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渡人”的人生

——怀念远去的父亲母亲

老　田

　　人生就是“人渡人”，这是我母亲对于人生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她的首创，而是在老家一带故老相传的一种概括。这个说法把人生岁月比作是要趟过一条河流：每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后来则有责任帮助别人，大家相互搀扶着、帮助着完成这一段旅程。这是一种过程叙事，没有意义评价，似乎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描述和一个贴切的比喻，没有任何高调和为伟业献身的情怀。对于人生，许多古圣先贤、名家巨匠都发表过精彩的看法，我渐渐都忘记了，只有这一句话始终回响在我的心头。我想伟人和圣贤对于人生的看法，也许格外受到特定时间和特定人群对于时势的感受，特别是表达出各种不同的对驾驭时势的热望，而我母亲转述的看法，反而是芸芸众生在亿万斯年的劳作生涯中间提炼出来的，在一个平凡年代的平常人生存状态中间，更容易得到印证。

　　中国已经无可逆转地走入工业化时代，这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个人主义似乎在高扬。但是个人在今天的社会中间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却比任何世代都趋于下降。我自己也是这个过程中间的一员，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我都强烈地接收到了。我越来越不明了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亲的人生观是不是永远地被人们所忘却。我的父亲于十八年前离开了我们，我的母亲离去也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这个“人渡人”的看法在我的心里却格外鲜明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原本思绪是有意识思考别的问题，结果被这个意念给打断了，强行回到这里了，于是我再次动手来写下心里的想法。

　　“人渡人”的人生观，也许与我们家几代人的艰难生存经验有关系，在最近的一百年中间，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家也是这样。我家的传奇故事，在长辈的口述里，是以高祖父为起点的，据说高祖父身高力壮，人称“大晓服子”（意思就是块头很大），双手能放“千把斤力”，在陈姓大地主家里“卖功夫”，当了“大板锄”（雇工的头头）。地主家的“二板锄”只能出“七八百斤力”，心里很嫉妒他，在一次老地主出殡的时候暗害他，高祖父受了内伤呕血死去。传奇故事中间，往往掺入了故事讲述者自己的视野和眼界，不断被重复讲述的故事，会折射一代代故事讲述者自己的人生愿望，故事就这样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我想，从一个为生存而出卖劳动力过活的人眼里，“力大无穷”显然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优越条件，对于高祖父的大块头和大力气，是否经过了长辈们的放大，我已经无法确知。

　　近代中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因此土地价格贵而劳动力价格贱，地租高居不下而劳动工资很低。黄宗智教授依据华北平原的情况做出的分析是，一个农业雇工的工资是无法养活一家人的，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有家的，我祖父定下的是童养媳，可能就是穷人的应对措施。我知道的情况是，高祖父死后，高祖母无法生存而“下塘”——改嫁去张家，留下祖父兄弟二人。祖父以做木匠活为生，祖母是童养媳；二祖父则靠为地主“打长年”过活，最后是在民国二十七八年的时候，投军走了，从此没有再回来过。大约是抗战期间老家接到他的死讯，说是在“湖南宛南县”留有后人。后来学习中国近代史，知道二祖父参军的大背景是日本进攻武汉的前夕，我老家那个县处在从安徽到武汉的长江边上，那时国军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沿途吸收新兵。这样看二祖父参加的肯定是国民党军队，死时可能是在湘西某地，考虑到他有能力成家还留有后人，可能已经是国军的一个下级小军官，归属于陈诚统辖的第六战区系列。但是，小时候长辈提到二祖父，则必定一口咬定“是参加了红军”，这不可能是真实的，长征之后红军就不再可能在老家附近公开招兵了，抗战期间也已经没有共产党军队在湖南了。

　　高祖母改嫁之后，在张家也生下另外一个男丁，在父辈的口述中间，这算是我的三祖父了。二祖父参加了国军死于战场，三祖父那时年龄小，后来在本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老百姓称为“四老爷”，后来死于刑场，为汉奸伪保长熊黄所杀。近代中华民族的艰难生存环境，明确地反应到我的祖父一辈身上，人均土地少，穷人在个体层面上获取生存资料的欠缺，并非唯一的限制；在民族总体层面的生存危机，以及面对危机的反抗，其代价十分巨大，两个方面都共同影响了我祖父那一辈兄弟们的生存机会。祖父三兄弟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是寿终正寝的，他病危时我还小，父亲引着我去他的床前探视，他故世后，我拿着青竹棍以“长房长孙”的身份，跟着很多人一起送他的灵柩上祖坟山安葬。

