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放荒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够自己吃的就行了”。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过去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广熟、天下足”，而今这一格局变成了“北粮南运”、“外粮内运”，甚至原不适应开垦的新疆和东北平原成了粮棉的主产区。对于内地农民撂荒现象，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摘录如下：

　　2007年8月24日，据食品商务网报道，以种粮为主年近70岁的山西省闻喜农民李有生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小麦不值钱，卖还得自己想办法，加上柴油价格高，收粮的地方又少又远，多种不如少种;在家存粮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种些够自己吃就行。万荣薛店农民李三怪说他家15亩地，种了14亩苹果和油桃树，剩下的1亩还种了芦笋。孩子上学(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学每年不下1万元，儿子结婚还要盖两层新房，更不要说看病的治疗费、住院费，光种粮根本无法解决上学、看病、盖房的问题。山西运城市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560.96万亩，到2007年下降到461.6万亩。小麦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万亩。闻喜、万荣、芮城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35%，并且出现了相当多的“无粮村”。

　　2008年4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扬州市郊走访农民，发现所到过的一些近郊农村，有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可在这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却严重地浪费着耕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揪心与不安。记者与一些在田间里翻整土地、准备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谈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由于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老体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业余”帮助爷爷奶奶干干农活，可他们还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农活。多数是老人们，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过于繁重农活，或者因为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划算的原因，聪明的江南农民种地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发展农业，更不是想从农业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湖南采访发现，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过去，行驶在湖南乡村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记者采访时，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长沙市岳麓区雨厂坪镇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几天，他请假回家希望购置点化肥为种稻作准备。但在附近县城宁乡县的几家农资店转半天，他也没相中满意的化肥。“现在种粮不如买粮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笔细账：以2010年为例，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机耕、机收等费用，毛收入还不到800元。如果算上从犁地到播种、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钱”。对于一个月能够赚3000元钱的他来说，种田已经没有意义。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这样在外打工的村民，他们的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然后进城打工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

　　抛荒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早稻田抛荒现象也随处可见。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在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宁乡县农业科技物资有限公司的谭新明说，2010年5月，他们公司的复合肥销量已超过200多吨，到2011年5月，他们只销售了不到50吨;2010年5月之前农药销售额超过200万元，而2011年5月销售还不到50万元。“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应该是主要原因”，谭新明叹道。

　　2011年7月11日，新华社重庆站记者李松报道指出，随着“打工潮”的不断壮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并离开传统农业生产，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农业大区重庆市，不少基层干部说，由于缺乏劳动力，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则是省时省力的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由于劳动力缺乏，农民不在农田基础建设上下工夫。水库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庆第一种粮大区合川区，该区涞滩镇两堂村63岁的村民邓国能向记者坦言，自己的体力已达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够自己吃就行”。重庆万州区天河镇天河社区农民王文义，家有6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如果春耕时遇到寒潮、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要抢播抢种，劳动力短缺就更明显了。种不过来，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网记者广东清远河背村调查发现，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以前的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网记者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个行政村的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7000多个。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未来靠谁种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10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38.6%，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村粮食播种面积10年下降了200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23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

　　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先后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我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毛家菜”，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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