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赋予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太多的政治、军事灵感，也吸引着毛泽东关注的目光。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放下手边繁忙的工作，专程考察黄河。他的黄河之行，既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伟人治理黄河的气魄，更展现了他作为人民领袖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

　　对黄河怀有深深的感情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毛泽东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写下了为世人所流传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就是指黄河。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专门去看过黄河。他面对黄河，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

　　毛泽东还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到达吴堡县川口，准备东渡黄河。就要离开工作、战斗13年之久的陕北，毛泽东思绪万千，面对黄河，伫立良久。稍顷，他面对黄河，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这时，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从背包里拿出相机，打算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一摆手：“莫照了!过河吧。这次过去，争取不再回来，事不过三嘛!” 渡船早已备好。毛泽东上船后，老船工一声号子，船解缆离岸。这时，毛泽东对黄河的情感油然而生，说：“子龙，还是照张相，留个纪念吧!”于是，叶子龙在渡河后以黄河西岸为背景为毛泽东拍了好几张照片。

　　1959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黄河，并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水患使毛泽东更关注黄河

　　但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养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也发生过无数次的水患，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远的不说，单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河就数度决口，给沿岸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在黄河花园口炸坝，造成黄河水大泛滥，河南、河北、山东等数省人民受灾深重。仅仅河南一省，由于黄河泛滥而被淹死者，就有百万之数，饿死、病死者众多。小说《大河奔流》，就对此作了全景式的记述。毛泽东是了解这段历史的。蒋介石炸坝时，中共中央对此举作过否定性评论。毛泽东则对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即下决心，要治理黄河水患。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黄河并没有发生水患。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放松对黄河的关注。毛泽东是从淮河发生水患而想到黄河的。

　　1950年夏天，安徽、河南交界地区突降大暴雨，而且，大暴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也没停。大暴雨引发了大洪水。洪水迅速顺着淮河河道下流，流到淮北地区时，很快就溢出河道。刚刚获得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淮北地区，一下子就被泡在了洪水里。农民的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特别是，由于洪水来得突然，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而被淹死。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洪水，只好爬到了树上，但被洪水冲来的毒蛇也都爬到了树上，人蛇共处一树，许多农民被毒蛇咬死。洪水过后，淮北成了一片泽国。人无粮，马无草，许多人被饿死。当时，隐藏在淮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也趁机造谣说，老天发怒，要共产党坐不稳江山。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淮北民众处在惊恐和慌乱之中，生计也陷入了困境。

　　当时，安徽省委对灾区民众十分关心，除了组织抗洪和救济灾民外，还立即组织干部下去调查。调查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淮北地区。调查者回来后，以省委的名义写了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加急机要件，疾送北京中南海。

　　1950年的夏季，南方大雨，北京却是晴天，火热的太阳把这个古老的城市烤得像蒸笼一般。尽管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四面环水，但也没有多少凉意。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毛泽东正在精心领导着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指导新区进行土改，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已经爆发了战争的朝鲜局势。关于淮河出现洪水的情况，他早几天就知道了。他很关心洪水造成的民众受灾情况，关注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和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淮河的泛滥给淮北人民造成如此重大损失。7月20日这天，毛泽东正在忍受着酷暑，在菊香书屋批阅文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送来一份机要急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打开送来的机要急件一看，是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着急件，脸上立刻浮现出沉重的表情。当他读到这份机要急件中写的“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些文字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在“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这段话的下边，画上了横线。

　　淮河水灾，使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黄河。他特别关心黄河的情况。如果黄河泛滥，其水灾就远非淮河可比，其程度将会数倍于淮河，那将给中国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因此，毛泽东要求中央水利部门和黄河沿岸各省一定要密切监视黄河水情，要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到他那里。毛泽东每天休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黄河情况的报告。当他确信黄河水有惊无险时，才稍稍放下一点儿心。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在督促治理淮河的工程时，也把目光投向了黄河。

　　决计亲自考察黄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自督促了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与此同时，他也把很大精力投放到治理黄河之上。而他构思的治理黄河的重大工程，是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在考虑这一方案时，毛泽东决心亲自去考察黄河。

　　1952年10月，中央政治局考虑毛泽东日夜操劳，身体和精力过分透支，建议毛泽东休假，调整好精力后再工作。毛泽东同意休假。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休假这段时间，去考察黄河。毛泽东提出这一意见后，中央政治局中许多同志不同意。他们主要是担心毛泽东的身体和安全。

