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演

42年前，笔者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旧址参观学习。所见所闻，感触颇深。2023年深秋，笔者与中华慈善总会的两位朋友参观了位于邢台西部浆水镇的抗大旧址和抗大陈列馆，再次被抗大精神感动。抗大总校从延安转移到这里虽然只有2年零2个月的时间(1940年11月至1943年1月)，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千名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干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

邢西抗大校址位于邢台西部的浆水镇地区。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前沿，30多公里之外就有日军的据点、炮楼。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对邢西抗大实施骚扰、破坏、“扫荡”。由于抗大是为革命培养指挥人员的学校，日军非常害怕。他们把抗大视为埋在他们心脏地区的一颗重型炸弹，下狠心要吃掉抗大。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消灭了边区的一半。”

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分四路气势汹汹地“扫荡”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地区。但抗大领导和师生早有准备，他们遵照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敌进我进、方向相反、寻找空隙、悄然而过的战法，在黑夜分几路突围了出去。他们不但打破了敌人的“扫荡”，而且在两个多月的突围中，边战斗边教学，走到哪里，就教学到哪里。能讲一个小时，就讲一个小时。不能讲一个小时，就讲半个小时。甚至一边行军，一边教学。浆水镇周围的一座座山头、一条条山沟、一片片树林、一个个窑洞，都曾是他们的临时课堂。在反“扫荡”期间，他们实现了打仗、学习两不误。

由于日军数量多，武器先进，尽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绝大部分师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有几十名师生光荣牺牲。

陆军中学(第三大队)一脸胡子、被大家称为“马克思”的副校长史紫千，由于腿部负伤，走路不便，不幸被捕。敌人看他一脸胡子，像个大官，想从他身上知道一些八路军的秘密，便把他押到太原，用尽威胁利诱之手段。但史紫千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对敌人破口大骂。无奈之下，敌人将他捆绑在太原城东门外，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活活地将他刺死。

身体有病的四队指导员杜敬农带领几个小战士突围时，与一敌人遭遇。当敌人的刺刀向他刺来时，他为了不让敌人刺向那几个小战士，双手紧紧抓住敌人的刺刀不放，示意小战士快跑。敌人见他不放刺刀，就左右旋转刺刀。杜敬农的双手顿时血肉模糊，但他仍紧紧抓住敌人的刺刀不放。敌人猛地往回一抽，拔出了刺刀，狠狠地刺入杜敬农的胸膛。杜敬农高喊“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此时那几个小战士已经跑远。

为躲避敌人的“扫荡”，已经怀孕的抗大女学员程克和7名师生紧急向山上转移。当他们转移到一个山洞时，程克生下了一个孩子。面对紧随其后、到处搜山的敌人，程克担心新生婴儿的啼哭声会暴露他们的目标。为掩护同在一起的7名同志，程克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连一声啼哭都没发出，就死在了妈妈的手里。

抗大图书馆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因为怀孕，走路不便。后面的敌人一边追赶她，一边大喊“抓活的”。眼看就要被日军追上了，她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二

抗大在邢西浆水地区时期，正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浆水地区本来就灾荒连年，广大农民生活贫困，加上这里又处于敌后，敌人频繁的“扫荡”和严密的封锁，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抗大师生战胜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没有住处，他们就把戏楼、寺院、马棚、牛羊圈打扫干净，作为“理想”的住处;人多炕小睡不下，他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有时几十人同睡一个土炕睡不下，他们就采取“打颠倒”的方法，一个人头朝里一个人头朝外。被子不够，就两个人分别从两头钻进同一个被窝。夜晚翻身时，得商量好一起翻身。如果配合不好就会扯开被子，露出身子，容易着凉感冒。早晨起床时，头朝外的学员先下地穿衣服，头朝里的学员在炕上打背包。然后，双方再进行交换，动作非常整齐。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学校组织师生们到山西、邢东、内丘、沙河等地买粮食。没有运粮口袋，他们就把裤腿扎住，将裤裆挂在脖子上，裤腿垂吊在胸前，裤腰搭在背后，里面灌满粮食。师生们叫它“骑马口袋”。一次，一名通信员背粮的军裤不结实，装满粮食后，裤子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粮食流了出来。指导员问：“谁带针线了，赶快缝缝。”可问遍了全队，谁也没带针线。怎么办?那名通信员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穿的裤子脱下来装粮食，再穿上那条已经破了的裤子。

