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林彪、彭德怀都反对,毛主席何以赌上红军全部家底决意东征?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二、面对“东西南北中”争议坚持东征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矛盾的认定不是一个说辞,而是一个坚实的依据和前提。主要矛盾变化是一系列方针政策调整的依据,同时也是确定军事战略方向和方针的根本依据。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什么军事方针?就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为什么是这样的方针呢?因为日本侵略者军队在华北,向东越过山西才能去打日本。
但这个方针却遇到了众多不理解和反对意见,从会前酝酿和会后实施,甚至一直到红军东征期间,不同意见一直存在。为什么?因为,红军刚刚摆脱长征中的围追堵截,落脚后打退刚刚“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敌人,毛主席就主张集中红军主力东征,向山西发起进攻,能做到吗?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但在领导层中分歧很大。
瓦窑堡会议旧址。新华社
多数人主张先把根据地搞巩固再发展,不要冒险进攻,发展方向有的主张往南,有的主张往北,有的主张往西,概括起来就是有东、西、南、北、中(不动)5种意见。
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意见的背景,先介绍一下陕北敌我力量的形势。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7000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毛主席,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下设两个军团:一个是红一军团,由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一个是红十五军团,由从鄂豫皖根据地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成,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是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是刘志丹。两个军团一共13000余人。
当时,陕北根据地只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就这么小个地方,还被敌人切成陕甘、陕北两块,除瓦窑堡这个镇子以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还有地瘠民贫,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根本无法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根据地的东侧是黄河,北面靠沙漠,西面一片荒凉,人烟稀少,南面有唯一一条通往西安的公路,早已经被敌人切断封锁。
中央红军到陕北前,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共”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国民党军作战。
根据地周围一共有多少国民党军呢?南面和西南方向,是张学良东北军约16万人,还有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超过20万人(山西8万人),其中4个旅在陕西一侧,部署在根据地东北方向吴堡一带;西北面,是马鸿逵的部队约4万人;北面,有“榆林王”井岳秀八十六师,还有高桂滋八十四师一两万部队;蒋介石的中央军,陈诚在洛阳以西控制着3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有两个师已经调入陕西,虎视眈眈。[1]
蒋介石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约50万人,这是国民党军的大概数量(不同的资料数量有些差别),直接用于“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兵力10余万人,[2]敌我兵力对比非常悬殊,而且已经对陕北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决策,领导层有些什么不同意见呢?
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红一军团长林彪,他的主张是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林彪对陕北到处都是荒凉衰败的景象很悲观,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带领部队到比较富裕的陕南,依托秦岭打游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
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把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甚至说宁愿受处分也要离开陕北。瓦窑堡会议后,他还在电报里与毛主席软磨硬争,要求中央批准他去。
军团政委聂荣臻曾是他在黄埔军校的教员,推心置腹地劝他:你不要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但他听不进去。[3]按照他的说法,人的上帝是自己,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4]还有的看不到局势的变化,认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应当南下。[5]
再一个是遵义会议从党中央负总责岗位上下来,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博古,还有领导层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主张是首先确保陕北根据地,然后再向西发展。理由就是,在长征中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好不容易有了陕北这样一块立足之地,决不可轻易丧失,陕北苏区四面受敌,红军元气还未恢复,不易与优势的国民党拼搏,而应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并进一步向新疆发展。到宁夏后可通过外蒙接通苏联,以得到接济援助。包括政治局委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认为向西发展更好。
政治局委员、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对红军东征山西也同意,但有两个担心:一是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是怕过了黄河后国民党前阻后截回不了陕北。基于上述看法,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6]
他认为,黄河是陕西与山西的分界线,黄河以东是阎锡山的天下,他是那里的土皇帝。蒋介石他都不让进,曾与蒋大打出手,打得尸横遍野,他能让红军过去吗?1935年冬,阎锡山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10多个县构筑明碉暗堡,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过黄河半步。还有,过河后如果保不住渡口,就回不来了,会连陕北根据地也丢掉。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这还能下定决心东征吗?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此很不高兴,见了后对他说:你去绝对保证吧,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东征准备期间,彭德怀又给中央领导发电报说,陕北苏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的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
他提出的意见是,战略上向东佯攻,调回阎锡山在陕北的孙李部队,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与外蒙更加接近,这才是正确的。[7]他是东征总司令,他的主张是向北。可见统一意见很不容易。
