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坚持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在农村做过十几个系统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下来。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全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对于摸清国家社会发展实情，推动党的农村政策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明察，不能烛私。”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善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即日起，本报在《红色记忆》栏目特别推出“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故事”专题，依托红色珍档，重温党史上的调查研究，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智慧，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01

“搞个实事求是年”

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愈演愈烈，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农业农村首当其冲。1960年10月，河南信阳地区因大面积饥荒以致农民被饿死的情况反映到北京，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怒。“1960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农村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11月3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提出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等措施，以恢复农业生产。

但是，歪风如何彻底纠正，被动局面如何扭转，问题解决从何入手，毛泽东认为需动员全党的力量，对客观实际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希望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党员干部应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特别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针对之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毛泽东曾作过许多论述。他于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充分讲述了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其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论断振聋发聩，直击时弊。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请他把《调查工作》一文分送陈伯达、胡乔木。信写完后，他又在末尾加了一句：“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从2个“至要”和3个感叹号中，足见他对该文的重视。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就组织调查组事宜给秘书田家英的信（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信中的“三组二十一个人”指的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3个调查组，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任组长，每组有组员6人。3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每组6人又被分成2个小组，各3人。一个小组调查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进行农村调查。3个调查组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且富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他后来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带头开展调查研究，身体力行地为全党作出表率。

02

“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1961年1月2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南下考察，并于2月1日到达杭州。在此之前，浙江调查组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田家英等人在嘉兴县选取一个差的生产队即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在桐庐县选取一个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他们就实行公社化后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后干部存在的不足、“十二条”贯彻落实后群众的反映等方面展开了重点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田家英等人面临着重重困难。例如，在五星生产队开展调查时，仅粮食亩产量到底是多少这一问题，村干部和社员就说法不一。如何让干部群众说真话？毛泽东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于是，田家英等人便分头找生产队会计、仓库保管员、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最终，生产队会计拿出第二本账，大家才说出实情。原来，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当地自上而下层层提高指标，强迫下面虚报。

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过程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一是由于“五风”破坏严重，导致粮食大幅减产，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往年通常在400斤以上，1960年却减产至291斤；二是生产队规模过大；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在食堂吃饭。随后，毛泽东召集浙江省委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在谈到生产队规模时，他表示，“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对此，毛泽东建议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改成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事实证明，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这会破坏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讲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2月10日，他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又进一步明确了食堂问题。毛泽东提出，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需求：一种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一种是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回家烧饭，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们，可以不在食堂里吃。之后，他又马上前往长沙，与湖南调查组进行会谈，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制和食堂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农村整风整社。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毛泽东渐渐发现《紧急指示信》没有完全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为系统解决包括两个平均主义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于3月5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上，他提出划小社、队规模，但有些人担心这是否会对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怕现在变动，耽误春耕生产。毛泽东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全县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湖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浙江只有六百个公社，公社都太大了。”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中央档案馆藏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由于该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又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是1961开展农村大调查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3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正式发布。信中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信的发出，极大增强了人们解放思想的勇气，为重新审视1958年以来的农村工作打开了思路，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03

“向群众寻求真理”

“农业六十条”集中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利于推行实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将其拿到农村去，听听大家的看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就要从实践中寻找答案，要始终“向群众寻求真理”。于是，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直接领导的3个调查组，分别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广泛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他们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建议。

1961年4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了胡乔木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当前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尤以其最为突出。相比前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胡乔木列举了群众不愿意办食堂的原因，在提到肥料减少时，毛泽东补充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和浪费粮食等。

关于超产奖励和分配制度问题，胡乔木谈到大部分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表示认同，他说：“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通过中央和各地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已成为广大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因此，党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并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

“农业六十条”的起草与修订，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直突出存在的若干错误，初步扭转了农业农村的困难局面，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也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同时，为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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