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察今说吏治　　

——从文强想到张让的炎势及三国时代的刷新　　

魏晋散文以影响之大论，恐怕首推诸葛亮的《出师表》，不知现在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可否从语文课本中清除也未？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放翁此语真可谓的论。而这 “名世”的《出师表》千百年来为人们激赏的则是如下名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千古兴亡，系乎吏治。吏治腐败，而希翼依恃强力长期维持昇平稳定的，古今未有。　　

文强的腐败耸人听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　　

一名基层警官，送给文强20万，要求仅仅是一个——与文大人见一面！　　

几次可以想见，文强的炎势与这“一面”的含金量！　　

思之不由失笑——这不是与桓灵之世“接轨”了吗？　　

《水浒传》以高俅当政开篇，表明“乱自上作”；《三国演义》从十常侍弄权开端，说明小人当道，政治腐败，汉室将亡。“十常侍”指张让、赵忠等十名担任“中常待”这一皇帝身边要害职务的宦官。

 权之所在，利之所存，张让等当道，也就成了官场趋奉钻营的中心。张府门前，车马水龙，熙熙攘攘，填巷塞路，好不红火。许多人不吝重金，往返多次，也难得见主人一面，因而办不成事。有个叫孟佗的极善于钻营，他不走“正道”走曲线，乃不惜工本，倾其所有与张让的一个当权的家奴交朋友。这个家奴在张府管事，交通贿赂都要经过其手。其人虽然得势，但交结他比巴结张让容易得多。经过悉心“投资”，他们很快成为“哥们”。张让的家奴经常接受孟佗的好处却从来不要办什么事，他也感到不解，或者说过意不去。一天他终于憋不住了，就问孟佗，你哥们对我们这么好到底还要兄弟给办点什么事不？这时孟佗说话了，他说：“兄弟别无他求，如果可能的话，只求诸位办一件事：明天我到府上拜访，只求诸位当众为我一揖。－－可以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一大早，张常侍门前求见的轿车早排了长队，不下千百余辆。这时孟佗的车慢慢从后边过来了，张让的家奴见了，远远地迎了上来，施礼之后，一齐拥簇着把他迎进府去。

    家奴一揖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对孟佗刮目相看了，这位“知名度”不高的人物与张常侍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然张府管家为什么这样破格接待他呢？于是，许多想巴结张让而巴结不上的钻营者转而巴结孟佗了，他们想走孟佗的门路。于是送礼者纷至沓来，孟佗的门庭也热闹起来。这一来，孟佗不光很快收回了先前的“投资”，而且还增殖了千百倍的“利润”。他以所得贿赂张让，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个凉州刺史－－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官衔。

阉竖本小人，一旦得势，迅速富了起来。他们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地攘夺，从良田美宅到人家妻女，以掠夺的形式迅速将社会财富“产权明晰”到他们手中。中常侍侯览，“前后夺人宅３８１所，田１１８块，起立第宅１６区，皆有高楼池苑，制度宏深，僭类公室。预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广百尺”。董卓当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然后又将其害死。废帝因无寿冢，献帝就将其安葬在中常侍赵忠生前给自己准备的寿圹中。董卓死后，献帝东归，回到洛阳后因官殿已焚毁，就驻跸于赵忠的故宅。

因为得势，州郡牧伯望风应承，察举征辟，皆宦官子弟亲知，凶狡无行之徒，更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肉百姓，搞得全国上下，一片昏天黑地－－到这时，东汉王朝，就非亡不可了。

教训洞若观火。曹操刘备等创业，惩于汉朝之失，在农民起义大风暴所清扫过的地基上，刷新政治，摧抑豪强，屯田务农，使社会恢复了秩序，从而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这是他们战胜其它集团的政治基础。魏、蜀、吴三国的政权，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官吏也比较清廉。

先说蜀汉。

诸葛亮一生信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格言，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自表刘后主：“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驻节在外，看来是实行标准很低的供给制，不搞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家中薄田，从当时标准看，应当是很低的了。这是为子孙生活安排的，以后再不增加尺寸，以致身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逝世后，遗令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要想富动干部”，可诸葛亮不搞卖官致富，治国用人上，“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用人惟贤惟才，执法不阿，因此“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