　　祖父和祖母感情不好，年轻时通常是远赴他乡做手艺，不常在家。父亲这一辈有兄弟三人，还有两位姑姑，生存非常艰难，缺衣少食是免不了的，在我听故事得来的片断记忆里，记得母亲对我说起过父亲小时候“晚饭只有一个芋头”、“一把别人给的炒黄豆”。母亲认为这样的困境主要是祖父“不顾家”，外面的收入没有全部拿回来。祖母只得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艰难的生涯，把父亲他们拉扯大，后来祖母操劳过度早早去世了，我出生时她就已经离开了人间。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中说，穷人总是费心维持一个亲友圈子，在里头取得维持生存的资源和帮助，但是穷人的亲友圈子也是很稀薄和无力的。祖母是小脚，不能下地，整天在家里纺线织布到深夜；每年秋冬天的时候，祖母就去高祖母改嫁的张家，帮助他们纺线织布，然后得点年货回来。

　　可能是1940年代的某一年，祖父在外头待不住了，终于不得不回来了。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年格外旱，祖父做木匠活的“市处”所在地旱情尤重，许多人生存不下去了，要联合起来“吃大户”。祖父恰好就落脚在那个大户家里，那些贫民提前通知了我的祖父，说晚上要过来，叫祖父最好是回避一下。祖父晚上就回住家收拾东西预备外出，主人家就问怎么回事，我祖父不善撒谎，就一五一十说了。大户家的主人就说，你平时住在我家里，怎么有难了就走开？这不好，要求我祖父留下，然后杀鸡打酒，祖父“驳不开面子”，晚上就拿着大棒子帮助对付贫民，晚上吃大户的人群过来之后，被我祖父连续伤了数人就退走了，大家都知道是我祖父干的，走的时候留下话来：“老田(祖父当时已经被人称为老田)，我们知道是你，他们家没有这样的‘耙子手’（意即力气大、下手狠），你以后不得好死。” 那个大户也知道危险，就垫付了祖父的全部工钱，连夜雇船送祖父过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母亲讲述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要加上评论，说祖父应该居间说“和”，让大户借些粮食给穷人度荒，而且尤其不应该拿着大棒子打伤人，这样大家都结了仇不好。革命也好，阶级也好，都化解在母亲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评判标准之中了。我总因此怀疑有些把宣传和舆论说成是多么了不得的高调，怎么做人才妥当，不是宣传文章说了算的，至少在我母亲那种数以亿计的平凡人那里是不成立的。

　　祖父回家之后，生存的艰难依然日盛一日。迫不得已，开辟了一口小水塘蓄水，再开辟一小块水田出来种稻子。后来，因为水塘地势较高，渗水影响别人的房基，只得重新回填，弃置不用。这个时候，父亲兄弟都慢慢地长大了，也开始学做木匠手艺为生。

　　国家大的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已经在望了，国民党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这一点，地主比贫农更注意，他们更主动采取了适应措施。本地大地主陈骢安（就是我高祖父为他家父辈干活的那一家地主），开始大量抛售土地，我祖父觉得好机会来了，他利用从“牙齿缝”里面省下来的钱，找中人去说合买地，陈骢安比我祖父在政治上更敏锐，在心理上也特别善于把握，他假装不相信我祖父有钱的样子，假装不太热心交易的样子，对我祖父使出激将法，我祖父顾不上谈价钱，就从一口装粮食的大缸背后拿出钱来给他看。事情当然成交了。直到1970年代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祖父仍然对我重复过当年这一幕，在我祖父的心目中间，有几亩水田，是生存的根基，国家大势和其它的种种问题，与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相比，都处于次要地位，不值得考虑。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祖父对我讲述买田经过时的表情，充满着欣慰感，也许还有几分自豪感。后来学习党史和近代史，知道祖父买田的钱，积攒得很慢，但是那几年的通货贬值速度却很快，他所说的“两大捆钱”，并没有多少实际购买力，地主的种种做作，实际上是唯恐不能成交，并非刻意计较代价多少。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在生存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人来说，除了足以支持生存的田地之外，没有其它东西好考虑了。

