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自然不应当成为商品

　　自古以来就存在商品市场(严格限制在所有类型的政治—社会措施);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实施了全球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计划。由于工业革命，起动了一个商品化扩张的进程，它威胁扩张到社会和经济生活所有的阶层，带来严重的后果。卡尔•波兰尼在几乎70年前出版的《大变革》中的警告应当继续响在我们的耳边：“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思想是一种纯粹乌托邦的思想。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如果没有消灭人类的实体和社会的本能，没有破坏人和不将它的生态系统变成一个沙漠的话，不可能以长期的形式存在”。

　　从半个多世纪以前工人运动就知道劳动力——与他的体力的支持不可分，劳动者——不可能像其他的东西一样成为商品，如果不使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处于危险境地的话。现在，同样自然界也不能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商品，如果不使生物圈的完整性和健康处于危险境地的话，有生命的生活是我们(以及生活在我们的地球的其他物种)绝对依靠的。

　　波兰尼在《大变革》的第六章中分析了生产的要素——自然、劳动和资本——俗语说的虚假的商品或“假商品”。实际上，清楚的是土地、劳动和金钱都不是为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反而是成为生产商品的选项条件，之后如果情况需要可能进行交换。在将它们作为假商品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的限界效用论)扭曲了它自己的理论上的构建，而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劳动正好不是人类自己形成公司;土地只不过是每个社会存在的自然的工具。将劳动和土地包括在市场的工具中意味着使社会的财产本身服从于市场”。

　　不论是劳动，或是自然都不能商品化而不损害人类和生物圈，为了它的生存和福利必须创造某些独立于经济的条件。但是，正是资本主义的特性将生产劳动、自然和资本的要素商品化。

　　我们需要一种市场经济，但是不需要一个市场的社会，几年以前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也是社会党的领导人)这样说过。但是，如同波兰尼在他经典的书里分析道，一种市场经济倾向于铸造社会以至将其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也就是说，变成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范围的社会从体制上与政治领域相脱离，在市场社会这个领域或次经济制度占优势，将整个社会服从于它的要求。这样，如同在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引导和调控经济，在全面的市场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正好发生相反的事情。于是，必须做出选择：或是市场经济，或是可持续的民主的社会—具有排他性的分离。

　　经济的目的不可能是抽象的生产效率(被定义为交换的价值和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人类的福利(包括最原始的保留可居住的生物圈的地方)以生产性的效率为名义的经济不可扭转地损害人类，生物圈受到绝对的破坏。

　　因此，生态可持续性和正义的社会要求的条件为市场的外部限制而运作，独立于市场。一般来说，生态局限的要求必须转换为调节和控制的措施。这些局限是：有许多情况是不应当发生的，尽管看来要求这样做是“经济效率”的近视，结果当然来自“市场力量的自由博弈”。

　　换句话说，使经济生态化要求对自由交换和市场的行动设置障碍，对资本的权力和劳动与自然的商品化设置障碍。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说过，“我们想成为自由人，我们必须建设规模的经济”。今天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我们想保留世界，想阻止生物圈和居住在生物圈的人被破坏，我们必须建设规模的经济。用非常普通的方式表达，一种生态的经济必须克服我们现在遭遇的工业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新陈代谢中自动调节的赤字。

　　设计的问题，规模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动力

　　我在《生物模仿》一书的头几章里指出特别是在两个问题上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原因：一个问题是技术领域的设计不好(为此我提出将模拟的原则作为“手段”)，另一个问题是人的制度的过多扩张(对此我建议根据对需求的普遍化管理原则的方式进行自我控制)。现在要问的是，如果不隐藏这两个问题(我建议称之为设计问题和规模问题)，会有更深刻的某种原因。我确实相信这两个问题的根源会在资本主义功能的动力中找到。在将自然屈从于评价资本的强制性时，必须寻找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的理由是21世纪初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的理由之一。