由于粮食紧张，抗大规定每人每天的口粮由1.5斤减为1.3斤，后来又减至1斤。再后来，他们为救济灾民，又从1斤减至8两，省出2两给灾民。不够吃，他们就把吃干粮改为喝稀饭。再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到了冬天，就把一天三顿饭改为一天两顿饭。为了增加副食来源，学校号召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养猪，都要开荒种土豆、萝卜。师生们在河边挖沙坑生豆芽。没有食盐，就从墙上刷硝石粉代替食盐。

那时，抗大极缺布匹。因此，总校规定，抗大师生的棉衣至少要穿三年。师生们每人一个针线包，衣服随破随缝。为了节省衣服，男同志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光着膀子训练。学校还号召师生们，冬天穿草鞋，夏天打赤脚，锻炼铁脚板，以保证反“扫荡”时有鞋穿。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学校领导还带头打赤脚，每天光着脚板走来走去。

由于生活艰苦，抗大一切从简。上干科宣教干事王衍铎与卫生处助理军医李鸣结婚，一共花了2元钱，买了1元钱的花生和1元钱的柿子，往桌子中间一放，客人们谁吃谁拿。

至于学习场所与学习用品，那困难就更多了。没有教室，他们夏天就在树荫下，冬天就在牛羊圈里;没有教材，教员们就自己编写，油印成册;课本少，就几个人合看一本;没有桌凳，就用土坯和石块垒起来做桌凳，有时就用背包做凳子，用双膝做课桌;没有黑板，就在门板或墙上涂一层锅底灰当黑板;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或敌人的罐头筒铁皮磨出尖来做钢笔;没有墨水，就把锅灰加水搅拌当墨水;没有笔记本和白纸，就用草纸代替;纸和笔都没有，就用木棍当笔，沙土当纸，在大地上练习。

牛克伦

三

浆水地区的山上山下都有许多柿树、枣树、栗子树、核桃树。一到夏秋季节，山谷里到处都散发着果子的清香。有些果子压弯了枝头，距离地面很低。人走在树下，一不小心就会被果子碰头。但是，抗大师生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八路军秋毫无犯的光荣传统，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一个果子。就是掉在地下的果子，也没人去捡一个吃。

抗大师生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往往跑到距村子较远的山上砍柴，把驻地近处山上的柴留给当地群众用。1941年7月的一天，住在冯家沟的上干科五队去20多里远的王莽山砍柴。队里规定，一般学员要背七八十斤，女同志和年纪大的以及小战士每人背50斤。教员刘祖靖、霍丁身体弱，每人也是50斤。女教员林风怀有身孕，队里不让她参加，可她非要来参加不可。为了照顾她的身体，队领导让她背20斤，可她嫌20斤太少，就背了30斤。

7月天气炎热，背了一段，林风和霍丁就累得满头大汗，远远落在了后边。这时，一名50岁左右的老乡从后面赶了上来，对林风说：“林教员，看把你们累的。我是冯家沟的，刚走完亲戚要回家，正好一路，让我帮你们背吧。”说罢，就要把林风、霍丁肩上的干柴拿过去。林风、霍丁看他一大把年纪，要背两个人的柴，不忍心。那名村民说：“我一个庄稼汉，年轻时挑个百八十斤是家常便饭，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挑百十斤没问题。”说罢，他就把林风、霍丁的两捆柴捆在了一起，搭在肩上就走。林风、霍丁说：“谢谢，谢谢!”老乡说：“要说谢，我们得谢你们。你们五队驻在我们村，每天给我们打水扫地，给我们看病治病，教我们唱歌识字，夏收时帮助我们割麦子，秋收时帮助我们收玉米，还牵来骡马帮我们耕地、播种。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抗大有一个文工团，创作了许多节目。比如反映八路军大战平型关、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的《大战平型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下民不聊生、社会黑暗的《青天白日》，以岳飞被奸臣残害的惨痛教训为历史背景、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宋亡鉴》等。这些节目很受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一天，文工团正在山西武乡、黎城地区演出，突然接到总校命令，被要求立即赶回浆水驻地，抓紧排练，迎接6月1日抗大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文工团马上停止演出，抓紧往回赶。可头天晚上到了白岸村八路军后方医院时，医院领导恳请他们给医院的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一场。文工团团长牛克伦说：我们有任务，要赶回浆水，请理解。这个医院的院长是从德国不远万里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医生米勒。米勒一听他们不演出，住一夜就走，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对牛团长说：“你不——答应——演出，我就——不起来!”牛团长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连忙把他拉了起来。