　　从身体情况看，毛泽东当年已经年近六十，虽然毛泽东在总体上讲身体不错，但新中国成立头几年，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耗费了过多的心血，体力和精力的透支，是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所以中央政治局才决定让毛泽东休假，以调养身体，不料，毛泽东却想利用休假时间去考察黄河。这不仅不能调养身体，还会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透支。从这一情况考虑，中央政治局许多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去考察黄河。

　　从安全情况看，虽然当年大陆已经稳定，总体上，全国治安情况良好，但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蒋介石也叫嚣要反攻大陆，从海外来的敌特很多，原来潜藏的敌特分子也有许多没有被挖出来。中央政治局一些同志担心，此时毛泽东率领一些同志去考察黄河，会不安全。万一遭到敌特的暗算，对于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将是重大打击。

　　毛泽东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心中装着人民，关注着黄河的治理，决计亲自去考察黄河。他耐心地说服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随后即开始了考察黄河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首先亲自确定考察黄河的路线。他决定：从黄河下游考察起，溯黄河而上，考察完历史上有过黄河水灾的流域。具体的路线为：先到山东境内，从济南黄河段考察起，然后到江苏的徐州，再进入河南省境内，到兰封县(当年的河南省所设的县，后与考城县合并，合称兰考县)，考察过去黄河决口的地段，然后到古都开封，再到郑州、安阳。毛泽东确定的这条路线，覆盖了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的黄河下游地区。

　　接着，确定随行人员。中央政治局在同意毛泽东考察黄河后，对警卫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派中央警卫局的许多人随行。但毛泽东决定简从，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人陪同毛泽东去考察外，其他随行人员，他只同意叶子龙和几个身体好的警卫随行。至于水利方面的专家，毛泽东考虑，可采取每到一地，随时请来水利专家咨询的办法，主要以当地的水利专家为主。毛泽东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一路带一些水利专家出行，会使他们很辛苦，而这些中央来的水利专家，也不一定了解当地的水利情况，而每到一地，请当地水利专家来咨询，则免去了许多人的辛苦，也会更多地了解当地的水利情况。

　　考察的时间，毛泽东初步确定为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为什么说是“初步确定”?因为毛泽东考虑，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许多大事、急事，需要他亲自处理。这样可能会改变考察的时间。时间确定之后，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你去安排一下，不要惊动很多人，也不要打扰地方。今晚就走。” 叶子龙晚年回忆道：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战争年代也是如此，他说走就马上走，说停就立即停。我理解这就叫令行禁止，来不得半点含糊。一切都确定并准备好后，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5日乘专列离开北京。

　　“千万不要出事”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华北大地上奔驰，毛泽东的思绪也随着车窗外的风景闪过而起伏。26日，当列车开近济南城时，毛泽东按灭手中的烟头，双眼紧盯着车窗外的黄河。滔滔的黄河水，紧贴济南城向东流去。毛泽东觉得，黄河水位似乎比济南城高，便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后，都说也有这个感觉。听到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

　　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就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了在济南的日程，第二天(即27日)就和随行人员、山东省和济南市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到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视察。毛泽东站在黄河大坝上，凝视着奔腾的黄河水，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随行的山东省领导干部：这里的黄河底，要比济南城里的地面高出多少?陪同毛泽东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回答说：要高出6至7米。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地说：这很危险。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大坝修好、修牢固，千万不能出事。雨季发大水时，你们要发动群众到堤坝上防守，密切观察水位情况，如果有险情，就要把军队调上去，坚决守住大坝，决不能让黄河水漫出来淹了济南城，不能出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深知，黄河发洪水，为害十分严重；即使黄河水测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也要防止测渗。毛泽东到济南后，当地省、市领导特意安排他去参观大明湖。27日下午，毛泽东看完大明湖后，罗瑞卿请示毛泽东还看什么?毛泽东说：“我们去泺口大坝。”在去泺口大坝的车上，毛泽东问赶来陪同他视察的许世友：“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许世友回答说：“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毛泽东解释道：“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济水即黄河。”说到这里，许世友连连称赞说：“对，主席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然后和随行人员一起登上大坝，远眺滚滚黄河水，并仔细察看泺水入黄河口以及大桥的情况。当地一位陪同干部走到毛泽东身旁，用手指着介绍，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鹊山、华山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流传反映黄患的一首歌谣：“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毛泽东听后，愤愤地说：“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略停片刻，毛泽东问：“济水源出何地?”陪同干部说：“据汉书《地理志》《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毛泽东问：“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陪同干部回答：“对，是这样的……从古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甚至二十多年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大坝。”毛泽东赞赏地说：“这大坝修得好嘛!”

