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6日，大庆油田问世，这是继曾经的新中国第一座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之后被发现的又一座特大油田，这座世界级特大砂岩油田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油田，至今仍是中国自产石油的重要基地。65年过去了，回顾这个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彻底摘掉“贫油”帽子的里程碑式的油田，仍意义重大。

日本、美国与大庆油田擦肩而过

大庆油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松辽平原中央部分，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等52个油气田组成，含油面积6000多平方千米。

日本是最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的侵略者，而且离后来被发现的大庆油田可谓一步之遥，但却因地质理念的差别、勘探技术落后等因素，与大庆油田擦肩而过。

1926年日本就开始陆续向中国输送许多地质专家，在中国为日本寻找石油资源。日本地质专家虽然通过勘探和钻井，从煤矿石样本中检测到石油类沥青，但始终没有勘测到中国的大规模油田。1930年，觊觎中国石油资源多年的日本国防资源调查队开始在东北地区进行石油钻探，先后在黑龙江省扎赉诺尔地区钻了一些探井，均未发现可供开采的油层。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为寻找石油更加竭尽全力，在中国东北的阜新、义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石油钻探。1940年，日本人到松辽盆地的安达县打下了一口1000米深井，是当时日本钻井能够达到的最大深度，尽管如此也没有检测到中国的工业性流油，而中国后来发现的大庆油田就在松辽盆地内，日本的钻井离大庆油田主要产油区仅一公里。据说，一次日军飞行员在空中看到大同镇(大庆)草甸子的水面上漂着黑色的油膜状的漂浮物，他们向“满铁当局”汇报了这一信息，收到的回复却是“这里不具备油田的条件”!日军高层根本不相信中国有石油，连试都不愿试。

日本侵略中国后在东北寻找石油

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宣告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了，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打消了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计划。到1942年日本钻探停止时，一共钻井81口，最终勘探寻找石油还是一无所获。于是，日本作出了结论，中国是贫油国家，至少在中国东北是没有油田的。

中国发现大庆油田后，日本也进行了反思。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700—800米，钻探技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也有日本地质史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在满洲发现大庆油田，不是不行，而是“探矿思想的问题”。日本科学家高田纯一提出了一个“海底腐泥起源说”，认为石油只存在于沿海地区。日本对此理论深信不疑，所以在东北没有发现油田验证了高田纯一“海底腐泥起源说”的正确。然而，正是高田纯一石油产生于沿海地区的理论误导了侵华日军。

中国地质专家李四光及黄汲清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理论。李四光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30年没有找到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的理论。后来，日本地质史学者也认同了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的问题”。

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的理论，才使中国大庆油田躲过一劫。

日本在中国寻找石油的梦想落了空。当时科技和工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亦是如此。更早时期，美国就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大了对中国石油的勘探力度，但仍一无所获。1913年到1919年，美孚石油公司与北洋政府签订协议，耗资270万美元，派地质师克拉普和富勒地质勘测小队前往中国，先后到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和内蒙古等6个省7个地区实行了石油勘测，其中就包括大庆油田所在的东北，行程12800公里，均未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石油资源。仅1914年至1919年，美孚在陕北的不同地质构造上打了7口探井，均未获得工业油气流。

据此，富勒在《中国东北部的含油远景》一文中写道：“中国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含油可能性。”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石油开发工作……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生产出大量石油”。美国的地理专家埃蒙斯教授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产油层几乎都是在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换个说法就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勘测的那些区域，都不属于这样的地层，所以勘测不到中国的石油资源。甚至，美国地质学专家勃拉克韦尔德直接断定中国没有海相沉积，中国没有油田。从此，“中国贫油论”在国际上宣判了中国开发油田的死刑。

旧中国自己开发不了石油，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迅速进入中国。“洋油”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各地倾销，完全占领、垄断了中国市场。

日本、美国竭尽全力寻找中国的石油资源，然而费尽心机，竹篮打水一场空，勘探寻找石油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华民族自己的肩上。

毛泽东拉开了大庆油田问世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石油勘探、发现和开采。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的高度重视，就不可能有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壮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老君庙、独山子等3个小油田和四川石油沟、圣灯山2个气田，全国只有8台破旧的钻机，52口油井，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品基本依赖进口，但又受到西方国家限制和卡压，当时全国年需要原油1000多万吨，连街上的公共汽车都因缺油而背上了煤气包甚至木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周恩来与李四光交谈

中国贫油的现状太需要打开国产石油这扇大门。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到中南海，向他咨询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的问题。作为地质学者的李四光，早在1928年就质疑了外国人的“中国贫油论”，他认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他概括说，有利的生油条件是：有比较广阔的低洼地区，曾长期为浅海或面积较大的湖水所淹没;低洼地区的周围曾经有大量的生物繁殖，在水中也要有极大量的微生物繁殖;要有适当的气候;要有陆地上经常输入大量的泥、沙到浅海或大湖里。

李四光认为，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不管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不管是海相、陆相，都可以形成石油。他还具体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勘查工作，找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作为勘探开发基地。