精彩的演出之后，米勒十分高兴。他当场给牛克伦团长写下了“衷心感谢您让我在前线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的感谢之言。如今，这张充满抗日深情也充满中德友谊的纸条，就珍藏在浆水的抗大陈列馆里。

一次，文工团在抗大演出《大战平型关》。在观看的师生中，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山本，一个名叫吉田。他们是八路军从战场上俘虏的日本士兵，后在八路军的说服教育和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成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友。当时，他们在抗大担任日语教员。当他们看到“林彪”和“板垣”分别头戴盔甲，身着战袍，背插各色小旗，在紧密的锣鼓声中手执大刀长矛出场大战的时候，都目不转睛地观看。

这时，舞台上的“板垣”对他的部下喝令：“巴德鲁，巴德鲁。”山本和吉田听后不约而同地摇头笑道：“不对，不对，‘巴格牙鲁’在日语里是浑蛋的意思，是骂人的。日本军队长官对部下从不这样称呼，你们应该改过来。”坐在一旁的政治主任教员张演连忙对他们解释说：“‘板垣’讲的不是‘巴格牙鲁’，是‘巴德鲁’。”两个日本教员问：“不是你们把‘巴格牙鲁’说成了‘巴德鲁’?”张演解释说：“不是。‘巴德鲁’是蒙古语，意思是勇士们。在我国的古装戏里，凡是少数民族首领称呼或吩咐部下时都用‘巴德鲁’这个词。”两个日本朋友听后会意地笑了。

1941年7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到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慰问，演出《宋亡鉴》。就在大家化好装、穿好行头要登台演出时，演岳飞的史若虚发现“岳飞”的髯口(胡子)找不到了。他把后台的箱子等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这时，台下的观众鼓掌催促赶快开演。史若虚急得浑身冒汗，团长牛克伦也急得团团转，其他演员也急得不行。在台下就座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气呼呼地走到后台问道：“为什么还不开演?下边坐的有几个省的参议代表，这么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一拖再拖?”牛克伦团长连忙解释说：“‘岳飞’的胡子没有拿来。戏箱是鲁艺实验剧团的，每次演出都是这只戏箱，从来不曾缺过什么，今天不知怎么就缺了‘岳飞’的胡子。”

罗瑞卿一听，马上走下台去找到鲁艺实验剧团的总支书记马路，说：“你马上跑步回去，把‘岳飞’的胡子尽快拿来!”马路转身就跑。这时，牛团长走上台去，向大家解释说：“今天演员多，化装比较复杂，慢了一些，请大家谅解!”不久，马路把“岳飞”的胡子拿到了后台，演出立马开始。演员们努力表演，把戏演得非常精彩。当戏演到大理寺正卿万俟卨以“莫须有”的罪名审问岳飞，岳飞据理争辩，大理寺正卿对岳飞动大刑逼供时，台下观众发出一片怒骂声、斥责声。当演到父老乡亲在长亭含泪为岳飞斟酒送别时，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四