　　因为买进了几亩水田，在土改的时候，我们家的成分就成了中农，而不是高祖父时期的纯雇农地位。根据土改政策，只有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分“胜利果实”，中农就只有象征性的参与机会了。我父亲作为代表出席乡里面的分果实大会，分给一个“破茶壶”，一个“破夜壶”。我父亲说，他在散会的路上，假装摔倒，左手拿的破茶壶摔破了，右手拿的夜壶也是粉碎，农会干部亲眼目睹了他的行为，气得脸色铁青。我父亲很诚恳地解释说，确实是不小心摔了，不是故意的。

　　土改之后，中国产生了历史上空前多的小农业生产单位，几乎一大半农户都缺少农具，我父亲和祖父是木匠，恰好可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老家那边做木工活都是按天算工钱的，这个时候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特别有利于供应方，连计算工钱的方式都变成有利于木匠的“计件工资”了。我父亲说到土改后木匠的兴旺时期，他讲他和祖父一起每天都要赶夜工，但是人家请干活的还是排得满满的，每一天可以装多少具犁耙耖子，每天可以得到多少斤稻谷作为工钱，他谈到这个时期总是眉飞色舞。确实，父亲从小时候开始，甚至从高祖父开始的生存艰难，就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我父亲对于未来的信心，对于好生活的乐观，都体现在分果实大会上对于“果实”的不在乎当中。他确实没有要跟农会冲突或者藐视新政权的意思，但是他对于未来人生的乐观态度，也是他完全不想掩饰的：那一点点果实算得了什么？

　　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生产单位稳定在生产队的规模上很多年，由于农具使用效率的提高，很多农具变得过剩了，甚至闲置起来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到很多龙骨水车，被高高地挂在生产队仓库的房梁上，据说从集体化之后，全生产队常年使用的水车只要三五部就够了，多出来闲置的水车倒有七八部。第二次农具需求的暴涨，是在分田到户之后，由于集体农业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新一辈木匠已经不会做龙骨水车了，所以我的父亲又格外繁忙起来。

　　在生产队时代，我父亲仍然做木工，但是收入的工钱不再自己支配，而是从“主家”结算工钱，然后交到生产队财会手里，由记工员给记十分工分。因为我们家小孩多，父亲如果在家乡附近做手艺活的话，每天的工价一块二都得上交给生产队，所以我父亲总是选择去比较远的地方做。主要是在长江边上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那里每天的工价是一块五，这样在上交生产队之后，还能留下点。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在家，如果父亲回家来就跟过节日一样，必定有些好吃的带回来。

　　那个时候，农村有时候搞“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彻底的一次是1975年那一次，后来查阅柳随年等人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这一年九月邓小平贯彻“农业要整顿”的政策，派出了上百万人的工作队下乡。我们大队把所有的木匠、泥瓦匠和裁缝等手艺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求交待问题。据说这个运动在我们大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我父亲交待了每天工价高三毛钱的“老问题”，历年累加下来合计有近三百元钱需要补交给生产队，在上面派的工作队走了之后，大小队干部决定这一部分工钱也照常给记上工分，算是一个补偿措施。因为这些钱并没有变成存款，而是用于历年的生活支出了，这样，这一部分需要补交的钱就成为对生产队的负债，我们家在年底就成为“超支户”了。

　　在父亲和生产队的交换中间，每天工钱交上去一块二，所记十分工的分红数量，历年平均在四五毛左右，返还的比例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七个，小的时候还都不是劳动力，生产队仍然给我们每人分一份口粮。等到我们兄弟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口粮就不再扣除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分粮”了，而是按照固定标准分给我们，每月约四十斤稻谷或者其它折算为同等数量的杂粮；柴草等家庭做饭用的燃料，通常都是按照人口平均分。我上小学的费用是每学期五毛，这是书本费，如果有多余的话，学期末的时候，老师会一分不少退还给我们。上初中的费用是每学期三块，高中每学期五块，这个费用里头就有一部分是学费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两三次生病的经历，那时大队有赤脚医生，母亲托人带一个口信过去，赤脚医生就背着药箱上门来，感冒什么的每次都要打青霉素，在屁股上作肌肉注射，每天一次，大约看一次病医生要上三次门打针，总共收费是五分钱；我记得几次生病医生都用青霉素，注射的时候又疼又酸胀，滋味很不好受，长大之后姐姐们转述我打针时对医生的态度很不好，见了医生就打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了。由于有这些福利措施，父亲似乎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对生产队的不满，我的记忆里面没有父亲说过吃亏的话。父亲还很注意主动为生产队做点贡献，那个时候燃料还比较缺，我父亲做手艺活的地方有一项主要的副业是烧窑，要用到煤，他们要在长江南岸的小煤矿买煤，我记得父亲曾经好几年都不怕麻烦，来回奔走几十里地，两头联系，帮助生产队买些煤回来，生产队再分给大家。

