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经验和中国道路——塘约启示八题

 

江  宇 郭靖媛

近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建设“党政社群”一体的基层组织、做大做强做优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备受人们关注，引起很多讨论。我们在塘约村进行了三天调研，并了解其他情况后认为，塘约的成功难能可贵，塘约道路是一条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道路。

农村问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塘约虽小，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塘约道路可以说是中国道路的一个缩影。塘约成功的因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普遍因素。塘约不仅是农村改革的先进者，也是凝聚“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动力，走出新发展道路的星星之火，在全国相当多的地区具有普遍的意义。具体地说，塘约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全局，有八方面的启示。

启示一：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当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全局性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经济面临很大下行压力，新增长动力还比较脆弱，出路在哪里?绕开八亿农民、忽略广大农村，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长期以来，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大潮中，城乡发展一度出现不平衡，城市和工业部门像一个“抽水机”，把农村的优质资源源源不断抽出，让农村失去了内生发展的动力：农村的精英离开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农村土地和产业经营收益大部分被城市工商企业等主体获得，留在农民手里的有限;农村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不少基层组织涣散，党的建设、社会治理、养老养小面临很大挑战……

而塘约的实践鲜明地告诉我们：还存在另外一条道路，这是一条更快、更好、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道路。那就是利用城市经济下行的机遇，让更多优质资源回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激活农村，让农村各种资源的收益留在农村和农民手里，这样做，就能够补上农村这个最大的“短板”，也将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2014年，塘约村在一场水灾之后，痛定思痛，由干部带头示范办起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办起了妇女、运输、建筑、劳务四个公司，2014年到2016年两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从3786元增长到10030元，集体经济积累从不到4万元增长到202万元，贫困人口数从643人减少到19人，外出务工人数从860元下降到50人。塘约合作化成立前,外出打工达1100人。约占全村劳力2/3,造成全村30%的耕地抛荒。合作社成立后两年多时间，就有90%的打工者返回家乡。从此，约1400多亩抛荒地全都种上水果蔬菜。我们看到，整个村庄整洁亮丽、道路齐整，井然有序、充满活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标语矗立在村头，“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屹立在山顶。整个村庄，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该做的事有人做，该管的事有人管。中午时分，上工的村民们从大棚、水田、工地说笑着走在路上，老年人和儿童怡然自乐，村民义务上工修建的几十公里机耕道，通向郁郁葱葱的松林，山间的平原上是大片的油菜花，春光明媚，繁花盛开。清明节是村干部一年中仅有的几天假期，而村支书左文学正在逐个检查蘑菇大棚，为明天的班子会做准备。

塘约的实践说明，目前广大城市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巨大的缺口和短板。而要让这些潜在动力转变为现实，最关键的是在思想上认识到，农村不仅仅是城市的附庸、“蓄水池”、“补丁”。如果让农村继续原子化、碎片化，继续为城市“输血”，那么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还会让经济失衡更加严重。而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商业、办公共事业、让农民自己把农村的资源盘活，农村经济发展了，城市的产品才有销路，城市的产能、资本过剩才能缓解。

塘约经验的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利用经济下行的机遇，增强农村发展的主体性，让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利用城市经济下行的机遇，组织农民、激活农村，是恢复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选择，也是必由之路。

由此，我们想到1950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政经济好转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点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应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危机，农村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农民获得了土地(这好比今天的确权)，又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这好比今天做强集体经济)，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农民有了消费能力，合作社把农村的产品组织起来卖到城市，旧中国那种城乡分割的两个循环，向统一市场的大循环转变。费孝通先生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如果乡村不能繁荣，农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业尽管现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厂里出产的货品试问向哪里去销售?”。

这些思想，和今天塘约的实践是相通的。塘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在思想上把农民和市民平等对待，把农村置于发展的中心，就会发现，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的问题都有出路，在一切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可宝贵的，新一代农民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再重新组织起来，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超越多数发展中国家那种农村依附城市、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城镇化道路。