抗大在浆水期间，得到了八路军129师的大力支持。师首长在指挥战役战斗的间隙挤出时间去给抗大师生们讲课。刘伯承就曾几次到浆水去给师生们讲课。他们结合实战经验，把毛主席的游击战理论讲得生动活泼。刘伯承结合实际战例讲道：“什么是游击啊?游，就是走;击，就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硬碰是拼命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游，要击。也就是，哪里好走，走哪里;怎样好走，怎样走;哪里好打，打哪里;怎样好打，怎样打，才是正确的。”师生们听了刘伯承的课，更加深了对游击战的理解。

刘伯承早年在指挥护国军攻打北洋军阀据守的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右眼里的假眼球戴的时间长了就不舒服，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让眼睛休息一会儿。有一次，他到抗大讲课时间长了，就把假眼球取了出来，放在了讲台上。不料，下面坐在前排的一个学员看到刘伯承的假眼球，觉得新鲜好奇，就把那颗假眼球拿了下来仔细观看。看完后，就抓在手里，忘了放回桌面。刘伯承讲完课，找不到那只假眼球，问道：“我的眼睛丢了，谁见了?”那名学员这才慌忙把假眼球递上来说：“在这里呢!”刘伯承接过假眼球，笑着对那名学员说：“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抗大总校一大队是上干科。1942年5月敌人对抗大“扫荡”时，教员刘炎50多岁，他爱人宫荷又体弱多病，队领导只好把他们留在一座山上，并把卫生所助理军医李鸣留下照顾他们。

第二天一早，刘炎腰部疼痛。李鸣正要给他按摩，突然山下枪声大作。接着，哭泣声、叫喊声由远而近：“快跑啊，快跑啊，敌人要搜山了。”他们三人赶快站起来，准备向右后面更高的山上转移。在这危急时刻，山下传来一个伪军的喊声：“向左边跑，向左边跑。右边有日本人，右边有日本人，不要向右边。”听到这个伪军的呼喊，他们来不及辨别好意歹意，就转回头向着左边跑，跑了不远发现一个小山洞，钻了进去。这时，枪声、喊声好像就在头顶。过了一会儿，声音渐渐小了。又过了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事后他们才知道，敌人这次搜山，左面是伪军，右面是日军。凡是从山头向右边跑的，都遇上了日军，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当了俘虏。凡是从山上向左边跑的，就躲过了敌人。他们三人之所以成功脱险，主要是八路军平时在伪军中的抗日宣传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一些伪军明里在帮日军，暗里却心向八路军。刚才大喊的就是这样的伪军。不然，他们可能就英勇牺牲了。

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的一天晚上，文工团领导组织大家把服装道具、帐篷舞台和不便携带的东西坚壁了起来，然后组织转移。这时，指导员李玉堂把民运委员、流动宣传队队长李庭荃和通信员朱殿文叫到跟前，指着猪圈里的5头肥猪说：“组织上决定你们两个同志留下，赶上这5头肥猪上山，躲避敌人‘扫荡’。”李庭荃看着猪圈里的5头猪，有些为难。李玉堂强调说：“这5头猪是我们宣传队，特别是炊事班精心喂养长大的，以后我们大家改善生活主要靠杀猪吃肉。你们一定要把它们赶到山上，将其隐蔽起来，决不能让它们落到敌人手里，成为敌人嘴里的肉。”

李庭荃和朱殿文接受了赶猪上山的任务。朱殿文是通信员，平时就有枪。李庭荃是流动宣传队队长，平时没有枪。为了打击敌人，同时也为了保护好这5头猪，他到团部领了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和朱殿文背上米袋，打开猪圈，赶着5头猪出发了。

李庭荃和朱殿文原以为日军是从东边邢台那边过来的，就赶着猪往西边的山上走。不料，他们刚刚走了10多里路，碰上了从山上下来的总校一大队干事余斯光。余斯光是奉命上山侦察敌情的。看到他俩赶着猪要上西山，赶紧拦住说：“鬼子马上就从这座山上下来了，你们把猪往哪里赶?要送给鬼子，让鬼子改善生活吗?!”