　　听了上述介绍，毛泽东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泄的黄河水，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见毛泽东神色凝重，便问道：“主席，您在想什么?”毛泽东回答说：我在想，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为什么二十多年没有堵住这个决口?是因为那时社会制度不好。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变害为利。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远方一字一顿地说：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以后，我们要想出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我们可以引黄河水浇地，建设一些水浇田，这样，济南郊区的农民，不光是种玉米、种地瓜，也可以种水稻。这样，山东农民就可以多打粮食，少吃玉米、地瓜，也能吃上大米。现在就要考虑疏通小清河，搞排水工程，这样可以使黄河水变害为利。许世友兴奋地说：“好极了。”毛泽东转过身来，对中共山东分局的陪同人员说：历城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坝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在场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按主席的设想试试看。毛泽东在走下大坝前，千叮咛万嘱咐的是：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因此，他对眼前的防洪工程十分关心。他仔细询问了黄河济南段的防洪情况，今后还要搞哪些工程?这些工程在夏季雨水大时，能不能顶用?能不能防止黄河水泛滥?当山东省和济南市的领导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后，毛泽东稍微有些宽慰。

　　“把黄河故道治理好”

　　10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济南。他的下一站是徐州，主要目的是考察黄河故道。

　　在历史上，黄河曾经流经徐州一带，时间长达七百多年，给这里的人民造成过深重的苦难。毛泽东是熟悉历史的，因此，他要到这里来考察一番。虽然现在黄河水已经不流经徐州了，但毛泽东还是要来这里看一看，他要和地方干部一起，研究如何把黄河故道治好，把历史上的黄河之害，变为今天的黄河之利。

　　在去徐州的路上，毛泽东望着车窗外，向随行工作人员讲起了几年前在此进行的淮海战役的情况。他说，当年我们打淮海战役，以60万对蒋介石的80万，实际上是一锅“夹生饭”，我们硬是把这锅“夹生饭”吃了下去。淮海战役胜利后，连斯大林都很赞赏我们以60万吃掉80万。可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啊。这场战役也留下了不少战争创伤。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胜利，就要领导人民，医治好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好。现在，我们要把黄河治理好。

　　28日当天，毛泽东的专列就进入了徐州火车站。事先，毛泽东让随行工作人员不要向徐州地方干部打招呼，因此，当他的专列开进徐州火车站后，徐州市的领导干部们方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他们急忙赶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下了专列，到招待所后，刚刚坐下，就要徐州市的领导干部们汇报工作。徐州市的领导干部说：我们事先不知道毛主席要来，因此没有准备。毛泽东笑道：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于是，徐州市的领导干部开始汇报工作。因为没有预先准备，他们的汇报没有次序。毛泽东不时打断他们的话头，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最多的是如何把黄河故道建设好的问题。听了当地干部的一些回答后，毛泽东提出，要到云龙山顶去，实地考察黄河改道之前的黄河故道。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就在徐州当地干部和自己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云龙山顶。

　　在徐州云龙山，毛泽东极目远望，眺望着明清黄河故道，心情格外好。当他看到，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上至今仍然比较荒凉时，目光开始严肃起来。他问了当地干部改造黄河故道的计划后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长达七百多年，上游带下来的泥沙很多，把河道淤住，每年一到夏季和秋季，黄河水都会在这一地段决口，造成洪灾，给徐州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清朝也想治理这个地段的黄河，乾隆皇帝就四次到这里来巡视，想治理黄河。可是，他还是没有治理好。到清朝咸丰年间，黄河从这里决口改道，又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就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把黄河故道治理好，变害为利。毛泽东接着对治理黄河故道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他说：在黄河故道的山上山下，都可以栽一些树，有防风沙的，也有果树。要林业部门的同志来考察一下，这里适合栽什么树，栽树也要因地制宜。栽防风沙的树，可以减少这里的风沙危害；栽种果树，结了果子，可以去卖，农民有了收入，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千方百计带领人民，把战争创伤医治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好，修牢固”

　　毛泽东离开徐州后，直奔河南省。他到河南省的第一站，是兰封县。29日，毛泽东的专列由徐州转道陇海线西上，到达兰封县。毛泽东事先知道兰封县是个很贫困的县。为了不给该县带来接待方面的麻烦，待专列到达兰封县后，毛泽东决定就住在车上。他在车上接见了县和地区闻讯赶来的干部，向他们询问的主要问题，就是治理黄河灾害问题。毛泽东提出许多问题，也帮助地方干部分析这些问题，并且帮助他们拿出治理黄河灾害的办法。

