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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家风家教

1949年冬,任弼时与家人在北京东山寓所

任弼时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一心为民、服务群众,不辞重负、鞠躬尽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被称为我们党内的完人。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家人的呢?

“惟祷双亲长寿康”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启程的当天上午,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想到大人为家庭“奔走一世之劳”,“泪随之下”!但现在“苦于能力莫及”,“虽时具分劳之心”,“恐难成望”!为了学习“化世之能”“治事之才”,把处于“存亡生死”之际的社会,“造成大福家世界”,建立“同天共乐”的幸福的新社会,他选择了“北行之举”。“惟祷双亲长寿康”等理想社会实现了,双亲可与全天下的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安慰父母,路上安全,同行有伴,自己也会谨慎小心,费用已交涉清楚,请大人不要为儿子的远行担忧。另请父亲打听未婚妻陈琮英读书的事,这是“为终身之谋”。

1924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捎信回家,告诉父母“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汉口给家里寄信。此时父亲已经病逝三年,他向母亲报平安,“儿等近况如前,身躯无恙,望勿为念”,并询问培星、培辰两个妹妹下学期开学的时间,为她们筹寄学膳用费。任家是书香门第,任家新屋是聚族而居,每次任弼时寄信回家,都要在信的最后给长辈们请安,写上一句“亲长前均此请安”或者“各亲属叩安”等语。

任弼时革命30年,中间只回过一次家。那是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特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处理长沙暴动问题。工作告一段落后,任弼时回唐家桥小住了几天,帮助母亲挑水、扫地、煮饭、炒菜,陪母亲过了一个生日。任弼时又到板仓看望了杨开慧母子,然后在白水车站乘火车返回武汉。

把爱情融化在对党和人民的爱里

陈琮英12岁到任家做童养媳,14岁进入长沙一家织袜厂当女工,没念过什么书。任弼时11岁到省城读书,留过学,在上海大学当过教授。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想在十里洋场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不是难事。然而,任弼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毫不三心二意。1926年,他把陈琮英接到上海完婚,住在小亭子间里,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就组建了一个家庭。陈琮英在任弼时的指导下做秘密交通工作,送信件,搞油印,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她的穿戴都很土气,街上的少爷淑女们对她冷眼相待,而任弼时却鼓励她:“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是同敌人进行斗争,你要学会斗争。”

1928年10月,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因南陵县党团组织破坏严重,为了解情况,他决定参加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在到达会议地点香油寺附近时被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逮捕。在由芜湖解往安庆的船上,任弼时机智地交给原来长郡中学的工友、同乡彭佑亭一封信,内容是他被捕后的口供,说自己是伟伦纸庄的学徒,去收账,名叫胡少甫。陈琮英接信后,向组织报告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随即抱着长女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赶回长沙。在堂叔任理卿的帮助下,陈琮英找到任弼时的堂姑爷、大律师何维道,同赴安庆和任弼时见面。随后,党组织和律师一起想办法,把任弼时从警备司令部转到法院。陈琮英则赶回长沙,以伟伦纸庄老板的身份应对长沙公署的盘查。任弼时终于在年末获释。不幸的是,一岁多的苏明随着母亲奔走于上海、长沙、安庆,感染了风寒,夭折了。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任弼时于1931年3月率中央代表团去了苏区。因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受到毁灭性打击,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也被捕了,带着出生百日的女儿远志住进了牢房。任弼时两次在狱中坚贞不屈、沉着冷静的英勇表现时时鼓舞着陈琮英,任凭敌人怎么威吓,她一口咬定:“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经周恩来亲自布置营救,陈琮英出狱了。一年之后,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相聚。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他又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陈琮英在苏区加入党组织,此后即长期担任任弼时的机要秘书。

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在敌人的封锁下,苏区没有粮吃没有食盐,中央领导和普通战士一样,生活很苦。任弼时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依然日夜工作。陈琮英怕任弼时坚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带来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他吃。任弼时则经常提醒陈琮英不要忘掉学习。长征路上,陈琮英在阿坝草地生下远征,什么都没得吃,任弼时和朱老总就亲自钓鱼给她吃。在山西抗战前线,任弼时把自己每个月5块钱的薪水都托人交给陈琮英。在延安时,陈琮英生病住院,任弼时每天中午都抽空来看她,耐心地坐一会儿,轻言细语地陪她说一会儿话。

