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的春夏之交，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如下文字：“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1尽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被认为还没有完全脱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话语框架，但是按照人的方式来对待人本身和自然，这始终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建制超越性思考的基础维度之一。事实上，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摒弃内在地包含着如何更加人道地对待自然的哲学思考，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自欧洲滥觞，继而在北美获得积极呼应，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得“生态文明论”的当代形式。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工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在20世纪末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化史中都获得了充分展开。可以说，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的集中理论表述更是反映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中国化理论拓展和实践指向。所以，在更加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平台之上比较欧洲、北美和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展，对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十八大报告的“生态文明论”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经济理性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

　　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AndreGorz)在上世纪60年代开启了欧洲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政治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路径，这个从存在主义出发的安静而又充满乌托邦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如果用一句话来对他一生的理论贡献做一个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高兹最重要的遗产是他解放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生态想象[2]196。以高兹为代表的欧洲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而是紧紧地与现实政治的激进化相联系，“具有建立起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显著特征;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理解为政治生态学的对象领域，认为这便是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有机联系的真正中介”[3]576。另一方面，他们也指认，“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它“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特征”[3]576。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哲学的，它就其根本特征而言是“唯物主义的”，同时它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点与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的观点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只有将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

　　高兹反对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动机造成的危机，反对笼统地否定现代性，主张给现代性划定界限。而要给现代性确立一个界限，必须考察无限制的经济理性帝国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作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经济理性的运作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的程度和工作的程度之时，经济合理性是并不适用的。事实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合理性从未以符合其自身本质的方式展现出来，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当人们学会了计算与核算，即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生产之时，经济理性即产生了。“计算与核算就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我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顾及我与所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感情的和美的关系。……我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无须考虑兴趣和爱好。”[4]109-110于是，“足够”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高兹提出的所谓经济理性的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原则。这也呼应了经典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关于资本合理性的批判。因为在高兹看来，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只能真正开始于被必然性决定的劳动和世俗的算计终止的地方，因此，就它的本质而言，它真正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在这之外作为自己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即真正的自由王国才能开始。[4]92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的观念基础必然是与经济理性逻辑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种生态理性，即将需要而不是利润、将人性而不是物性作为生产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使他走向社会主义一样，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也将高兹引向了生态社会主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范式的当代形式可以被更新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合理性“要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4]19。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就政治解决方案而言，高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更新在于他寻求的是建立在经济理性批判基础之上的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与此相反，生态主义者(E-cologist)关注的则是在主导性的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寻求环境污染的最小化，而不是改革造成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工业，它造成的只能是一种无边界的经济理性帝国主义，即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生态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过于自信与乐观，将生态运动视为与普选一样具有颠覆性，认为生态学自身有能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障碍，并促使其发生改变。但是就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范式而言，显然这种理论框架是需要进一步激进化的，因为“生态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大斗争的一个阶段”[5]3，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运动及生态学自身不具有内在解放性。为证明这一观点，高兹从生态约束的角度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生产动机。同时，他揭示出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可能地被生态约束影响和改变的，而不是相信这些约束会在它们自身内或由它们自身导致资本主义的彻底消亡。

　　生态是资本积累的物质先决条件，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都是破坏性的，如果生产没有导致不可逆的自然资源的耗尽，即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能够担起生产的重负，那么，“这种破坏恰恰是生产的条件”[5]20。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生产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它生产着、贩卖着破坏，并且不断破坏性地进行生产。只要存在利润动机，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利润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一切“非人为再生产”的资源都被视为免费的、可随意获取的，而这种“自然免费论”就是资本主义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诱因;利润动机与掠夺诱因的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它是一种增长、积累、消费的不断加深和恶性的循环消耗，正是它导致了各种危机的产生。生态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5]21。

　　既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那么“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5]5。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使劳动变得轻松愉快和幸福美满，不是为了使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实现协调与平衡，而是以最大的社会成本来换取极少数人的垄断利益和垄断地位。资本主义愿意投注大量资金以维护机器、厂房、营销的最佳化，也不愿付出只需很少成本就可以使劳动者改善健康和精神状态的人道投资，降低成本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不过，当环境的污染造成增长和生产衰退，西方国家造就的文明正在遭受无法挽回的急剧衰败的阵痛时，资本为了保持增长和继续使自身运转，谋取利润，也不得不投入一定资金来再生产环境和资源。因此，“再生产环境的需要成为经济因果关系上的一个链条”[5]5。在污染控制设备方面的投入必然增加资本有机构成，净化设备的资产回收也定会增加再生产的成本，但是这些设备不能出售以获取利润。为了避免利润率的缩减，保证增长和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商品价格是资本主义唯一的选择。可见，即使被迫从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资本主义也会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生产成本，资本利润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一种为了弥补资源掠夺而投入的成本，最后依然以“回收”的方式回到拥有价格优势的资本家手中。资本出于生产和利润强制而进行的生态改造只是延缓了全面危机的到来，而就当前阶段而言，资本的生态投入以及由于生态恶化和资源短缺造成的生产成本提高，则进一步压缩了工人实际的收入增长，而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的侵蚀。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当资本侵入后，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自由在生态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之下更加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高兹开拓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中的生态方法之道路，发展了一个从生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态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策略，对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运动的生态化，可以看出，在高兹所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范式那里，表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和共同进化的关系：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给予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激进化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生态政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实践活力。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求“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则必须寻找生态政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在高兹那里，缺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梳理，因而，政治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充分的，因而，早期欧洲范式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由于理论上的不全面性被称之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生态唯物主义”再发现是在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那里获得较完善的形式的。