启示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农民同样应该组织起来

农村要不要坚持集体所有制，争论已经持续多年。有人认为，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遗产，现在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讲组织起来呢?塘约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有这样的好处：

——有利于延长产业链，把更多收益留在农村。农民由过去给人打工，变成组织起来获得资本经营收益、包括土地资源溢价等收入，这样可以改善分配关系，让更多的经营剩余留在农村。例如，塘约村在实现农副产品统一销售之前，村民只能背几十斤产品到几里外的集市销售，不仅误工，还要交管理费，价格随行就市。而集体种植批量大，可直接售给学校等大食堂，不仅节省了许多劳力，还可按质议价。

——有利于农村自然资源的盘活和保护。农村还有大量资源没有进入市场流通，如何把这些资源盘活?实践证明，让村集体为主体，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把山水林田湖、宅基地等盘活，是最为有利的一种办法。因为这样既可以让资源收益最大程度为当地农民所共享，农民经营着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资源，也会更加爱护，实现集约经营，而在失去集体组织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掠夺式开发的短期行为。

——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固然离不开财政投入的支持，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不仅成本高，而且在集体经济不强的情况下，土地难以集中规划和利用，也很难就公共事业达成合作。塘约村建立合作社，打破了各家各户狭隘的土地意识，在公共事务上更容易形成共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也有利于体现村庄的整体利益。例如，塘约村中心广场的高等级公共厕所，用招标外包的办法至少需要60万元造价，但他们只花了10多万购买建材和设备，由社员投工投劳建成，实现“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我们问村干部，村民为什么愿意这样干?他们说，因为村民知道，省下来的钱还是村集体的，能够花到自己身上。这说明，只要合作社的制度合理、干部公道正派，就能够赢得村民的拥护。

——有利于扩大村集体内部分工，发展二三产业。农村要富，就必须发展二三产业，而不能被局限在小农经济上。如果说，种植业比较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那么，广大的二三产业，则必须打破小农经济，在村社内部扩大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既是为了体现规模经济、提高效率，也是为了尽可能容纳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塘约村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成立后，成千上万道地界被打破了，几千亩耕地内可以根据需要确定作物布局。村委委员曹友明说：“农民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差不多。”

——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有效进行基层治理。在农村碎片化、原子化的情况下，政府直接面对亿万个体农民，管理成本高、难度大、效果不好，这是基层治理薄弱、“按闹分配”等问题出现的原因。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一个低成本的基层治理模式。塘约村的“红九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村民自治、互相监督，起到了扶正祛邪、移风易俗的效果。特别是许多地方长期难以解决的大办红白喜事问题，塘约村通过统一按标准提供红白喜事服务，让这方面支出从每年3000多万元下降到60万元。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塘约的经验说明，公有制集体经济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集体经济，才能让农民比较公平地分享农村的经营收益和土地溢价。塘约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工资)为主，义务劳动及按资分配为辅，这就保障了最广大劳动者的权益。村民王学英，丈夫因病早逝，她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生计艰难。组织起来之后，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在集体的帮助下建起了房子，她说：“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有利于解决“农二代”问题。在城市出生的“农二代”，容易成为在城里没有岗位、到农村没有生存技能的边缘人，心理上不平衡。这样的“农二代”，仅塘约村就有一百多人，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也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塘约村用合作社的资产担保，贷款给“农二代”开展创业，办起了汽车修理厂、发廊、餐馆，发挥他们在城市里工作过的优势，使农二代健康成长。我们随机走近一位村民家中，这家刚刚大专毕业的女儿回塘约创业，还在申请入党，全村有37位“农二代”申请入党。

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农村组织起来，并非仅仅出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并不违背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让农村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