还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是原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遵义会议后他不再参与核心决策,到陕北后参加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东征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东征是战略进攻,应当估量力量对比。我们只有1.3万人,其中1/2是新兵和3000新的俘虏兵,虽然情绪好,但技术条件低,而阎锡山有8万人,在技术上、交通条件方面都比我们优越。
我们转到战略进攻是过早的,而且在将来行动区域的政治准备也不足,因而将进攻变退却和逃跑的危险性是有的。他的意见是,力量不足,准备不足、进攻过早,先准备好了再说,在根据地巩固后再求发展,就是东西南北中那个“中”。
另外,他还提出,在战略计划中取消从绥远接近外蒙的条文,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8]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李德:他的整个的估计是从右倾出发,这是过去的错误根源未认识,对红军此次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会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9]彭德怀也批评他:李德的意见是不对的,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但决不会因我们的口号而爆发。
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还有一些同志,反对林彪主张的离开陕北另谋出路,主张向西发展,通过宁夏向内蒙古和外蒙古推进,这条路可以与苏联取得联系和支持。[10]也可以立足陕北根据地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外蒙古靠拢,打通和苏联的联系。
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认识到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根据地才能安全,同意先向山西发展,坚定地支持东征。据李德回忆说,后来热心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反对毛主席的团中央书记凯丰,还有一个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11]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对各种不同意见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呢?
首先,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应有之义,应当是事业成败出发来认识问题,不要只从个人关系出发认识问题,认为出现不同意见就是谁反对谁了。在重大会议和重大决策之前,我们党都是要反复征求意见的,而且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以求把问题想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确。
大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说明对事业的认真负责,对事关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都在思考最好的出路,希望能赢得胜利。当然,不排除其他原因导致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应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考虑问题,然后再对各种意见做出判断,最后把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当时,面对这些重量级人物的不同意见,你能分辨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吗?都是言之有理,很难分辨。领导者往往会在多种选择中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毛主席不但要准确分析利弊,在众说纷纭基础上做出正确决断,还要抓住要害讲清道理,说服大家统一思想。
除了林彪要离开根据地到陕南之外,大家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脱离现有根据地,反对冒进,要求先巩固后发展,[12]怕主力出征后把现有的这个窝丢掉了。
毛主席对大家讲的道理,主要有这样一些要点:黄河流域以华北5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陕北地穷人穷兵员缺,方针必须是以发展求巩固,而不是先巩固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敌人“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后则应当进攻。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13]
要以发展求巩固,最好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毛主席认为: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为什么其他方向文章不好做?大概有以下理由:第一,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向林彪要求的到陕南进行游击战争,显然不能提到与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更重要的地位,往南是西安重镇,靠近敌人大本营,敌人屯有重兵,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陕北,那样形势对我们更不利。
另外,还把目标对准了我们的统战对象张学良、杨虎城,当时我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第二,往西不行,因为我们长征是从那边过来的,大都是一些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而且师出无名,西面不是抗日前线。第三,向北也是没有出路的,尽管那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也是沙漠荒原,我们去干什么呢?不反对靠近外蒙和苏联,只是路线不能那样走。
毛泽东在陕北
毛主席认为只能向东发展。为什么?他多次阐述东征的道理,包括在东征过程中专门开会,说服不同意见,统一领导层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14]东征山西过程中,可以北进绥远东进河北,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东征就是为了抗日。
第二,可以避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威胁阎锡山老巢,迫使其把进入陕北进攻我根据地的部队调回山西。当时阎锡山晋绥军5个旅在根据地北面,红军打到他的老窝后,这些军队一定会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把陕北残敌肃清,有利于我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后来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判断正确,红军刚一渡河,阎锡山就把他的部队从陕北调回去保老窝了。
第四,只要保证渡口在我手中,可以进退有据。
第五,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
东征过程中召开了一个晋西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特别强调: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日本、美国、英国、国民党、苏维埃(共产党)、苏联6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经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也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15]他反复强调,目前的形势是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