　　二、物质变换断裂与协同进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欧洲范式到北美范式存在一个主题逻辑的连续性，如果说在高兹那里经济理性批判与政治生态学的终极价值取向始终是人道主义的话，那么实际上，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范式，但更强调不仅要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而且应当更加重视和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和自然维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统一是在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要重新发现生态伦理问题域中的马克思就必须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福斯特的探索将“物质变换”重置为一个生态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一)物质变换断裂

　　马克思对李比希著作的研究使他越来越发现自然的贫困与工人的贫困的根源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对自然的贫困的集中而精彩的批判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日益贫瘠的各种手段。”[6]918-919物质变换概念解释了劳动过程中日益积累的自然的贫困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从自然的意义上看，物质变换代表着自然与社会通过劳动过程的中介而发生的实际的物质能量交换，这是一个物质过程;从历史的意义上来看，物质变换的含义则表征着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所异化了的需求和关系。因此，在物质变换概念里，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具有相同的根源。[7]158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些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7]158于是，在马克思那里，物质变换概念成为通过人类的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自我分离和异化的过程，因此它不但具有生态意义，同时也具有更加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自然的异化及其扬弃也同样被导向到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议题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概念源于劳动过程，通过劳动过程人类传送着和转化着——但绝不是控制着———自然。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自然的双重退化是无法摆脱的(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不仅预示了退化而且预示了解放。物质变换概念使得马克思得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述为一种既包含了“自然造就之条件”也包含了人类影响这一造就过程的能力。马克思曾设想过联合的生产者的未来社会，在这样的未来社会里，自由在自然必然性领域通过人类物质变换的理性支配而实现，而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解放则被充分完成了，因而，马克思将自由议题的筹划表述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他们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从物质变换断裂到自然的异化再到社会与自然的共同解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关于生态经济学与伦理问题的完整证据链。在比较中，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反“生产”式论证的抽象化和非实践特征被显现无余。事实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其无批判的前提上仍然是一种以计算和“理性与资本的狡计”为构成原则的伦理话语系统，脱离对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得其生态伦理幻化为一种新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

　　此外，杰文斯悖论(The Jevons Paradox)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如果缺乏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基础，仅仅诉求在观念和行为中建立生态伦理规范，仍然不可逆转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提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8]94。资本主义的积累强制最终必将导致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实践失效，对于自然的权利的主张并不会动摇资本主义通过革新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新的技术革新造成更大规模的自然向工业社会的物质循环流入，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对自然的剥削。

　　(二)协同进化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生态为中心”的对立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元论，本质上仍然从属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福斯特认为，马克思通过达尔文和摩尔根的中介发挥了协同进化的生态经济学概念。[9]就其伦理意义而言，协同进化也表现出一种环境伦理的“双向尺度”标准，即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参考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特殊器官的发展和专门工具的发展之间[10]150-179的比较来发展他的协同进化观点，器官的进化，例如动物躯体的四肢，对动植物而言意味着生存工具或者生存技术的进化。在希腊语中器官(organon)也有工具的意思，与自然技术不同的是人类的技术是通过工具的社会生产而创造出来的，即它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哲学唯物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术语来揭示这种辩证的、实践的协同进化的物质变化之相互作用：“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1]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协同进化观点对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极其重要，协同进化观点表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任何片面强调“斗争”与“合作”的环境伦理话语都缺乏辩证的方法论基础。

　　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看来，自然和社会不可能是极端对立的两个范畴，透过劳动的中介，自然和社会在“物质变换”过程中是协同进化(co-evolution)的。因此，“问题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问题……而是一个两者(人和自然)共同进化的问题”[9]13。社会和生态环境体系的协同进化使得环境系统反映了社会制度的特性，比如知识、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同时社会系统也反馈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性，例如物种变迁、生产力和自然动力等。协同进化的生态经济学观念也表明，在物质变换的经济活动中，它对生态系统的作用以及必要的社会建制和秩序调整之间形成了一个可反馈的回路，其中“生态环境处于基础层级，生产和消费处于协同进化的中心层级，技术、制度和世界观代表了边界条件”[12]92-102。对自然与社会的伦理评价涉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辩证特性，当深层生态伦理(deep ecology)在最大化地主张自然权利的同时，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存，即保护那些被人类实践所改造了的东西。因此，对生态伦理而言，最为本质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加先进的工业条件之下，解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克思认为有必要通过人类学研究了解人类财产形式的历史变迁，获得更多关于人类社会各种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生存方式的知识，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史，从而获得更多的关于超越异化存在的潜在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晚年主要致力于人类学研究，而不是继续完成《资本论》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去了[13]401。于是生态中心论的伦理主张仍然浮沉在历史的表面，无法在生态的意义上真实地理解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