　　30日上午，毛泽东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及河南省黄河河务局长袁隆等陪同下，前往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即今兰考县东坝头察看。在乘车向黄河边的东坝头行进途中，毛泽东问王化云治理黄河的情况，以及今后对治本有何打算。王化云汇报说：近期为了解决洪水对黄河下游亿万人民的威胁，正在制定修建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制定规划的汇报后，对在座的人们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黄河水患，还能灌溉、发电，是可以研究的。

　　毛泽东的专列驶抵东坝头。在这里，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清晨，叶子龙早起，却发现毛泽东早已经下了专列，在路基上活动身体。看到叶子龙，毛泽东说：“走，我们到那边看看!”说着，大步向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叶子龙紧紧跟随在后面。 毛泽东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穷地方，陕北也苦，可是有地种，有窑洞住，这里不行，地里不打粮食，黄河如果决口，就什么都没了，苦不堪言啊!解放几年了，不知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呢?”路边有一个打谷场，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正在掀盖在玉米堆上的席片。毛泽东穿过田间小路向那里走去。忽然一脚踩到一堆牛粪上，他把鞋底上的牛粪一点一点地抹到地里，然后在田埂上蹭了几下，轻松地笑着说：“喔，不小心，不小心!”许多年后，叶子龙回忆说：毛泽东最开心的一笑，是踩到牛粪上那一刻。

　　毛泽东下专列，是为了实地了解修堤、修坝的情况和防洪能力。他们来到打谷场地，两位农民停下手里的活。叶子龙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位老农说这个村子叫许贡庄。毛泽东从粮堆上拿起一穗玉米，问：“老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不咋样，哪年不是这样，咱这盐碱地不打粮食!”老农回答。毛泽东接着问：“打的粮食够吃吗?日子过得好不好?”“比解放前强多了，托共产党的福啊!”老农答道。离开打谷场，毛泽东一行走进村子，进入一个农家院，这里有三间草房。堂屋不大，五六个人进去就站满了。屋里黑洞洞的，一位老妇人正在灶前干活。毛泽东又与老太太聊了会天。之后，他徒步登上了黄河大堤，感叹道：“好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他察看了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向王化云了解治理黄河的规划。毛泽东问的问题很广泛。他特别关注当年黄河决口的历史情况，岸边受灾的情况。他还询问了清朝和民国时期各地方政府治理黄河的情况，还向专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措施。毛泽东看完东坝头，又问王化云：你说黄河是个“悬河”，怎么在东坝头看不出来呢?我还想再找个地方看看。王化云回答说：东坝头背河一面是黄河走了几百年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堤内外不太悬殊。到开封柳园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毛泽东说，那我们就去那里看看“悬河”。30日下午，河南省地方干部带毛泽东来到柳园口大堤。他站在黄河大堤顶上向北眺望，黄河在高高的河床里奔流，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坐落在凹地里。他问：这里的河面比开封城里高不高?王化云回答说：这里黄河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米，洪水时更高。毛泽东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这真是悬河啊!” 毛泽东问身边的河南省主要领导：“如果河水涨到天上去怎么办?” 那位领导同志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河南人民决心在主席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涨一寸，坝高一尺，确保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微笑不语。他走下黄河大堤向河边走去。在一片滩地上，他探下身去抓了一把泥沙，细细地看，问泥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多少?王化云回答说：这些泥沙都是西北黄土高原冲下来的。据陕县水文站测验，年平均有十几亿吨泥沙送到下游。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淤积，是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泛滥的一个原因。毛泽东看着大堤内外的悬差和坐落在低洼处的村落，望着远处开封城中隐隐绰绰的铁塔和龙亭，陷入了沉思。毛泽东站在大堤上，边向四周观看边说，你们看，这真是“悬河”。这里的河水比村子里的树梢还要高。他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好，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要一齐上，万万不能出事。毛泽东返回专列，嘱咐送行的当地领导：“你们不要送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我们都能睡个好觉。”

　　“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回到专列上。专列继续驶往开封。他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今后治理黄河的规划。毛泽东特别关心治理黄河的长远打算，在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的一个设想：南水北调，用长江的水来补充黄河。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有从长江“借水”到黄河的打算。他这个打算，是受到了孙中山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观点的启发。20世纪初，孙中山在规划中华民国的蓝图中，就曾在他的《建国大纲》里提出了“引洪济旱”“引江济河”的主张。“引江济河”，就是引长江水补充黄河，同时冲刷黄河中的泥沙。可以说，孙中山是上世纪第一个长江水调黄河的倡导者，这种大胆的想象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恢宏的气魄。1931年，当长江洪水淹到武汉时，知名人士翁文灏、孙越琦和张冲等人怀着“治洪救民”的激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导出部分长江之水的“川水济渭”方案。他们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怎么能每年放几千亿立方米洪水泛滥成灾、害人之后，白白流入大海?我们一定要实行孙文的主张：引洪济旱、引江济河!”对于孙中山的“引江济河”的主张和翁、孙、张等人的观点，毛泽东是知道的。