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垂询，李四光最后明确地回答，中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决心打开了寻找、开发中国石油的大门，由此也为大庆油田的问世打造了金钥匙。

很快，中央政府就李四光的建议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由陈云副总理具体组织推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找油工作，改变石油偏于“西北一隅”(以玉门为中心)的局面;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李四光任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

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成立石油工业部的决议，任命时任后勤学院院长的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

195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块牌子在北京六铺炕的一座六层大楼门前挂了起来，新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

李聚奎为发现大庆油田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聚奎上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后，很快在新疆克拉玛依淘出中国石油“第一桶金”。

1955年7月6日，在黑油山钻探一号井，在井深620米处完井试油，喷出了原油和天然气。李聚奎亲临一线了解出油情况，慰问职工，并到乌鲁木齐向赛福鼎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介绍黑油山出油情况。赛福鼎说：“黑油山”维吾尔语叫“克拉玛依”，建议把黑油山改用维吾尔语，不仅维吾尔族人民听得懂，也感到亲切。李聚奎当即表示同意。“克拉玛依油田”的名字由此而来。

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正式喷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原油。听到这一消息，李聚奎夜不能寐，马上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专门召见李聚奎给予鼓励。11月26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出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毛泽东与李聚奎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亲自听取李聚奎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汇报。毛泽东说：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要有全国规划。搞石油艰苦啊!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为此，李聚奎以石油工业部的名义下达了油井的会战任务。

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虽然有力地驳斥了“中国贫油论”，但每年产出150万吨油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工业仍是杯水车薪。于是，各方又把目光投向东北松辽盆地。

国家地质部在发现大庆油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55年1月，国家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草案)》，将松辽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日程。6月，提出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后，确定了要在松辽平原开展石油调查工作。8月起，由东北地质局韩景行率领的踏勘组重点勘探了从吉林市顺松花江至陶赖昭及由长春沿长大线以东、大黑山山脉以西的中新生代地层。韩景行小组此行打响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第一炮。国家地质部的李四光部长、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谢家荣、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在发现大庆油田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地质部经过大量勘探，初步查明松辽盆地有石油构造。

1957年3月，李聚奎组织部机关有关部门，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调查师邱中建等7人组成116地质专题研究队，赶赴松辽盆地进行勘探。他们蹚过了老哈河，穿越了茫茫百里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足迹几乎踏遍了松辽盆地的边缘。

实地调查和综合研究后，石油工业部得出了与地质部一致的结论：松辽盆地“是一个含油远景极具希望的地区”。

同年秋天，李聚奎组织石油工业部党组结合松辽勘探报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三年内查明松辽盆地有无开发价值的油田。与此同时，部里还组织了300余人的勘探队伍进入黑龙江双城县。

在向东北出发之前，李聚奎亲自进行了动员。预想到会有更大的收获，他情绪激昂：“祝全体队员艰苦奋斗，为人民、为祖国再立新功!”很快前方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初步查明了松辽盆地的一个大石油构造，这也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

1958年2月1日，中央决定调李聚奎回军队工作，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李聚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期间，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余秋里率部战略东移使大庆油田横空出世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时任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命令。3月初，余秋里接过了在中国勘探和开发石油的重任。

余秋里上任后的首项任务就是发现新油田，集中力量搞大会战。1958年3月中旬，四川石油管理局传来捷报，在六天的时间里，川中地区有三口探井相继喷油。消息传开，石油工业部大楼一片欢腾。大家盼望已久的大油田似乎就在眼前，有人说，这次可是抱了一个大“金娃娃”。川中石油会战拉开了序幕。

就在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地质专家们却发现了问题。川中地区的油层情况比较特殊，碰到裂缝多的地层就高产，如果碰不到，油就出不来。当时的南充、龙女、蓬莱、合川、广安等七个油气田，仅有年产10万吨的生产规模。后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证实，川中油藏属于裂缝性油藏。

川中石油会战的设想失败了。

余秋里没有灰心，他坚信石油会战是改变石油工业落后局面的必要手段——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关键区域，一鼓作气进行突破，从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突破的点到底在哪儿呢?

余秋里和工人研究图纸

余秋里向此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了石油工业部的设想，他提出石油勘探开发“战略东移”的想法，邓小平听取汇报后，作出了“坚定不移搞勘探、战略东移发展天然油”的决定。邓小平特别强调，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把战略、战役、战术三者结合起来，把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东部地区。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余秋里将李聚奎任部长期间已经打下基础的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战场。1958年4月成立的松辽石油勘探大队，两个月内又持续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处、松辽石油勘探局，对松辽盆地进行详细勘查，并着手基准井钻探工作，对地下的含油情况进行初期勘探。

1958年7月9日，第一口基准井——松基一井在松辽盆地东北斜坡地区开钻，井深1879米，无油。

8月6日，盆地东南部隆起区的松基二井开钻，完钻后油气少得可怜。

两次出师不利，失望的阴霾压上众人心头。事不过三，第三口基准井的选址，成了决定成败关键。经过地质技术员的精密勘测和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最终将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定在大同镇高台子，并设计井深为3200米。松基三井的选址与松基一井、松基二井形成了等边三角之势，又是盆地中心区的隆起部位，位置十分理想。