启示三：“土地确权”的方向应当是壮大集体经济，而不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确权流转正在农村地区逐步展开，怎么流转，流转给谁?认识还很不统一。一种思路是，土地确权的下一步就是土地私有化，把集体土地的份额分到每家每户，下一步私有化就顺理成章了。而塘约的土地确权，却是为了壮大集体经济，确权是为了明确农户在集体内部承担的权力和责任，明确公共资源的定位，防止个人侵占公共资源。

农村必须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走?应该因地制宜。我国一些地方，依靠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值得总结和肯定。但塘约的经验表明，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恐怕实现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不能主要依靠龙头企业和“大户”，而只能依靠村集体组织。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村集体、合作社和外部资本的关系。塘约的经验说明：第一，农村要发展，离不开资本。第二，资本要掌握在村集体手里，而不是让资本冲垮村集体。是农民团结起来，利用资本发展农村，而不是让农村、农民为资本所吞噬。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靠“大户”不可能容纳农民充分就业。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政策的目标，除了经济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发挥我国人口密集、精耕细作的优势，尽可能容纳就业。而依靠“大户”去集中土地，只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不可能容纳充分就业。这样，固然少数大户可以实现规模经营，但剩下的农民怎么办?

——农村的资源是有限的，靠外部资本，不利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的资源是有限的，山水林田湖，都是长期的产出，土地是有生命的。农村不仅是为城市提供粮食、劳动力和土地的仓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农村更是农民的家园、生态的屏障、乡愁的寄托。如果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让农民自己把宅基地卖出去，获得一笔收入就能致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卖耕地和农房只能让极少数农民“致富”，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小农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只会成为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瓦解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靠资本来组织农村，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塘约村提出：农村最重要的是没有穷人，而不是造就富翁。但是，如果让资本来组织村集体，资本的目标是最大化经济利益，只会把农村的优质资源、优秀人才吸引起来，形成“撇奶油”的效果，农村就无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正如一位塘约的村干部所说：“根本在于执政基础。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为劳苦大众，为消灭贫困，不能搞两极分化，不抱团就会两极分化。”

合作社并不排斥外部资本，但可以通过参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城市工商资本完全可以参与农村经营、分享收益，但是要纳入合作社的范围内，由合作社来控股，这样才能保护好农村的资源，才能让经营的收益为农民所共享。而不是让城市工商资本去圈占农村的优质资源，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占有农村资源的收益。在市场经和乡村生态的保护。正如塘济的大潮中，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对农民利益、农村发展约的村干部所说：“只要农村组织强起来了，就是铜墙铁壁”。

启示四：在形势下，农村内部存在着“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

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要靠农民自身的动力。但农民自身有这种动力吗?不同立场、观点的人们看法不同。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小农观念，“善分不善合”，农民天然是一盘散沙。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很多地方的农村集体要么比较薄弱，要么为少数人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还有组织起来的内生动力吗?塘约组织起来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呢?

塘约的经验表明，在农村和农民当中，在存在着组织起来的强大内生动力。只要善于引导和挖掘，这种动力就能够形成合力。组织起来的动力来源于：

首先，先进分子的觉悟。计划经济时期农业集体化实践，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由于我国经历过这一过程，所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在农村得到了普及，并且影响到今天。左文学同志最初放弃自家产业，为村民服务，很大程度受到他父亲、塘约村老支书的教育和影响。塘约村一位干部告诉我们，他年轻时也没想到过入党，也曾经对党失去信心。后来经过父亲教育，特别是近年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中央进行反腐败斗争、加强阵地建设，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塘约村老党员曾友明说，“村还是我们村，人还是这些人，分散了，谁也看不到一个村有多大力量，集中起来真的能愚公移山。”

其次，农民通过事实认识到，不抱团发展没有希望。2014年的水灾让村民们发现，不抱团发展没有希望。在讨论成立合作社的委会上，委员们说：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村里的几位带头人，都有在城市打工的经历，这是许多村民认同合作社的原因。

