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离石五七干校(图源：网络)

我是1970年到外交部山西离石五七干校的，半年后即被急召返回部里工作。我在干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的五七战友、那里的日日夜夜、离石的山山水水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全国“文革”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似已进入尾声，外交部也进驻了军代表，并担任了副部长等要职。根据毛主席发表的“五七指示”，外交部和中央以及国家各部委都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五七干校，让在职干部分期分批前往，边劳动边学习，改造思想。外交部的干部众多，至少在东北、湖北和山西设立了三所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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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干校

我作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一到干校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原来，那些已经身在干校的外交部干部们误传：“咱们这儿要来一位从没有出过北京城的小姐了!”有人还认为我有“骄娇”二气。

作者初入职外交部，在老外交部草坪留影。(图源：作者提供)

那时，我的确是青春年华，也的确五谷不分。这些议论一方面给我增加了压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因祸得福”：周围的干部们，无论男女老中青，都对我友好相待，特别是我刚到干校被分到的菜班。菜班的活儿最轻松，大家也都很照顾我。我们班绝大多数人都是老干部，只有几个年轻人是壮劳力。老干部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现如今，他们大都作古，但和他们日常交往，特别是与朱晓林阿姨的朝夕相处，令我怀念，也令我终身受益。

朱阿姨到干校的时间比我晚一点，我们同属菜班，同睡一条长长的土炕，宿舍的战友们都亲切地叫她“老朱”。她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指的是1938年入党)，四川人。她参加过抗日战争、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上过延安鲁艺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她的老伴——徐晃是外交部东北五常五七干校负责人。(关于徐晃大使在五常干校的情况，可参见《外交部东北五七干校记事之二》，点击此处即可阅读)他也是一位老革命、老北大，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是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的领导之一。也就是说，他们老两口分属两所五七干校，而当时他们的五个子女也都与工农兵相结合，分别在沈阳、广州、屯留(山西省长治市)、洛阳以及北京。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她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没一点儿官架子，喜爱唱歌。她想念孩子时，就跟我们唠叨几句，夸赞他们。以至于后来我遇到老朱的女儿们时，感觉就像遇到老朋友，因为她们的成长经历、点点滴滴，我早都烂熟于心。

老朱有过敏性鼻炎，每天一大早，遇到冷空气，就要连续打喷嚏。在她看来，这似乎并不痛苦，有时还自嘲说，“吹起床号啦!”逗得我们宿舍的人都笑了。

他们夫妇后来去我国驻东南亚某国使馆任职，老朱的鼻炎竟不药而愈。我觉得这并不奇怪，老朱走南闯北，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任何疾病和困苦都不在话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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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劳动与学习

民以食为天。我们干校食堂的伙食还真不错，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天天过年!平时吃的是二米饭(大米掺了一些小米，很好吃)，一个星期吃一顿纯白米饭。我们不交伙食费，也没有定量。供应的副食包括白菜、土豆、萝卜、豆制品等。白菜猪肉包子也经常提供。香喷喷，很好吃!信不信由你：这猪肉不是买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养的猪!

作者于山西离石五七干校留影。(图源：作者提供)

说到养猪，我也是小功臣之一!分配我养猪，我没有怨言，但我怕猪啊!特别怕小猪拱我的腿。于是干校战友们主动帮我把小猪赶轰到山上吃草，我在一旁看着，等到小猪们吃饱，战友再帮我把猪往回赶、轰，关进猪圈。我们养的猪，又肥又壮。小猪吃的猪草全天然，没有化肥。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当年太奢侈了!

另一位养猪大功臣叫张士侠(她好像是东北省高院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老干部的夫人，在干校劳动，完全放下了身段)。她在干校一直养猪，劳动态度十分的好!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有一次，为了救活一只生病的小猪，她竟然自己嘴对猪嘴进行人工呼吸!她有高血压的病症，有一次流鼻血，怎么止也止不住，十分危险。大家赶紧把她送到医务室，这才止住呢!

具体说到在菜班的其他劳动，我们是拿着小板凳，在地里坐着给蔬菜间苗、除草，即把太小的菜苗和杂草拔掉，以便留下大的菜苗茁壮成长。这项工作不紧不慢，要一点一点往前挪小板凳。大家还可以边干活边聊天，每天晒足了太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仅大量补了钙、呼吸了新鲜空气，而且那时我们吃的粮食和蔬菜都是环保原生态的绿色蔬菜，不打农药，粮食也不是转基因。我们当年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去干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列、毛主席和鲁迅的原著，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等等。我所在的菜班里，不仅有老红军老八路，还有苏联留学海归派，和他们在一起学习很有意思。

他们的口音南腔北调，发言谈古论今，并联系自己以往的革命经历，态度认真又谦和。其中有一位就是苏联留学海归派、党史里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维什克”之一——徐以新副部长。他老人家熟知马列原著，听他发言，经常是长篇大论、旁征博引。另外，我们还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老干部，主要是先看历史上他们是否被捕过，有些情况下，还要派人进行外调(去外地调查)，程序复杂一些。对我们年轻人，则审查“文革”初期的表现。我被公认为从来不惹是非、性格文静，于是很快就过了审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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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离开干校很久了，但那里的历历往事却时不时展现在我的眼前，战友们的形象个个栩栩如生。我常想起老朱还在世的时候，只要我去王府井，就去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看望她。老朱也一定会留我品尝她最拿手的地道川菜，无比亲切地和我拉家常。

战友中印象深的，还有“吴磨”和“孙快”。他俩一个永远慢条斯理，磨磨蹭蹭;另一个总是急如星火，慌里慌张。大家给他们起外号，形象地描述了他俩的性格，有趣而无伤大雅，且流传甚广，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介意。后来，外号几乎代替了本名，等于给他们重新起名，甚至到现在我也记不起他们的原名到底叫什么了。

在具有幽默感的平等、友好氛围里，我们大家不分彼此，没大没小，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欢笑。想想看，无论是经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开国老革命，还是见过洋世面、吃过洋面包的我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大家都能彼此善意相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那可真是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

其实，也许每个人都会，也都愿意留恋自己曾经的美好，但不同的是，当年我所经历的是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年代，是高级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年代，是重情义、讲信誉、不唯利是图的年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留恋过去的美好，却没有忘记当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同时也没有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因此，我始终认为1970年代上半叶，中央和国家机关老中青干部轮流去五七干校，方向是对的。今天看，更有必要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了。但是怎么样执行、到哪里执行、拿什么提供免费吃住行，却大有学问也。

作者(第一排左一)参与1975年招收一批山东知青直接入部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培训。(图源：作者提供)

胡耀邦与使馆馆员合影，中间着白衣者为作者，作者前面是胡耀邦。(图源：作者提供)

李谷一(中)在联合国演出后，与作者(左二)及其他观众的合影。(图源：作者提供)

（作者：李瑞先，1964年于北京十三中中学毕业，被直接招入外交部办公厅文印处工作；1971年赴外交部山西离石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1975年参加招考山东等地优秀知青入部工作，并担任他们的业务培训教员；1980至1984年在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1988年考入联合国会议事务部任文本编辑助理；退休后回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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