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

余秋里的关注点集中在松基三井。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正式开钻，余秋里不时地询问情况。历时三个多月，起钻取芯，棕褐色的砂岩含油，气色饱满，证明地下有油，余秋里有了信心。

但钻头进至地下约1461米处，井孔出现了倾斜。在是否还要继续钻下去的问题上，中国石油人和苏联专家产生了巨大分歧。苏联专家认为，作为勘探井，要打到地下三四千米深的基岩上。可这样钻下去，至少还要一年。缺油如缺血，时间不等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向余秋里请示，余秋里同意立即完钻，固井试油。

固井完成后，9月6日，第一次射孔试油，无油。失望的阴霾又一次压上众人心头。余秋里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在一线指挥的康世恩，命令工人用提捞法排水，无论如何都要把井筒里的水打捞干净。工人们把一桶桶水打捞上来，期盼着喷油的星星之火。

9月26日，中国石油史上又一个奇迹出现了：松基三井再次射孔试油，沉积在松辽平原地下亿万年的黑褐色原油，终于从沉睡中醒来，射出井口，喷向高空。人们发疯一样地狂欢、拥抱、庆贺!

如今在松基三井纪念馆里，墙壁上的“松基三井大事记”明确记载，五年间松基三井累计生产原油10088吨。松基三井不单单是一口发现井，还曾是一口生产井。该井直到1988年4月，因管套多处断裂无法修复，才正式关井。从此，它又担负起大庆油田“教育井”的使命。

当年用原始的人工手段寻找大庆油田

对松基三井，余秋里曾这样评价：“松基三井的喷油，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找油理论有新的突破的标志，对我国石油勘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松基三井喷油的日子，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为了纪念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庆祝大会上提议，把松基三井所在地的大同镇改为大庆镇。

从此，大庆，这个充满吉祥与希望的名字，就和油田一起诞生了，大庆油田享誉全国，震惊世界。

1960年2月13日，余秋里以石油工业部党组的名义，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报告》称：在大庆地区自1959年9月26日打的第一口井出油以后，又连续打了22口探井，已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1亿吨以上。为了在已探明的储量内迅速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石油工业部研究提出，在大庆地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

大庆油田开始喷油

2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全国各地区的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大庆油田工作。

1958年5月至1965年2月，余秋里任石油工业部党组书记。1959年9月，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

石油大会战的决策一下，余秋里立即着手“调兵遣将”。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积极鼓励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石油工业部集中了全国37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了7万吨器材设备，抽调了全国最优秀的几十个钻井队，在余秋里、康世恩带领下，开进了茫茫的北满草原。王进喜的1205队也从玉门油田抽调过来。

全国石油战线精兵强将向石油会战战场进发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新情况。原定石油会战的中心是最初发现石油的大同镇，当会战队伍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北边的萨彷井突然出油了，而且出油量非常大。怎么办?兵分两路还是继续执行原计划?

如果不去大同镇，就意味着要放弃对于大同镇的初期建设，就得赔一部分钱，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经费本来就高度缺乏，很多人不同意。但兵分两路，分散用兵，虽然保险，然而，打石油会战的“歼灭战”计划就要落空。

余秋里分析，既然要找石油，当然要到最多的地方去找，他说：“萨彷井出油，说明大庆长垣北部的油层比南部厚，产量比南部高。形势变了，我们要当机立断，重新调整部署，把勘探重点从以大同镇为中心的南部地区，转移到以萨尔图为中心的北部地区。”

改革开放后的大庆油田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余秋里顶住压力坚持要调整方向，把会战的重点放在了北边的萨彷井。后来事实证明余秋里的决定非常正确。这一次及时掉头，算是选准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战略方向。

在大会战中，余秋里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激励石油大军奋力拼搏，后来这一口号在全国叫响。

在余秋里的带领下，石油大会战在北部高产地带正式打响。会战指挥部一声令下，50多部钻机一齐上阵，连续打了339口井，证实了“大庆地区的各构造带连片大面积含油”，同时探明了中心高产区的面积在500平方千米以上，基本探明了全部油田面积，并大体计算出了储油量。

在余秋里的指挥下，大庆油田很快开辟了生产试验区，当年就生产原油97万吨。在1960年初步开发的基础上，1961年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1962年、1963年两年间，又进一步扩大了开发面积。不到三年时间，便基本建成了我国的第一个大型油田。

至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178口，具备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原油440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67.3%。这一年，全国原油总产量达到了648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的71.5%。周恩来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的石油基本可以自给了。

大庆油田从被发现到现在65年过去了，仍在中国石油战线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如今的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分开分立。2000年1月1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注册资本475亿元，现资产总额1089亿元，创造了中国石油战线的三个“第一”：原油产量第一;上缴利税第一;原油采收率第一。

大庆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48.2亿立方米，上缴各种资金并承担原油价差1万多亿元，特别是原油连续27年高产稳产，连年荣登中国纳税百强企业榜首，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作者：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本文选自《百年潮》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