第三，干部的示范和带动。塘约合作社的“第一桶金”，是由十几个村干部冒着风险、说服家人，用个人名义担保贷款办起来的。但合作社壮大之后，这些“原始股东”为了体现和其他村民的公平，又放弃了原始股的分红权力，而是和其他村民一样用土地入股。这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本色担当。干部带头，有利于消除农民的观望心理，看到组织起来的好处。

第四，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让农村真正获得集体经济的收益。塘约村书记左文学认为，“真正起纽带作用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关键是专业合作社有收益”。这是今天的集体经济比老集体经济优越的地方。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我国发展阶段的限制，农业集体化的首要职责是为工业化提供剩余，农民尽管也间接获益，但是直接的感受有限。而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已经和城市深度联系，只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让农民分享合作社集体的收益，农民就能认识到团结起来比小农经济的优越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第五，通过村民自治让村民参与进来。我们询问左文学同志“内生动力在哪里”时，他回答：最重要的是民主建设要搞好，民主建设不抓好，不服众，人家一看你这个村委会是为少数几个人，老百姓就不答应。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人都是合作社的主人，村民要有途径参与合作社的民主管理，这是集体经济的实质。农民没有参与感，即使得到利益也往往不领情，他们会认为“干部拿的更多”，而农村有了参与感，就会同甘共苦，共建共享，主动把自己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融合起来。 

启示五：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党、政、社、群大融合、小分工的格局

如何处理党、政、社、群的关系，是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党、政、社、群的大融合、小分工，是塘约经验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把党的领导融入村行政、合作社、公司和群众组织当中，同时，各种组织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运行。为什么党、政、社、群要融合呢?

首先，集体经济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如果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两张皮”，党不管经济，那么在农村，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党组织就起不到组织农民的作用，农民要么还是一盘散沙，要么被别的力量来组织，这都不利于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力量就只能游离于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就是目前不少村庄的实际情况。

其次，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集体经济真正姓“公”。集体所有制不是一个摆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纪律和群众路线的约束，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就会名存实亡，或者弱化涣散、无法集中整合资源为农民谋利益，或者异化为小集团所有，广大村民享受不到集体所有制的好处。所以，集体经济是保护农民的铜墙铁壁，而党组织和集体经济的融合是保障集体经济活力的关键。一位村干部说，“如果没有坚持党的领导，开始是集体的，后来半公半私，最后就变成私人的了，引起群众公愤，你这个组织在当地就完了”。

第三，党群融合，有利于解决好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的关系。一些村庄的干群关系紧张，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村委会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关系。如果村委会只是被动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不是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致富，必然产生冲突。还有一些地方，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被少数人所把持，村民认为，村干部是为少数人或少数家族谋利益的，这样也会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塘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村民真正参与到村庄的管理中来，通过党内民主带动村民自治。

第四，村社一体有利于实现合作社的初衷。专业化合作社开展很快，塘约模式和专业化合作社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村庄强化了集体经济，实质上实现了全民入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专业化合作社实质上容易变成一个企业，是“强强联合”，而不是“强弱联合”，专业化合作社固然有利于产业做强，但是不利于容纳大部分人就业，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可能让少数人占有优质资源，造成贫富分化的固化。塘约村建立村社一体的基层组织，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

党政社群大融合，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塘约村的具体做法是：

——把党的领导做实。在组织上，党总支委员兼任村主要经济社会机构的负责人，运输、建筑、合作社的负责人都是支部委员。在制度上，坚持开民主生活会、一个村的民主生活会能够开成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总支书记左文学在每次党员大会上都说，要树立正气，要相信党，要相信人民，信任党的执政基础，要让村民对我们党有信心，否则就是村组织的失职。村行政有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联、产权改革办、红白喜事理事会六个机构，全部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开展工作，各机构一把手都是总支委员。