　　至于技术领域设计不好，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四种重要的现象。首先是资本主义在考虑进程、把进程分成块和越分越多(这使“业主”在每个新的将要实施的进程中找到新的利润来源)的趋势的困难，这是在生物圈中生产进程构建不好的潜在的和长期存在的原因。资本主义与生态体系分割是为了让价值的扩张取得进展;相反，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应当推动生态体系的完整性。

　　其次，根据生物模拟的标准以有效的方式建设“工业的生态体系”，选择技术时事先评估其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生产的组织进行一种深思熟虑的和合理的干预，这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原则发生激烈的冲突(显然这是反对资本主义在决定投资时的自由)。例如，瑞士一家有名的纺织厂为了重新设计生产，根据生物模拟的标准，对传统的纺织工业中普遍使用的8000种化学产品进行检查，对其中38种能够保留，它们对人的健康和环境有很高的标准。看来很清楚，如果这个试图作为公共的倡议而普遍实行，而不是作为一种私人企业的自我限制，那维护企业自由的呼声就会让我们所有的人成为聋子--之后将出现比呼声更糟糕得多的事情……(事实上欧盟试图在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中引入某种合理的东西的有节制的倡议已经成为全世界化学工业猛烈攻击的目标)。

　　将近40年前，巴里•科莫内指出，向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的过渡需要投入国家大部分投资的资金，至少在一代人的时期用于重建生态的任务。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新的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投资，以及在服务部门和运输部门的投资都必须首先接受生态标准的指导(而不是被寻求私人利润所指导)。很清楚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将资本主义排斥在游戏之外……达尼埃尔•塔努罗最近的分析与此类似：对于气候变热的回答适应于结果在资本主义内部政治上可行的做法，作为一个没有基础的框架接受，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管我们出于采用神圣的表达说的是交易，还是适应。气候变热—以及一般说是社会生态危机—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确实提到桌面上来。

　　从前景来说，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成本--效益”，只接受以下问题：哪是更便宜的，以何种方式能够达到更多的私人利润。这种前景结果是不可接受的。达尼埃尔•塔努罗对技术的潜力市场、经济的分析很有道理，目的是为了减少所有相关的排放，他的结论是：

　　“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上等于说我们承诺尽最大可能稳定气候，动用所有了解的手段，而不取决于它的成本;采纳其他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意味着试图以不花任何钱(市场的力量)，或不花过多的钱(经济的力量)的方式拯救气候，只要能够允许企业赚取利润”。

　　既不是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卫的问题，比如也不是在征服太空的问题上，行动的准则是“成本--效益”：或者说在政治上确定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使用必要的资金，而“不停留在支出上”(尽管资金必须以尽可能更加有效的方式使用)。但是，手段不应当决定目的更不用说当我们谈论的目的是地球对人类未来的可居住性。

　　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计划是为了应对气候的转变(达尼埃尔•塔努罗语)

　　1，我们需要减少物质的生产力：生产更少些，运输更少的商品。因此，“大幅度减少劳动时间—不失去工资—是今天我们能够提出的最重要的生态的要求”。

　　2，征收(没有赔偿)大型能源企业及其分配的网络并将其社会化。

　　3，新的能源系统建立在可更新能源的基础应当是公共的称号。

　　4，但是，这些大量的投资从哪里来呢?征收银行和金融系统并将其社会化。

　　5，基础产品(水、能源、活动性)由公共部门免费提供，直到民主地决定的人的基本需求达到满意的程度。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技术革新—为了实现新利润的来源的制度有力的发动机—将会造成生态的问题。实际上，保持利润的高水平需要不断引入新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在成熟的市场上利润是更低的—一般来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去证实生态系统的共存性。这又涉及我们刚碰到的一个问题：巴里•科莫内30多年前在分析化学工业的实用事例时已经揭露过的问题，“在四五年的时间里，从一种新的化学产品投放到市场开始，对于中间环节来说利润是很高的(革新的企业比抗拒进行革新的企业大约获得双倍的利润)。这是由于创造了材料的企业享有有效的垄断，允许它确定很高的销售价格……化学工业特别高的利润指数看来是开发与生产的直接的结果，空间转换快，采用新的一般来说是反自然的合成材料，在渗透到环境中时产生污染。这种情况对生态学家来说是一场恶梦，因为从文字上说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生态的后果。当看到这种后果时，不可避免地已经产生了损害，在新的生产技术中大力投资的惯性使得向后退特别困难”。