　　在生产队里头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很多的自由，没有很多的货币收入，似乎需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很多，生活也还过得下去。至少我母亲在讲述祖父、父亲的生存状况时，我是有那种遥远和不可触摸的明确感觉。在我的印象里面，很难想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想象不出来有没有田地对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我最重要的经验是：小伙伴们之间的穿和吃的差别，说不上有多么显著。从前靠个人和家庭支撑个人生存和未来的比重似乎在下降，干部或者政府对于个人安排的影响大大增加了，我家里的生活似乎有一半是父亲在撑着，另外一半是生产队在集体地支撑着。“人渡人”的主体，有了新的构成。 

　　父亲识字有限，小时候读过《三字经》之类的，到晚年还能背诵，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非常稳定，几乎不受外界风向变动的影响。母亲虽然是个富农的女儿，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她兄弟姊妹五人中间，外祖父只让二舅一个人上了学，解放后在外县工作。母亲对于新中国看法的明确改变，似乎只有两个重大因素起作用，一个是她常说“现在天下太平，又不用跑反，又没有土匪”。在1970年代的中晚期的时候，她也明显地对未来乐观起来，认为我们的未来生活会比他们那一代人好得多，她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现在又不发大水，又不怕天旱。”那个时候，老家的田地开始受益于白莲河水库，每年春耕和双抢季节，渠道水都准时过来。新社会新国家的宣传，对于他们的影响，照我看十分有限，母亲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明显是按照乡下“说书人”对古代“盛世明君”的模式来理解的。母亲观察社会人生的参照系，明显与我们家几代人的生存经验一致：国家的安定和生存资料生产条件的稳定，这是她最看重的内容，都来自于身边的变化和她本人对变化的理解。后来我只要读到什么人说大跃进时期“农民头脑发热”的文章，就在心里给予无比的鄙视。知识分子有阅读能力甚至有跟风的风气，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利益实现方式，农民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利益实现方式和看问题的方法。

　　我家里还没有还清对生产队的“超支”，就很快分田了，父亲照例不在家，我作为代表去参与分田的抓阄。我们生产队是丘陵地带，田块一般不大，基本上不需要在现有田块中间进行分割，只有几块比较大的水田，先行协商由几个人口大户自愿报名，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就是一个大户，所以可以参与先协商。因为我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很少，不算具有完全公民权，说话的效力较低；二来我对于田块不太熟悉，对其中的“潜在利益”判断不清楚，所以态度也不坚决，开始的协商阶段我的选择就没有被采纳，我也没有坚持。最后抓阄的结果是，我们家的田块空前分散，以后干活的时候特别是双抢季节就格外不方便。因为我自己一直读书，分田后的困难和额外的劳累，都是我的姐姐和父亲他们承担了。

　　我也曾经跟着父亲去过他做木匠活的地方，那个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了，父亲早年的老朋友们说起了父亲当年在那里受欢迎的程度。那时做一天木工活除了要给工钱之外，还要给一包香烟，因为当时的烟要凭票供应，很多人家排队等着父亲去他们家做木工活，积攒香烟竟然“把烟都放霉了”，原因在于父亲每一天干活的数量，要多出其他木工师傅很大一截子。父亲的朋友们总说我父亲的运气不好，在他年轻的时候有希望“发财”但是个人发不了财，年纪大了社会就变了，这个似乎有点“冯唐易老”的味道，但是父亲自己没有这么说过。我是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父亲为了补贴家用，为了每天三毛钱的额外收入，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有多少。父母就是以这样的艰难努力，支撑我们兄弟姐妹成人，正是在父亲母亲的艰难支撑下，我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人生旅程最开始的一段。