　　从本体论方面看，绿色运动和环境伦理将人类与生态的关系设定为价值问题是缺乏哲学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的;从方法论方面看，“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对立设定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必然结果。这种想象的二元论显然忽视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协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而当代生态伦理要超越这种对立，就仍然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的政治经济学原则上去，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而言，“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9]22。因此，真正的生态伦理的可能性需要同时具备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

　　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范式通过重新发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渊源，事实上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是基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上的;第二，马克思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证明社会历史系统是自然—社会的物质变换系统，该循环的持续和稳定是社会历史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经济活动和技术活动造成了这个循环的断裂。这是当前一切危机的唯物主义的总根源，它不仅被资本主义的物质变换矛盾决定了，同时也被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所决定，这意味着：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相互关联的，异化只能通过同时恢复社会关系物质变换和社会生态物质变换的平衡而被消除。因而，对生态危机的技术专制主义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物质变换的再定义避免了机械论的缺陷，只有在这种适当的关系中人才能够提出自由的问题，而社会主义才有可能重新发现一个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不同的“自然”。

　　三、社会主义的“自然”再发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范式和北美范式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再发现一个新的自然提供了基本依据。总体而言，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范式为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结合的可能性，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北美范式则为我们在哲学上重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同时也在伦理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观中的自然与社会的协同进化。但是，我们发现当代的生态伦理-政治亟待从话语体系到行动体系的转化环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必须要解决这个理论与现实的断裂，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更新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理论和制度保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提出生态文明论的核心思想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更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4]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政治的话语认知和实践指向。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生态伦理建构的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究其根本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强力统治之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超越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功利性交往伦理，这不只是一个像某些环境主义者所言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对社会和伦理关系进行根本变革的问题。需要进行的根本变革就是向一个由联合起来的平等的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的变革，其特点是自由的扩展和民主与平等的扩展，同时对自然和社会采取一种非功利主义的态度。于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代际平等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作为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伦理关系取得了一致的哲学基础。依照这种逻辑，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的概括包含了三个层面的价值维度：即代际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

　　另外，必须注意一个目前潜在的理论倾向，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与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与伦理思想相混淆。比如，在生态伦理和生态社会学领域，要么将马克思解释为反生态的技术进步主义者，要么将其歪曲为从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后唯物主义生态诉求，虽然认为生态危机只有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才会显现，但其解决方案不是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运动过程方面对生态退化寻找答案，相反，后唯物主义生态诉求之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生态危机成因的文化因素上。詹姆斯·奥康纳就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指认为：“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15]436从物质条件中抽象出来的文化因素，往往成为后唯物主义生态观念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的主要根据。这种生态观念仅就其抽象的观念形式而言，从逻辑上似乎说得过去，但是从更加广大的伦理实践和政治运动角度来看，它很难对现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从本质上仍然从属于现代性思想建制，但是它内在引入了自我批判的“生态理性”维度，把物质变换和协同进化作为其观念进展的物质基础，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介入当前生态危机问题的历史本质维度中去：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伦理应当成为更为广阔的可持续性伦理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环节，才能够将自己从抽象伦理实现为现实的伦理。因此，从政治实践方向上来看，已经不能被视为是无批判的现代性生态实践。

　　总之，“生态文明”论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自然”的重新发现，它也在用实践不断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经济发展策略和生态伦理规划双重视域下既满足目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代生态政治实践提供了答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伦理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与社会物质变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正是物质变换断裂的一个必然反题，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看作是自然加诸人类生产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之路必然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提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议题，往往使得我们联想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生产力增长的强制性，而不是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和需要的发展。在苏联体制中，计划和集中的生产过程被严重歪曲为“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经济规律，丧失了关于人的真实需要的视野，因而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这个阶级结构的本质是不平等的，在人与人的社会不平等基础之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必然无法获得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它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甚至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加深重。因此，可持续性在本质上是与生态经济学极度相关的伦理愿景，而生态经济学就其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和“理性人”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的伦理维度而言，必然与社会主义以需要为界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根本原则发生勾连。于是，马克思的宣言比以往更加响亮地回荡在我们耳边：“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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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尔文 .物种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9-210.

　　[12] I.Matutinovic.Worldviews，Institutions and Sustain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a Co-evolutionary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2007，14(1).

　　[13] 海德格尔 .路标[M].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1.

　　[1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15]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韩欲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温晓春，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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