——“支部建在连上”。塘约把党小组建在村民组，把村民组原来的村民代表组织起来，成立组委会。每个村民组就是最小的细胞，在这个最小的细胞里，把党的领导和基层民主结合起来。每个村民组的党小组有三项职责：第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党小组协助组委会做好行政工作，三是监督村委会的决策是否公平、公正、公开。这样就夯实了党在一个地方的执政基础，党党组织成为一个主持公道的地方。同时，村民组有四项职责：①带领村民组举办各项公益事业;②完成村里交办的各项工作;③调解纠纷;④监督每个党员是不是一面旗帜，是不是公道正派。这两个机构设在村民组，跨村民组建立支部，把村里上级交办的任务交给下面，每个组委会都在党支部领导下抓落实，这就让群众随时听到党的声音。班子腾出时间来，谋思路、抓改革。

——通过党的组织实现村民自治。塘约村把基层的党组织强化，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村民自治的细胞，党的基层组织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散到一千多户村民周围，他们周围有党员、有组织，公共事务、村民纠纷等，能够随时和群众商量，反映群众的意见，实现了把党组织建到最前方。塘约的经验表明，只有把党组织和村民自治融合起来，才能实现党和村民“两头热”，而不是“一头热”，更不是让政府和村民的诉求发生异化，出现敲竹杠、“上访专业户”等现象。正因为塘约的党组织深入基层，所以获得了群众的拥护，班子有崇高的威信。和前些年选举经常选出村霸、黑社会党村干部，一些村庄选举村干部“难产”不同，塘约村的选举十分顺利，村民对干部认同感很高。

塘约激活夯实基层组织的做法，让我们想到“三湾改编”对人民军队发展的重大意义。多年来，如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改善农村社会治理，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效果还不够明显，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集体经济作为支撑。塘约村的带头人认真借鉴了三湾改编的经验，认为三湾改编建设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军队，最主要的措施是两个：一是把支部建在连队，二是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有什么事大家公开讨论，每月伙食费公开。这些做法和思路，在塘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启示六：组织起来才有利于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近来，在一些地方的精准扶贫中，出现了“按闹分配”、“上访专业户”等现象，既违背了扶贫的初衷，也打击了勤劳本分的大多数村民。

扶贫资金如何精准有效、提高效率?塘约的经验表明，在集体经济壮大的前提下，把资金的具体分配和使用权下放到村集体，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在村集体软弱涣散的情况下，只能由国家直接和千千万万小农打交道，极大提高行政成本，而且催生“按闹分配”、“敲竹杠”等做法。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最重要的不是给钱给物，而是要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让村民有能力获得集体经济收益，让村集体能够有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合作社通过加强基层治理，能够有效地甄别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避免“养懒汉”。

塘约的经验还说明，扶贫最重要的不仅是外部资源的输入(这也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扶持村集体经济，只要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农民收入就会水涨船高。否则，如果只是救济式的扶贫，而没有强大的村集体经济，那么，这家脱贫了，那家还可能返贫，贫困的土壤并没有消除。 

启示七：发展集体经济不是走回头路，完全可以避免“大集体”时期出现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现在搞集体经济，会不会导致“大集体”时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窝工等问题。塘约的经验表明，新时期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是“走回头路”，也有充分的条件，避免当年出现的问题。

如何看新时期的集体经济，实质上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和当今时代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这里蕴含的思想就是，今天中国的发展，要继承两个时代、整合两个时代、超越两个时代，把两个时代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两个时代存在的问题都尽量避免。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农村，那就是，既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又要发挥改革开放之后机制灵活、贴近市场的优势。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集体经济所必然带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约束的结果。当时，我国重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农村粮食供给的任务繁重，城市和工业对劳动力容纳能力有限，所以把农民禁锢在农村和土地上。为了支持农村工业化的需要，尽管集体化时期粮食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但是由于支持城市和人口的增加，农民可以分配的粮食一直十分有限，只能采取“人七劳三”等接近平均分配的方式。由于当时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村的多种经营缺乏基础，所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窝工”。当时农村的教育和管理水平不高，也容易导致按劳分配、评工分等流于形式。

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集体化所必然带来的。今天，发展集体化的内外环境已经同当年有了很大不同：

