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前，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

山城堡战役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进攻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在大力调兵遣将，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掉。面对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如何认识的呢?

此时，毛主席正在研究哲学，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几个月里连续读了三四遍，写了大量批注。这也反映在他对形势的思考认识中。山城堡战役胜利第二天，他在给朱德、张国焘和方面军领导的电报中指出：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

哲学方法论要求认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矛盾转化到有利于己的状态。毛主席在分析矛盾后提出下述要求：

第一，要准备彻底击破胡宗南。红军要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这里讲的是一个前提，首先是要打赢，胡宗南的进攻不击破，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第二，用两手对两手。虽然蒋介石比过去强硬了许多，但还是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经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与我谈判。在山城堡战役之前，潘汉年与陈立夫谈过3次，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只能搁浅。山城堡受挫后，陈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那就继续谈。我们的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不能因为正在谈判，就这也不敢那也不能，总怕得罪了对方，负责打的只管打，打得越狠越有利于谈。

第三，对胡宗南部队释放善意。胡宗南军山城堡失败后，内部充满着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我们对此建议完全同意。毛主席致电彭德怀立即采取如下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孔、周都是胡宗南的师长)。(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即便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也要尽力争取，促其转化。

第四，对潘汉年明确谈判方针。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个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讲得很明白，愿意谈判，不是投降，不是私家之计，而是为了抗日救亡，只要抗日，可以不坚持形式上平等，离开抗日不可能谈。

第五，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给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写公开信说，在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侵略战争即将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之时，我们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并愿意接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的指挥，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第六，直接给蒋介石写信做思想工作。毛主席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和中国人民红军的名义写信，对蒋介石说：全国人民对绥远抗日将士的援助是何等热烈啊，而先生你却集全力于自相残杀的内战，西北各部队的官佐士兵心理如何，我们身在战阵都知道，他们与我们的心并无二致，都想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就连先生你的嫡系劲旅胡宗南军，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并不是该军真的不能打仗，而是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给红军啊!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你为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啊?

信中最后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及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也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挂功臣像的凌烟阁，就是载入中华民族英雄史册)，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惮，害怕的意思，孔子的话，意思是有错误不要怕改正)，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要悔过自新的意思，只要不再作恶，也可以成佛啊)。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道理讲清楚了，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因为亡国灭种危机已经迫近，不能太客气了。现在回头来看，蒋介石如果接受这些真理和建议，几天后的西安事变就不会爆发，但他执迷不悟，根本听不进去。当然，他能不能听进去都不要紧，抓住一切机会锲而不舍地阐发我们的主张，一点一滴地渗透，功夫下到了总会有结果。

山城堡之后，蒋介石没汲取应有的教训，他错误地认为红军已难以为继，执意要消灭红军。但历史证明，不是红军难以为继，而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难以为继。他没有看到，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的“三位一体”已经初步形成，全国的抗日风暴已经掀起，任何倒行逆施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张学良和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是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逐步形成的。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派东北军进驻西安，实际上也是借机占地盘。东北军进入甘肃后，于学忠当了甘肃省主席;王以哲向陕北进军，如果不是劳山战役吃了大败仗，有当上陕西省主席的希望。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自然是有戒心的。蒋介石也有意挑拨他们，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又让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从而使他们互相牵制。两支部队之间也互相轻视，东北军看不起十七路军的土造枪;十七路军看不起装备虽然精良，但却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丢掉东三省的东北军。两军官兵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冲突。

但到1936年上半年，这种情形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于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都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的关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始，毛主席就在精心策划这方面的工作。1935年11月下旬，刚刚打完直罗镇战役，曾长期在十七路军做地下党工作、担任过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的汪锋，正在处理缴获的物资和俘虏，贾拓夫通知他星夜赶到前总驻地谈工作，赶到后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告诉他，是毛主席调他来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据汪锋回忆：见面后毛主席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毛主席对他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要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最后，毛主席谈到派他去西安的任务，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主席还让带上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

当时杨虎城不知汪锋底细，便派人到天津，找曾在他手下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询问情况。正巧时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副局长王世英要去陕北汇报工作，到西安向杨虎城证明汪锋是自己同志，并与杨虎城初步商定四项合作原则。主要是我们不打他，他也不打我们。杨虎城还送给王世英500块钱，王世英问汪锋苏区缺什么，汪锋说缺文具，就买了一大批派克和金星笔、墨水等带到陕北。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开启。

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也是从直罗镇战役后开始的。红军歼灭东北军一零九师后，正要准备继续围歼一零六师，该师地下党员董彦文前来接通了关系。毛主席得知后立即下令释放部分俘虏，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与一零六师建立联系。紧接着又派被俘团长高福源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先是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学良谈判，达成了合作共识。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主席没到西征前线，而是倾注了更大精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他起草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全面的部署指导。

文件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是什么呢?毛主席说，主要依靠我们耐心地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现在有些人总是从这样的小算计研究问题，真的不靠谱)。不排除对部分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这是堂堂正正的目的)。毛主席还明确，争取东北军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和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命令。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毛主席还讲到，关于东北军问题要同党内两种错误倾向做斗争。这两种倾向是什么呢?