从毛主席分析的道理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特点,方方面面的因素他都想到了,想得非常深入和周全。但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拘泥于陕北根据地严峻的力量对比局面,而是从形势处在全国大变动前夜这个判断出发,把瓦窑堡会议认定的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考虑,把主要矛盾当作最根本依据的,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最要紧的是让全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包括想方设法逼迫国民党反动派抗日这才是头等大事。
红军集中主力东征山西,因为山西距离华北战场最近,最容易走向抗日前线,最容易激发起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如果阎锡山阻拦,不让红军借道山西去抗日,就名正言顺的当卖国贼打他,这就叫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高举抗日大旗,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其他方向离抗日战场远,难以达到这样的深远目的。
红军长征途经环县场景。甘肃网
所以,东西南北中,各个战略方向,只有向东是对的。毛主席坚持红军主力东征山西,高屋建瓴,抓住了要害,因此成为扭转历史车轮的关键,也成为与蒋介石博弈的一个胜负手。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主要战略方向确定之后,对那些不同意见,难道就可以不屑一顾吗?要知道,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思维层次也是很高的,林彪、彭德怀等都是骁勇善战、眼光独到的高级将领,他们提出的是一些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他们的意见不能成为主要战略方向,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那些问题不存在。
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坚持基本方向和路线的同时,尽量把大家意见、忧虑和智慧都照顾到,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使战略决策更全面、更科学、更正确,也更能形成领导层上下的统一意志。
在瓦窑堡会议做出东征决策后,毛主席要求进行40天准备。准备过程中,除了反复统一大家的认识,打下坚实的思想意志基础,再就是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丢掉根据地,在四面强敌包围的环境下,几乎是出动全部力量东征,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棋。不能只想自己去打别人,而不想别人也会乘机端掉自己的老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部署是:首先打击南北两面敌人,让他们老实点。主力向南打,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甘泉本来就被红军围困,那里的东北军坐以待毙,不久我们主动撤围,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同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加紧联络,谈判互不攻击。[16]北面,以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和红十五军团一部,负责消灭正在进攻我们的井岳秀八十六师。
这些地方军阀,你要是示弱,他就打你,你把他打痛了,蒋介石乐见其灭,也不会给他补充,他反而老实了,能不打就不打。陕北的另一股力量高桂滋挨过红军的打,不再出头了,井岳秀很顽固,就重点打他,但在东征前不几天,他因为自己的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样北部问题基本解决了。
二是在红军南征北讨过程中,对东征严格保密,让佯攻具有威慑性,同时麻痹阎锡山,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和胜利。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如组织指挥员现场勘察渡河地点,周密制定作战计划等,通过一系列细致的准备工作,保证主要战略方向行动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一,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战略方向,就是兵锋所指,这是毫不动摇的。
第二,在历史转变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被看似突出的问题迷惑,而是围绕主要矛盾解决其他矛盾和问题,以全部主力聚焦主要战略方向,通过强有力的战略行动,赢得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转变,引领历史发展。
第三,每个人的意见都有道理,而且看起来都事关生死存亡,何去何从需要抓住本质和要害,需要有强大的决策定力。
毛主席在东征决策中,既坚持了主要矛盾规定的战略方向,又重视吸取大家的意见,为最后成功提供了前提条件。
注释:
1.《彭德怀自述》,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
2.《周恩来传》上,第331页。
3.《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239-240页。
4.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9页。
5.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页。源自聂荣臻回忆文章《东征》。
6.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7.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源自1936年1月26日15时彭德怀发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的电报。
8.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1页。源自1936年1月27日李德写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意见《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 。还有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0页。
9.中共石楼县委统战部2023年编:《红军东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资料汇编》,第21页。
10.【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记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1.【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记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2.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源自1936年2月5日林彪、聂荣臻给李富春的电报。
13.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14.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5页。源自杨成武回忆文章。
15.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页。
16.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页。源自贺晋年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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