任弼时去世后,陈琮英把斯大林送给任弼时的吉姆轿车和他生前使用过的软床、钢琴全都交还国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一并上交。毛泽东称赞陈琮英:“不为名,不为利,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学习做新中国的建设者

任弼时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远远7岁时,任弼时为他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大女儿远志15岁才见到父亲,进入延安中学读书。为了让她学会吃苦,远志在学校生病了,任弼时也没有让人去接她回来。在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的高度紧张的日子里,任弼时也没有忘记孩子们的学习。获悉远志他们过了黄河到了三交镇,找到教员在补习国文、算术和英文,任弼时非常高兴,在回信中交代远志:“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希望你能坚持用功学习,而且在国文、算术方面多用功。平常要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借以增加你的政治常识。”沙家店战役后,任弼时再次写信,叮嘱远志:“你来延后一年中,因战争关系未能很好学习,晋绥环境安定,你应当安心好好学习。”他还在“安心好好学习”几个字下边加了点。

在西柏坡的时候,任弼时在给远志的信中说:“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上,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他表示寒暑假帮远志补学俄文。由于身体原因,任弼时没有出席开国大典,远征就把开国大典的细节讲给他听。他感慨地说,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换得了这伟大的胜利!他要远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他把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写信告诉了远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远芳,希望远芳“更加努力学习”,“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堂妹任培珊来北京读书,见面第一句话,任弼时就问:“你准备学什么?念哪一系?”任培珊说:“我想学农,念农艺系。”任弼时听了高兴地说:“好得很,希望你将来做一个拖拉机手,努力学习做一个农民需要的选种专家,好好为人民服务。”他问堂弟任易:“你最喜欢学什么?你将来预备做什么?”任易按照哥哥的意见进了工农大学学习。在苏联治病的时候,一大群孩子星期日去他那里玩,都会向他征求意见:“在苏联学什么最适合?”他总是特别提到要学建立水电站、学管理集体农庄、学办人民福利事业等。

任弼时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他热切期望孩子们刻苦学习,长大以后做新中国的建设者。

幼时任弼时与母亲合影

“缝缝补补又三年”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任弼时也对子女要求严格。他说:“进城了,我们照样要注意节俭!”他经常嘱咐孩子们:一定要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水龙头。对于穿衣,他更是说,“新穿三年,旧穿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几次,陈琮英让远志、远征把破旧衣服拿出来,打袼褙做鞋底用。任弼时走过来,一一翻看着,拿起这件说领子破了可以缝缝,拿起那件又说袖子可以补补再穿。结果,那些破旧的衣服补一补又开始穿。

孩子们装衣服的箱子都是从延安撤退时用来装文件的木箱,粗糙简陋,平时就放在卧室的窗下。有一次忘记了关窗,赶上大雨,木箱被淋个透湿。陈琮英把淋湿的衣服拿出来晾晒,任弼时注意到远征的衣裤补了又补的样子,“嘿嘿”笑了两声。1949年,小妹任培辰在香山见到了阔别22年的哥哥,看到他们家用简单,餐桌上的碗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有的已缺口;筷子上系了绳子,还是行军时使用的。陈琮英穿着朴素,和普通女工没有区别。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任弼时的言传身教也在子女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读书时,他们从不主动要钱,身上有三分钱就坐三分钱的车,一分钱没有就全程走路。远志参军后,里里外外一身军装。节俭朴素的习惯贯穿了他们一生。

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延安时期,侄子任楚找到任弼时,要求参加革命,任弼时便介绍他去解放社印刷厂当学徒,他后来成为排字工人。根据一般人的想法,中央领导的亲属总是应该多念一些书,将来做些大事,但任弼时却把侄子送到工厂里去学习,让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1949年,小妹从湖南到北京来看望他,临走时,请哥哥给湖南省委写信,替她丈夫介绍一份工作。任弼时想了想,觉得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断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

进城以后,任弼时一家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西晒,车马喧闹,影响工作和休息。组织上多次要为他换房子,陈琮英也带着孩子们去看了几处地方,但回来向任弼时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们住太浪费了!”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组织上打算给他买一套合适一些的房子,他说:买房子要花钱,又要费手续,麻烦得很!还是住这个房子吧。组织上准备把他的住房修缮一下,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还是把钱用到建设上去吧!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一直到他逝世,房子都没有调换过来。

养病期间,任弼时常到景山散步。他身体很弱,不能走远路,警卫员建议他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任弼时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任弼时一贯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凡事不能违反制度,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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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4-11-04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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