的《自励》一诗。1918年1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周恩来念的诗为梁启超《自励》中的句子。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意即:若干年后大家都会想起我,那时国家强大富强了,大家会夸谁呢?世界将会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我的愿望也如无穷的宇宙一样永无休止;面对寂寥广阔的大海蓝天,不觉为之怅然,伫立良久。周恩来读此落泪,既深受梁任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的感动,也感慨于自己19岁了仍在求学路上、前途未明。
周恩来对梁任公这首诗非常欣赏,日记中多次引用。1月24日,他写了“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1月25日,他在《修学》中抄了“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2月6日,他在《修学》中录了“世界无穷愿无尽”。周恩来很赞成梁启超的看法,认为有大志向的人,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吃饱穿暖,而应该尽力于国家社会的事,因为国家社会的事情才是无穷无尽的。
2月3日,周恩来写道:“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身与命相符。”周恩来的诗句,改自梁任公《自励》诗,即:“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祸福所倚为《老子》思想,百年命为墨子《非命篇》中的思想,意即凡事从长远着想,切不可因一时起伏而灰心丧气。周恩来作出一点改动,也以此自我激励。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周恩来还喜欢梁启超的《壮别》。1月29日,他在《修学》中抄了“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两句。这是梁启超《壮别》中的诗句。全诗为:“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周恩来摘录这两句,表达了他不为亲情所羁、为国奔波的家国情怀。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这是周恩来赴日前夕写的一首诗。1919年3月,他在回国前将这首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
2月4日,周恩来在《修学》中写道:“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这是梁启超《腊不尽二日遣怀》七律诗中的两句。全诗为:“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怼,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首诗是梁启超在输了与革命派的论战后,蛰居横滨乡间孤寂失败情绪的表达。2月8日,周恩来在《修学》中抄录“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
周恩来不仅读梁启超的诗,还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及其他著作。3月21日,他在日记中专门记录:
菜做着的时候,我打开梁任公所编《意大利三杰传》来念。这篇传记,我已经读过多少次,中间虽有多少错的地方,大概与英文、意文的传记差不了什么。我在西洋伟人传记中,最爱的是加富尔,所以每次读《三杰传》,心里头总觉有一番感慨。这次读这个传记,是我到日本来头一次。在日本有上半年的阅历,所以读的时候,感触的地方益发添了许多。
《意大利三杰传》是由梁启超主编、1902年发表的一本传记。梁启超在书中将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认为无“三杰”则无今日之意大利,“可以为今日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
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记录:
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梁启超一向主张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起来,铸造崭新的中国文明。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他将欧美文明称为泰西文明,将中华文明称为泰东文明。周恩来入会演讲,既是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又超越了他的思想。
周恩来从梁启超那里学习到什么
首先,周恩来学习到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文体。周恩来多次将梁启超的诗文记在旅日日记《修学》中,表示自己是以学习的态度对待之。梁启超一生著作很多,学贯中西,这在前文中已有交代。周恩来熟读梁启超诗文和著作,从中是学习到一些新思想、新知识的。
其次,周恩来学习到梁启超爱国的精神。梁启超一生经历丰富,当时社会动荡,激剧变化是二千年来未有之。民国初年,政府内阁更替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也变化无常。如他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共和国国体时,著文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的罪状。次年,他入阁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段祺瑞解散国会时,却又写文章为段祺瑞辩护,前后矛盾。但是,梁启超爱国之心从未变过。他做任何事情充满激情,这种激情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富有号召力,所以他能成当时的“舆论泰斗”。
最后,周恩来从梁启超身上学习到坚忍不拔、万难不辞的精神。
周恩来连失两位母亲,为两位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欠下了很多债务。丧事办完后,10岁的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周恩溥、周恩寿回到淮安老家,同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残废,不能下地,周恩来成为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作为家中长子,家中唯一的紧要男子,10岁的周恩来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培养了强烈的责任心。
周家衰败后,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得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对此深恶痛绝。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社会制度,立志变革,要建立新社会。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八弟周恩溥的来信,知道“八伯父故去”。顿时,“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父亲早就去世,以后接连着四妈、干娘、母亲同着姐姐、弟弟全部去世,四伯自四妈去世后,隔着八年四姨才进门来。跟前又没有个兄弟。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顶了!加着家中竟(境)遇如此,遇着这样大事,还不知如何是好呢!”因周恩来从小过继给十一叔,称嗣父母为父亲、母亲,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四伯指大伯父周贻赓,四姨指大伯父后娶的妻子。
八伯父的死令周恩来悲痛不已。9日,他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11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因为家中没有信来,我心中急的了不得。今天起来后,到东亚去看信,仍然是没有。我想八伯死去这样的大事,四伯、干爹心中难受自然没有写信的心思了,难到(道)八弟也不写个详细信给我么?或者这个信息是错了?然而八弟信上明明写着八伯故去,四伯还要回家的话,一定不是乱听乱说的事了。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干爹指生父周贻能。
1月14日,周恩来收到信,得知八伯入殓,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一天的饱食暖衣,真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实用功,那还成个人么!”
2月10日是农历除夕,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的异常,无一亲人;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八妈自从八伯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步;看着弟弟妹妹,尤其伤心!黑弟可怜,有爹爹看不见,有哥哥也不能照管,心里头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天津家里到这个年关,四姨又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竟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再想起爷爷娘娘同着爹娘的坟,听说还暴露棺材在外。越想越难受,恨不能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八妈指刚故去的八伯父妻子,黑弟指小弟周恩寿,四姨指大伯父后娶的妻子。
五四运动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日记中敞露心扉,可以看出他思乡之切,对失去亲人的椎心之痛,对自己未能尽责的自疚。
屋漏偏逢连夜雨,房东又赶周恩来搬家。他手头紧,向同学借钱,找了几个人才从铁卿那里借到10块钱,交上房钱,10日晚从玉津馆搬至新的住所,解了燃眉之急。
这时,周恩来读梁启超的诗,一方面宣泄内心的苦闷、寂寞,排忧解难;更主要的是使自己从家庭的困境中走出来,从内心的阴霾中走出来,不为亲情所羁,学习梁启超为国奔波的家国情怀,想国家之事,想世界大事,振作起来。从1918年5月19日起,他参加新中学会后,就很少在日记中引用梁启超的诗文了。
中国革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也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告诉青年人,我们不要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他说:“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中包括梁启超的经验和教训。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主席也是封建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周恩来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和受到的资产阶级教育。他说:“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我们研究周恩来生平和思想不能割断历史,要读些古书,要学习近代史,使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这样研究才能深入。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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