一种倾向认为，既然东北军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与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表示怀疑以致反对。

另一种倾向，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达到他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为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根本否认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毛主席分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主要来源，是这些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才能执行党对东北军一贯的坚定方针。

看似相反的两种错误倾向，结果却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实践中既不能右，也不能“左”，防止两种相反的倾向才能保持正确。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对比一下我们许多人差距很大。

当时，张学良身边有一个宋庆龄引荐的地下党员刘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时他也参加了，随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名义上是张学良的随从副官)。1936年7月初，毛主席电召刘鼎到陕北，与周恩来、张闻天一起听取他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刘鼎带回张学良的一个问题：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与红军合在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张学良还对刘鼎说：劝蒋介石抗日的事情，我原来想着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毛主席要刘鼎把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还说，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劝他不要性急，准备更大的斗争。刘鼎转告后张学良非常高兴，表示愿以最大勇气和最有力的办法来劝蒋，以劝蒋联共抗日为己任。关于东北军万一与蒋决裂的问题，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8月初，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形势变化情况，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信张学良说：“我们认为兄部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几天后，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协议，三大主力红军夺取宁夏，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进而推动全国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共中央贯彻“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

张学良希望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到西安，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日的问题。毛主席致函张学良表示：先生之一切顾虑，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八九月间，派出多谋善断的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元帅，作为红军驻东北军正式代表。主要任务：一是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是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是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是及时处理一些重要问题。叶剑英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卫士营营长孙铭九家里，一共住了两三个月，凡是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张都要与叶详谈。孙的妻子开始只知道这个风度翩翩、和蔼可亲、深居简出、生活朴素，俨然一幅学者气度的先生是“亲戚”，后来知道叶剑英的真实身份后，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

同一时间，毛主席还把自己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当过红五军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的张文彬派到西安，作为红军驻十七路军正式代表。可见，毛主席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两广事变期间，张、杨与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图更加具体化了。他们拟出一个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或援绥联军的计划，张学良任总司令，杨虎城任副总司令，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搞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但因两广事变失败，这个计划才暂时搁起来了。

当时，有人把这种局面称作“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策略方针，已经从局部从西北地区实现突破。

据叶剑英发给毛主席的电报说，阎锡山也要请蒋领导联红抗日，为绥远拨款出兵。倘若蒋不干，他决心不顾一切牺牲，撤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5县给红军，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这说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已逐渐成为谁也不能违背的大势。

张学良、杨虎城有了联共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标后，相互间的矛盾化为合作，甚至成为知心朋友。他们还一起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准备抗日。从1936年六七月份开始，进行一系列具体准备工作：

一是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副团长分别由张学良、杨虎城担任，训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以上和团以下的现任军官，请共产党员刘澜波等讲课，灌输联共抗日思想。课堂上可以公开谈抗日，小组会公开讨论联合共产党的问题，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张学良最爱听，还与大家一齐唱。每期训练时间只有两个月，但收效很大。

二是成立抗日同志会。以东北方面具有抗日联共思想的积极分子组成秘密核心组织，张学良自任主席。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东北军少壮派，掌管着各项机密工作，包括秘密抗日活动、与共产党联系和人事工作等。

三是成立学兵队。主要为张学良培养新的抗日干部，队长是张学良卫士营二营营长孙铭九，队员大部分是北平地下党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

四是联络各地实力派。绥远抗战爆发后，张、杨秘密派出代表，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到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太原、北平、济南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到四川联系刘湘，试探各方面态度。

五是支持群众抗日运动。中共组织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简称“西救”“东救”，西安各学校均成立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游行和群众大会，虽受到警察干涉，但十七路军宪兵营暗中保护，还有东北军武装部队支持。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12月9日1万多名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游行，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西北地区相互敌对的三方力量，竟然能从剑拔弩张发展到“三位一体”，难以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要见结果了，历史的车轮要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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