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6日，是著名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五十寿辰，又恰逢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为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当时郭沫若所在的抗战陪都重庆，以及香港、延安、桂林甚至海外的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于一个文学家，在生前就赢得如此广泛的声誉，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当时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打算写一篇专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友谊。当时，周恩来借了一部分郭沫若的著作，预备在乡居的期间读上几本，好使文章更充分一些。但当时，周恩来的活动特别频繁，重庆又不断遭到敌机的轰炸，他自己又有病缠身，根本抽不出时间来静心读书。临近纪念日时，当地的报刊已经开始刊登纪念文章，但周恩来的文章仍没有写出。直到纪念日的当天凌晨，“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于是周恩来奋笔疾书，写出一篇名为《我要说的话》的精彩文字。

这篇文章，虽说为纪念郭沫若而写，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在文章中，周恩来叙述、分析了鲁迅郭沫若不同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精神特点，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对人的影响和经历对人精神形成的作用;在大量的纪念文章中，可谓“别开生面”。

周恩来与郭沫若、阳翰笙的合影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周恩来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偏见而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把握原则又剖分区别。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短短数百字，勾勒出鲁迅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情况的熟悉程度。

对郭沫若，周恩来这样说：“郭沫若的时代，却稍微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在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对比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周恩来对他们的革命作用和文学成绩，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在这里，周恩来针对当时文化界的情形，补充了这么一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在谈到鲁迅的精神时，周恩来认可了瞿秋白所论的四点：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对郭沫若，做了以下几点概括：

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谈到第三点时，周恩来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我们知道，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又卓越的成就，这一点，是一般以所谓革命为生的人难以企及的。

大约为了统一文化战线问题，周恩来又提到了鲁迅郭沫若生前的论辩：“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周即鲁迅)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看来，周恩来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许多观点和文字，几乎是随手引来，而且恰能证明问题。在文章结尾处，周恩来说：“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个人自有千秋’。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这篇文章，成稿于1941年11月16日凌晨，发表于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一天恰是郭沫若生辰纪念日。

资料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为知名作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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