第一，我国已经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已经从短期经济转变为普遍过剩，农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办集体经济，就可以把大部分收益留在农村，让农民感到切实的好处。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必须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农村暂时做出牺牲，所以农业增产的收益主要被转移到了城市，农民对集体化改善生活的效果感受不明显。而今天城乡第二、第三产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已经有条件从单纯种植业中解放出来，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这就可以避免大集体时期存在的过度剥夺农民的问题。

第三，今天的农村人口，已经有着在城市奋斗拼搏的经验，接受过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这使得他们的知识结构、视野和当年的农民有很大不同，有现代工商业的管理经验。塘约村的带头人对历史的认识体现了辩证法。他们把“大集体”对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去掉，好的地方继承下来。例如，种植业实行计件工资，精细化管理。他们既经历过现代二三产业和城市生活，有着工业化大生产的经验，同时又从切身经历中感觉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市场上的风险，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避免出现“大集体”时出现的问题，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

启示八：塘约经验完全可复制、可推广

我国有几十万个行政村，为什么塘约能够成为其中的亮点?换句话说，塘约的经验是一个个案，还是有普遍性呢?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普遍性总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塘约的成功，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大环境、小环境共同哺育出来的，而这些条件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并不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守住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阻止了土地制度私有化的主张，为七亿农民守住了生存、发展和稳定的底线。这为塘约经验的诞生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态度，如果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主张盛行，那么塘约道路的推行一定会遇到很大阻力。

其次，贵州省委狠抓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塘约经验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正是因为贵州省委狠抓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左文学、彭远科、尤成英这些正派、公道、一心为公的干部才能站稳了脚跟，这为塘约经验的诞生创造了组织条件。这项工作，全国各地的状况不一，但是，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外部经济下行，为建设合作社提供了诱因。城市经济下行、就业条件不利、城市生活的压力加大，都给农村劳动力和精英回归农村提供了外部压力。这是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宝贵机遇，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这一机遇，在全国各地都是存在的。

第四，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是塘约道路成功的关键。塘约村的成功，离不开省、市、区、镇党委的支持。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同志，贵州省委书记、时任省长孙志刚同志亲自来塘约调研，并多次给予指导。时任安顺市委周建琨书记亲自动手，指导塘约村建设合作社。安顺市委、市政府和平坝区的党委政府一直对塘约的经验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形成了新时期“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大好局面。

当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塘约模式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塘约自身也还要继续改革前进，对此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塘约村一下就做到连东部发达地区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纵观全国农村，塘约村能够在这种条件下走出一条加强基层党建、加强集体经济的路，是难能可贵的。上述这些条件，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或者是具备的，或者是经过努力是能做到的，所以，塘约道路有普遍意义。

结语：为“第二次飞跃”创造条件

1990年，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实际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仅是现代农业成功的共同规律，也是中国多年以来农业成功的经验。十八大以来，随着思想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严肃地考虑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农村集体组织。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18名基层农村干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公开倡议书，提出：“削弱和淡化己经很脆弱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必将失去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弱化、甚至瓦解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必将为适应农业生产客观要求——农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制造新的障碍，必将诱发农村社会新的族群矛盾，重返一般散沙的格局”，倡议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提出走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头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

历史总是在螺旋中前进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集体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像其它一些国家那样通过买卖兼并将土地集中在少数大户手里来形成规模经营。否则，农村的贫富分化将严重加剧，不但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并且会造成社会动乱之源。这个新的合作化生产的实现，既要借鉴上世纪50年代中国自己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要学习现有国营农场和别的国家不同形式的合作实践。

经过改革开放，农民的文化知识、经营和市场意识、风险意识都有突破，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已经使农民的组织形式大大比过去丰富了。虽然无人可以给这个过程的实现划定轨迹，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化的合作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农民就一定会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而成功地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如果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一定能够在新的时期找到组织起来的新办法。

塘约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靖媛，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