　　1935年的一天，率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的毛泽东，为了红军的团结，亲自去找驻扎在阿坝的张国焘。途中经过一个叫麦尔玛的村子，在村头的一个山丘上，他看到了山脚下的两条河流，一条往南，一条往北，就问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这是什么回事?有人告诉他，南面的流入长江，北面的则流入黄河。毛泽东突发奇想地说：“从山中打个洞，长江的水就流到黄河了。”这是毛泽东产生引长江水到黄河的第一次调水设想。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之后，面对干旱的黄土，又一次提到他在四川看到这个山丘时形成的设想。

　　今天，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这一设想。他说：隋炀帝一辈子挨骂，但大运河这件事他做对了……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从长江借点水到黄河来。

　　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河南省开封的河南军区。大家都休息了，可是毛泽东房间的灯光还亮着，毛泽东在灯下兴致很高地阅读《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要找当地的方志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31日，毛泽东要到河南省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当年，这里还是平原省。要进入平原省了，毛泽东就坚持不要河南省的负责同志陪同了。在离开开封北上的时候，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王化云及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再次说了那句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这句话后来广泛流传，成为一代人治理黄河的口号。

　　陪同毛泽东考察黄河的叶子龙晚年回忆道：“许多回忆文章都谈到，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心情很好，并与随行人员和当地领导谈古论今。但据我的亲身体验，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视察黄河的过程中，他的表情是颇为凝重的。他对我说过：‘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害苦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他始终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样化害为利，让黄河造福于人民。在他的心目中，黄河是与人民连在一起的。他深深地爱着黄河，爱着人民。对人民的疾苦他充满了同情。”

　　亲手摇开了引黄灌溉大闸

　　原来毛泽东没有准备到郑州，但当专列到达郑州境内时，毛泽东提出在这里下车到邙山去看一看，目的是看一看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登上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过黄河到北岸后，毛泽东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工程渠首闸，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当听到赵明甫汇报说人民胜利渠能引黄40个流量，灌溉40多万亩，发展可达70多万亩时，毛泽东很高兴并说：是否下游各县都搞上一个闸?

　　毛泽东临时决定，到黄渠去看一看。毛泽东率一行人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的汇报和介绍。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建议。最后，毛泽东带商量的口气对管理人员说：把闸门打开，看一看进水可以吗?陪同人员告诉毛泽东，现在这里还没有通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我们一起去摇开大闸好吗?说完，毛泽东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摇引黄灌溉大闸。闸被毛泽东等人摇开了，黄河水流进水渠。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坐下来，点燃一支烟，边吸烟边看着流进水渠的黄河水，说：沿黄河一线，如果每个县都能建一座引黄河水的大闸就好了。在回列车的路上，他又说：“变害为利，这是最好的办法。”毛泽东上了专列，向北驶去。在专列上，毛泽东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过去黄河下游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

　　11月1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

　　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之后，毛泽东于11月2日乘专列北上，11月3日凌晨1时回到北京。

　　晚年仍然惦记着第二次考察黄河

　　自从第一次考察黄河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第二次考察黄河，同时也考察长江。他设想，第二次考察黄河，不要坐火车了，一定要骑马考察。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他要视察黄河、长江。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涡江而上，到她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喜马拉雅山，沿长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了，顶多五年计划。”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他的卫士长张仙朋聊天时说了他的志向：“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北考察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拼命游上了岸。”略加思索后，毛泽东又说：“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第二次考察黄河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要练习骑马，要学会查资料，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有搞地理的，搞历史的。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织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随毛泽东考察黄河。这支部队已经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好几年了。1964年夏天，还把毛泽东驯养的马运到北戴河，让毛泽东骑上走了几圈。当时还有人拍摄了毛泽东骑马的照片。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这一年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中央高层考虑直接出兵或怎么样间接援助越南之事。毛泽东在这一年的8月6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就是准备好了的考察黄河的行动。这个行动自然被取消了。

　　但是，高智没有忘记毛泽东的任务。他于1965年在出国去印尼之前，乘车从西安到北京，沿路对黄河进行了调查，还做了详细的记录。哪个地方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什么洞，最长的洞有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等，都有详细记载。到北京后，高智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问了西安到北京黄河的情况。他说：“我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有实现第二次考察黄河的心愿。但是，他对黄河的情感和关注，一直伴随他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