　　今天当科学家和企业家如克莱格•本特尔从描述性的分子生物学对合成物的生物学—在那里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比合成物的化学制品很小--实现飞跃时，这就给了我们时间思考和民主地讨论，也许是以由谨慎的原则而启发的展缓的方式进行，看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最后，对这些问题有一种有趣的分析是在自然的时间与速度和资本的时间与速度之间相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来说，生物学家善于比经济学家看得更清楚。发生了评价进程的“短期做法”与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条件相冲突，货币流动的快速度与自然周期独特的不可加速的速度相摩擦。这是一个卡尔•马克思本人已经尖锐指出过的问题。

　　一位生态学家的分析

　　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个程度有某种高层的限制，这反映了生态系统轮换的速度固有的局限。如果超越这个速度，系统将彻底垮台。这已经被我们知道的关于生态系统的所有情况坚定的证实。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存在一种高于生态资本的开发程度的高层限制，它取决于整个生产系统。由于这种生态资本使用的程度不能自我超越，不破坏它，合乎逻辑的是使用资本的实际程度(也就是说生态资本加上传统的资本)也是有局限性的。这样，必然存在整个资本增加的某种限制，生产系统应当最后达到一种“非增长”的条件，至少对用于开发生态系统的资本的资产的积累来说是这样，以及由于这些资产而得到的产品。

　　在一个私人企业的系统中，非增长的条件意味着不必积累更多的资本。如果是这样，通过利润的资本的积累是制度基本的推动力，结果难以理解这种制度如何能够继续在非增长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生态系统向私人企业的制度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不同的生态周期在它们的内在的自然速度上的变化是很大的，如果想避免破裂，就不应当超越。这样，土地系统轮换的自然程度大大低于一个水的系统(比如一种渔业)。由此推断出如果这些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得不被私人企业的系统同时开发，而不引起生态的破裂，就不得不以不同的经济收益的速度发挥作用。但是，私人企业系统的自由操纵倾向于最大限度提高不同企业的利润的速度……那些被“边缘化的”企业，也就是说其运营获利的利润显然低于经济体制的其他部门，最终将被彻底抛弃。但是，从生态角度说，建立在一种生态系统基础上的企业其轮换的速度是相对慢的，不得不在经济上被强制边缘化，如果它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运作的话。可推荐的一种程序是补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企业应当是很重要的，这相当于一种国有化，此事与私人的企业是矛盾的。

　　这样，必须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政党的发挥作用倾向于造成技术领域“设计不好”的问题，使实施生物模拟原则变得困难。至于第二个问题即规模问题会发生什么—人的系统造成的对生态的损害增加过大?这里，资本主义的表现是更糟糕的。

　　自然屈从于对资本的评估

　　在资本主义之前(以及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生产活动的目的创造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创造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对此，资本主义的特点—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明的那样—为资本的定价而生产。生产不是按使用价值的功能而组织的，而是为交换的价值而组织的。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商品的流通就不可能，这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从资本家的观点来说，这是次要的。对于资本家，主要的是一种有利润的生产的商品流动本身—由于他渴望利润—从本质上说缺乏目的和措施。这最后的说明没有显示它的重要性，而是说明“充足的世界”的时代和全球的生态危机。实际上，“钱作为资本的流通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因为价值的定价唯一存在于不停的更新流动的框架内。资本的流动因此是缺乏措施的……从来不应当将使用价值看作是资本家直接的目的。利润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利润的生产不疲倦的流动”。