　　改革开放了，社会呈现给个人的机会似乎多起来了，我考上了武汉的大学，但是我们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却与日俱降，城市的人际关系我很不熟悉，工业生产中间的内外部关系我很不善于驾驭。实际上已经到了该我来出力气“撑渡船”的时候了，我却一无所知，我满心里只有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带给父亲母亲的尽是些不好的消息，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分担他们肩上的压力。记得有一年暑假回家，跟父亲闲谈的时候，父亲谈到种田的辛劳，甚至说起对我未来选择的建议说：“如果没有人愿意去深圳，你可以去。”那个时候去深圳工作很热，如果有这样的正式分配机会，肯定是轮不到我的，我仅仅从“信息真假”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建议，认为他的经验都局限于农村和过去，对于城市比我更陌生而不予重视。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给人们生存的压力在加大，这些都被我忽略了，并在无意之间转移到父亲母亲那里去了。如果在乡下，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成家立业还没有个谱，这也成为父母的心事了，我对此仍然很迟钝。小时候的玩伴和同学们都逐步结婚生子了，我假期回家的时候，有个堂嫂对我说起父亲在村子里吃喜酒时的表现：你父亲老是羡慕别人家的媳妇、别人家的孙子。我未能很好地理解父母，我对于人生到了什么阶段应该干什么很漠然。我那时全力以赴去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世界，从未想着要从古老的智慧中间汲取营养。在那个古老并且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生观中间，人到了什么阶段应该干什么是有确定标准的，我未能像堂嫂那样很好地把握我父亲的心事。

　　父亲意外地故世了，我的弟弟们还要读书，在内地工作的工资数量我是清楚的，所以我只能去深圳了，只有那里的工资相对高些，能够应付最迫切的需要。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毕业后我去深圳求职的经历，几乎每一份招聘广告都要求“工作经验”。但是我从农村长大，几乎没有见过工厂，我的全部经验和知识都是关于种田和读书的，我有能力也不推辞承担艰苦的劳动，但我却缺乏把劳动变成看得见的效益的种种关系网络和建设关系网络的经验。有个时期我对于自己的竞争劣势甚至进而对“经验”这个词汇有着无比的憎恨。社会不管我个人的感受，我还得努力去适应。也许我算不上那种很聪明很乖巧的人，我在城市里的适应过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许跌跌撞撞的人生历程所取得的感性认识更深刻鲜明些，所以我对于城乡工农差别的印记反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所以我看问题总是充满了这样的经验主义视野和城乡工农对比的问题意识。再后来，我的生活压力减轻了，我选择有更多空闲的工作方式，于是就有时间参加网络论战，写的文章多了，就做了个人网页，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局限和特点，我后来把自己的网页命名为“乡巴佬看世界”。这个时期，我仍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那是父母的人生观影响和故事输灌在起作用，我在网文中间对于所谓的专家和大师的鄙薄，不是我在知识上超过了他们，而是他们的高妙认识，严重背离了以我父母为代表的大众的人生体验，少数大师们的妙手文章曾经那样吸引着我去揣摩赞叹，这个时候在我眼里忽然变得低于人数最庞大群体的人生感悟了，所以我笃定是大师们在“瞎说”。

　　我和父亲的人生轨迹很不相同，我所处的时代也很不一样了，但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这些年来出现严重的“倒退”。我记得我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最自信，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自认为看得很透彻。随着我进入工作岗位，随着我适应城市和工业社会的能力略有增加，我自信日渐消解。近些年来我的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至少是衣食住行方面不再是优先要努力解决的目标，我对于未来的看法却日渐模糊起来，甚至日益悲观起来了。今年春天我的老母亲又离开人世了，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更频繁地想起那个“人渡人”的人生观，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我对于他的未来也越发担忧了。我不止一次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感受写出来，几个月前，我夜宿山东一座山里的宾馆里，午夜梦回不能成寐，我曾经写了一篇，后来电脑出故障损失掉了，这是同一个题目下的第二次重写。

　　孔夫子说“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是谓孝矣”，回想起我这许多年来的思考理路，我很惭愧，在我父亲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我对于未来看法最为明晰和自信的时候，父亲的人生观和教诲，我当时认定是过时了。在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接近二十年的时候，他的某些认识我才逐步领会到，从此我才与父亲的心灵多了一份相通之处，我不知道自己是有了进步还是退步了。愿以此纪念我的父亲母亲。

　　老田，学者，现居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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