    以诸葛亮的地位，如果不是甘于清贫淡泊，若以权谋私，就不是“多吃多占”和增置点产业的问题了。产业之大，何逾国家！董卓、曹操、司马氏起，宋、齐、梁、陈、隋，五朝十六国，权臣窃国，欺人“孤儿寡妇”，弱肉强食，几十年重演一次。可诸葛亮，“受托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南征七擒，北伐六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况刘备托孤还公开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呢。诸葛亮的精神品格，不仅与曹操、司马懿们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中国整个历史上，也是亘古少有的了。这虽然不单是个“清廉”的问题了，但它却是以“清廉”为基础的。

因为诸葛亮以身作则持法严明，所以蜀汉小朝延的吏治比较清明，官场风气较为清廉，秉公奉法，蔚为风气。诸葛亮故后，蒋琬、费袆、姜维等相继秉政二十余年，能按照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办，蜀汉政风，仍然较好。以一州之地与大国抗衡，而且始终处于攻势；内部稳定，经得起诸葛亮逝世的大的震动。

     蒋、费和姜维是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的中枢人物。蒋琬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接任之后并没有“得志便猖狂”，使用干部能用心持平，心怀坦荡，不计较个人恩怨，杨戏、杨敏对他有非礼言行，他能不挟嫌报复，表现出大公无私的作风。钟会下涪后，钦仰其风范，还亲往其墓致祭，严令保护其陵墓。费袆在蒋琬身后当国，身兼将相，即使他驻节汉中，朝中的“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可他从不擅作威福。“别传”称他“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可见其作风之清廉。

姜维，以魏人入蜀受到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死后多次率兵侵犯魏国，刘禅降魏他图谋恢复不成身家被害。就是这样一个仇敌，晋人主修的《三国志》也不掩其美，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约，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清廉呢？郤正论曰：“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励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其境界也相当高了。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向刘后主推荐过一些优秀人才，他说过：“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后来这些人都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推荐，其中的董允，还有他的父亲董和，都是志虑忠纯、清正廉明的出色人物。董和在刘璋时代做过成都令。当时蜀中比较富裕，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竞相斗富炫富，形成奢侈风俗，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董和对此很反感，他自己带头恶衣蔬食，身体力行，提倡节俭，一面对于富豪阶层逾制的消费给以打击，逐步改变了不良风俗。他的做法招致了有钱人的不满，他们想法运动上层，让刘璋下文把董和调走。消息传开后，一般老百姓特别是穷苦百姓有数千人老弱相携自发请愿，结果刘璋收回了成命，让他又留任了两年。刘备定蜀后，他任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一起处理刘备的府事，很受信用。从封疆大吏到中央机要，居官二  十余年，身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诸葛亮与群下的言教，多次表扬他的风范，要群臣向他学习。

    董和因作风正派，刘备立太子就任他为太子的属官，以便辅正。刘备死后，刘禅的志度如何更是蜀汉兴亡的关键，一篇出师表，诸葛亮再三致意，就是怕这位扶不起的天子阿斗向坏处学。故北伐之后，他特别慎重选择  忠正的官员负责官省的工作，而董允就是他所选举的对象之一。董允任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率皇宫的宿卫亲兵。他勇于负责，防微杜渐，“甚尽匡救之理”。刘禅生于安乐，老是想追求享受，曾多次提出选美以充实后宫，都遭到了董允的抵制。他引经据典，说古代天子的后妃，不超过十二人，现在嫔妃已超过这个标准了，处多难之秋，不能再增加了。因为所持者正，刘禅也有点畏惮他。阿斗随着年龄增长，后来渐渐喜欢起宦官黄皓。黄皓其人长于察言观色十分狡猾，但在董允生前因为能够“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所以黄皓始终不能胡作非为。董允身后，继任者陈祗与黄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遂使朝政日非，终于把蜀汉搞垮。

   蜀汉政权中，清廉是官场的“主旋律”。像次一些的人物邓芝，也是”“为将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地位再次一些的吕义，也是历职内外，治身俭约。作为偏僻小国能有那么强的凝聚力，内部关系较魏，吴更为稳定，从这里，也能看出点原因。

《三国演义》因为是褒刘贬曹的，所以曹魏的情况多被遮蔽了。其实小说与历史是两回事。　　

  曹孟德矫汉未腐败之弊，抑制豪强，强化法治，使政治出现了一新的局面。因而曹魏集团中多清廉守正、执法不阿的名臣。鲍勋、司马芝和高柔即其中之佼佼者。清廉不等于洁身自好，不贪不贿固足称道，而不阿权贵，秉公执法之于吏治，于反腐倡廉更为重要。