　　这里出现一种强烈的差别。就在资本主义前或资本主义后的生产在满足需要方面有内在的局限性的时候，为了增加利润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不知道什么局限性。马努埃尔•萨克里斯坦评论道：“格隆德里塞人说新社会的本质是在物质上将其供应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一更多分析和更科学的变革的基础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的思想，需要不能无限地扩大。一个人可能有不确定的金钱的需要，比如一般来说交换价值的需要，成为富人的需要，更多权力的需要，但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有使用的东西的需要，有使用价值的需要”。

　　这样，强迫继续创造新的消费愿望—为了不阻止商品流通的车轮—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性。在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这导致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自然资源，大规模地损害生物圈，将人类和其他活的物种物化。

　　不将资本主义认定为拥有“市场经济”

　　这样，当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挖掘一点时，就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黑色胖粗根：它特有的扩张的力量;将寻求私人短期的利润强加于科学技术的开发;私人控制关于投资和生产的决定;留下没有支付的帐目的倾向。

　　我们不应当不指出在认定拥有“市场经济”(至少在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是可能的这个意义上，那里市场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的“资本主义”时，存在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至少包括(A)更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B)资本作为制度主要的发动机的积累，(C)私人关于投资和生产的决定由短期的利润的逻辑所引导，(D)通过商品买卖的渠道引导劳动力，这成为最广泛的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逐渐商品化的现象主要的事情，(E)或多或少有竞争力的市场。

　　从这种模式产生一种不可制约的经济扩张的倾向，在这里继续强迫连续创造至少人类新的需要，他们有偿付能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对其他人或者说人类的多数则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人的”地位之外：一名观察家带头假想的前景肯定会认为我们所说的“人类”实际上肯定了两种不同的动物种类，即北方的“人”和南方的“人”)。

　　现在，从来不会重复足够的事情，在一个有限的生物圈内无限期的经济扩张是不可能的。被竞争性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资本主义破坏生物圈，耗尽自然资源。它的扩张文化从正面反对充足、节制、自我控制的文化，而这是一个生态化的社会的特点。任何类型的可持续的发展，任何类型的从生态上说可以共存的生产方式都要求上面提到的(a), (b), (c) 和 (d)几个特点的限制，许多市场大体上是竞争性的(E)，我认为继续将其称为“资本主义”没有拫大的意义。

　　一种内在的扩张的制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急迫的扩张的需要(不论是从整个生产来说，还是从地理上说，直至占领地球的全部)，目的是保持不断的资本的积累。还应加上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在评价一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或绿色的资本主义的前景的时候：如同因马努埃尔•瓦列斯滕所强调的那样，“对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来说，在资本的积累中一个根本的因素是不为他们的帐目付钱。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肮脏的抹布”。这些“肮脏的抹布”的一部分几十年前就被经济学理论确定为在外部性的形式下所为(社会的和“外部的”生态的成本)。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这种方式的扩张(通过一些渠道寻求最大化的利润，其中有创造“外部性”，不愿意内部化)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态的平衡相冲突。不阻止这种积累就不能制止这种力量，但是阻止积累也就是说质疑制度本身的基础。

　　资本主义作为建立在不断追求利润的基础上—靠其领导层、镇压和不平等作为所谓必要的手段—从其内在说是扩张性的。那么，如果“非扩张的资本主义”在说法上是矛盾的—确实是这样—“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成问题的无限的扩张，因为内环境稳定(用生物物理学的说法;停滞的状态)是一种生态可持续性的必要的条件。

　　内环境稳定的经济

　　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将描绘不断扩张和长久增长的目标，这曾经是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因此将是一种经济的停滞的状态：一种停“滞状态的社会主义”(将经济的停滞状态翻译为内环境稳定的经济更好一些)。发现这种经济更简便的方式是：所有的一切旨在寻求足够的东西，而不是总是追求更多。