李庭荃和朱殿文一听，立即改变方向，把猪往南边的陡坡上赶。可几头猪有点累了，跑不动了。他们就用柳条抽打猪屁股：快跑，日军来了。如不跑，就成了日军的“俘虏”了。半个小时后，他们就把5头猪赶到了南山顶上的密林中。回头一望，只见从刚才他们要去的山上下来一支队伍，前面是伪军，后面是日军。敌人正朝着浆水的方向走去。

五

抗大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期间，业余时间相对比较单调。为了活跃气氛，丰富生活，大家在一起时经常相互出谜语猜谜语。一次工作之余，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就出了四句谜语让大家猜：“瑞雪铺满道，晚霞照野溪，朔北漫游去，何处把身栖。”

张际春的要求是，每一句打一位抗大干部的名字。政治部的同志都很聪明，很快就把第一、三、四句猜了出来。“瑞雪铺满道”是文工团的女团员白璐。“朔北漫游去”是宣传部的沙旅同志，到朔北漫游就是到沙漠旅游。“何处把身栖”指的是宣传部的干事胡家同志。但“晚霞照野溪”说的是谁，大家一时猜不出来。张际春告诉大家，是赤茜同志。赤茜是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时任抗大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当年挺进太行山时，郝治平更名赤茜。这一句的意思是：赤色的晚霞照在小溪边开黄花的草本花上，这种草本花叫作茜，与“溪”同音。张际春一解释，大家一阵欢笑。

罗瑞卿原是抗大的副校长，后来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离开抗大时，他曾表示：我以后每月回抗大一次，看望大家。可是一走一年多，也没有回抗大一次。1941年6月1日，抗大隆重举行成立5周年大会。罗瑞卿代表八路军总部前来出席。有抗大干部就在送给他的会议小册子上写了一首诗《讨账》，意思是罗瑞卿没有兑现每月回抗大一次的承诺，他们要“讨账”，要他“还账”。

罗瑞卿登台讲话时说：我预先没有料到同志们对我这样“苛刻”，否则，我来不来，还值得考虑考虑。大家怪我“赖债”也可以。不过，去年我答应每月回来一次，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下来的。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自然就难以照办了。当然这中间也怪我疏忽，没有向大家说明。我的工作很忙，你们住浆水，我住××，相距数百里，中间又是山山水水的，还有敌伪军捣乱破坏，很不方便。这次来，早行晚宿，走了两天。假使我兑现承诺，每月来一次，那我只好每天啥都不干，都在走路之中了。这次来“还账”，我只能“减息”偿还，要我“加息”，就太难做到了。这一次回来，就算我以一当十，“还尽欠账”了。你们谁也不要再向我“讨账”了，我没有账还你们!

罗瑞卿讲完，会场笑声一片。

在大会期间，训练部以木板、厚纸、麻绳、旧布、棉絮、滑轮为材料，精心制作了一个“月地运行仪”。用手一摇，仪器就显示出太阳、地球、月亮运行的状况和相互关系。这件仪器轰动了浆水地区，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赶过来看稀奇。有的群众问：哪个是地球?训练部的同志指着“地球”说：这个是地球。群众问：我们浆水镇在地球的哪里?训练部的同志笑笑说：和整个地球相比，我们浆水镇就好比一粒小米。再说，这个地球仪仅是真正的地球的几万万分之一，在这上面是看不到我们浆水镇的。还有人问：玉皇大帝住在哪里?上帝住在哪里?训练部的同志就给他们讲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指出神仙、上帝是不存在的，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创造幸福生活，得全靠我们自己。

那时，进入抗大学习的大部分学员，出身贫寒，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虽然他们在部队的战斗间隙学习了一点文化，但远远不够，经常闹出笑话。有一次，老师布置大家写日记作文，说不会的字可以画圈代替。结果一个学员的一行字画了7个圈：“我○了个毛○去○○，毛○○了，我把它○了。”教员看了几遍也不懂其中的意思，就把那个学员叫来，让他念。那个学员念道：“我牵了个毛驴去驮肉，毛驴死了，我把它杀了。”老师听后，就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学员们大都会写信、记日记、看报纸，各方面素质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一句句言语，生动地诠释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铸就了抗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关心群众、纪律严明、乐观向上、以苦为荣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保持和发扬这种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我们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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