　　但是，正如德特•特雷内指出的，这不只是说达到一种不再增长的经济;是指实现一种内环境稳定的经济，在这里生产、消费、投资、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它现实的数量中很小的部分。“取消资本主义的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它结果是可能的话，使其余部分不被触动：一种平衡的经济与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不相容的。

　　“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机制的大部分由增长推动，没有增长它们就不能起作用。不能取消增长，让经济的其他部分保持原状。不幸的是现在支持减退的运动倾向于认为增长如同是在一座房子里运转不良的一台空调机，只需要把它搬走，房子的其他部分将继续如同以前一样运转。

　　如果我们破坏了增长，不可能存在有利息的支付。如果必须多于贷款或投资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整个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增长。现在的经济从字面上说依靠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利息的支付，一种没有有利息的支付的经济应当拥有完全不同的机制以便实施许多进程。这样，必须排除几乎整个的金融工业，通过能够支配金钱的措施去取代它向其贷款、投资，而不增加向其贷款的人的财富”。

　　在漫长的思想史上许多哲学家赞扬贸易的功能，认为它是人的关系的平等的和文明的实践。为了得出这类结论，集中在相应的商品的交换上，在这里两者的每一方从另一方收到的财产来补救短缺，这样双方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重要的是强调不寻求满足需要而是积累资本的贸易交流几乎从来不会导致富有的社会性。这里必须记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的经典分析：易货(一种商品与另一种不同的商品的交换)代表着最简单和古老的交换(我们可以象征性说成M-M)。

　　金钱作为交换工具的使用超越了易货的限制，发生了简单的商品生产(为了购买而出售)：M-D-M。这里金钱的总和是为了实现更好地满足所追求的使用价值的工具。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随后的历史的步骤，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买是为了卖”)：D-M-D*，在这里D*代表大于D的金钱的总和。在这里目的不是实现更好的使用价值，而为了交换的货币价值的扩张。“流动的资金根据转变为资本的最后的流动类型而调整”。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评论说：“重点从作用价值偏向交换价值(由于D-M-D*商品流通而发生)是关键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积累是有自我限制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抽象为资金的形式，回到积累的中心。没有任何东西会限制可能拥有的抽象的交换价值。

　　与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当其囤积时会毁坏或破坏，抽象的交换价值可以无限地积累，没有破坏或仓储的成本。事实上，抽象的交换价值本身在增长，产生利息，然后利息又产生利息。马克思和在他之前的阿里斯多德指出了这种对金钱的拜物教的危险……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使使用价值越来越抽象的历史进程已经被带到所谓‘纸面的经济’的局限，可能是D-D*的象征，将金钱直接变成更多的金钱而不提及商品，也不将其作为中间的一个步骤。”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上，生产、销售和投资的目的使利润最大化，资本积累的轮子不停地旋转。相反，在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经济中追求平衡：必须考虑某种事情，比如说是一种一体化的生存的经济，它拥有工业的生产，但是没有工业生产的持久增长。

　　“一种增长的经济的选择事实上在于一种生存的经济，也就是说，一种人们生产是为了满足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积累财富的经济。在古老的和中世纪的部落社会、农民社会以及如今的许多公社里，产品的生产不是为了出售以便获利，不是为了随着时间积累资金。生产是为了用于交换其他的需要的‘等价’的产品。在有市场的日子里，使我们大家买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一种贡献作交换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没有任何人企图从交换中获利，大家都只是以某种‘价值’的产品去交换其他的同等价值(一般生产产品必要的劳动时间去测量)的产品。人们不是去市场上成为富人……”

　　在一种没有生产的物质增长和不创造利息的经济中，基本的运作是交换产品和相应的服务：互补的好处和表现将有一种非常突出的作用。特德•特莱内说：“主要的担心应当强调地方的资源的组织和生产能力，以便能够保持所有的人没有获利的任何概念或随着时间而致富的概念。基本的机制应当在于向其余的人和社区提供东西，知道将提供的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2期，摘译自2011年12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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