    鲍勋，汉北海相鲍信之子。信“家本修儒，治身至俭，而厚养将士，居无余财，士以此归之”。因为鲍信和曹操一道起事且在战斗中为救曹操而遇害，所以曹把鲍勋辟为自己的属官。

    建安２２年曹丕被立为太子，鲍勋任太子中庶子，后来升任魏郡西部都尉。在魏郡时，曹丕的郭夫人的弟弟担任曲周县吏因为盗窃官布被人举报，按照当时的法律应当杀头。当时曹操在故乡，曹丕以太子身分留在魏都邺城，这事正在鲍勋管下。因为关系到小舅子的身家性命，曹丕就亲自写条子请鲍勋高抬贵手，看鲍勋迟迟不表态，曹丕乃多次为之说情。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未来是属于他的，这个顺水人情是谁都愿意做的，何况鲍勋还做过太子的属官呢。可鲍勋却不给面子，他不阿贵徇私，在审理清楚后，把案子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曹操。鲍勋任中庶子时因为坚持原则就已经搞得曹丕不满意，现在又出了这件事，他算真把曹丕给得罪了，可他不在乎。

    曹丕的作风与其老子不同，不知道创业的艰难，在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即广筑宫苑以供享乐。在这方面鲍勋屡屡上书直谏，强调练兵务农，宽惠百姓，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可曹丕却听不进去。一次曹丕又要兴师动众出去游猎，大驾已具鲍勋还停车上书进行劝阻，曹丕气得把他的奏疏当面撕毁给他脸色看。途中，曹丕问左右大臣，打猎与听音乐，那个好？待中刘晔说，打猎好。从儒家传统观点看来，音乐是“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移风易俗”的根本性的手段；打猎，不过属于娱乐，而且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对于君王来说应极有节制：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在刘晔说完后，鲍勋马上抗声驳斥，他不仅重申反对游猎，而且当面指出刘晔谄佞，阿顺不忠，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论罪。曹丕听了这些逆耳之言后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虽未给鲍勋以更大的难堪，却因为扫了兴而中途罢猎。回朝后，即给鲍勉调动工作，由亲近皇帝的驸马都尉兼侍中，降为右中郎将。

黄初4年，陈群、司马懿等联名举荐鲍勋担任宫正，即监察官，曹丕不得已而用之。让一个连皇帝都敢提意见的人担任铁面御史，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史书称“百僚严惮，无不肃然”。不久，因为反对御驾征吴，曹丕一怒把他降为治书执法。征吴败还后，曹丕找个借口将鲍勋办罪杀掉。魏国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等全都出面给鲍勋求情，也未能将曹丕的态度挽回。   

司马芝为官以“忠亮不倾”见称。他初任菅县长官时，地方法制观念很差。郡主薄刘节因为是地方豪族，目无法纪，门下宾客千余人，这些人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向来的长官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敢过问。一次该征兵役，司马芝依法征刘节的宾客王同入伍，他的下属劝他说，刘节家从来未服过徭役，长官征他如果征不动，反产生消极影响。司马芝不听，坚持征召，同时亲自写信给刘节，给他讲明利害关系，劝其及时发遣。可是刘节根本不睬，将王同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反而在新征郡兵集结时让督邮责问菅县，以追究兵员不齐的责任，搞得县吏无法,不得不表示愿意代替王同服役。司马芝不屈不挠，以紧急公事将情况反映给郡守，太守一向敬重司马芝，接到报告立即作批示，说既然门客藏匿了，那就让其主人刘节代替他去服役吧。这一下司马芝出了名，在青州地区，人们称赞他有本事，能让郡主薄去当兵。

    不久司马芝调任广平县令，该县豪强刘勋任过征虏将军，自恃为曹操的老朋友，一向骄横不法。他的宾客子弟胡作非为无人敢问，出了事刘勋经常给司马芝写信以说情。而司马芝从来不给回复，坚持依法办事。后来刘勋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与他交关的人都受到牵连，这时大家才佩服司马芝的正确。

    司马芝做官一贯秉公执法。后来他官做到河南尹，一次皇宫中宦官有件事想请他徇私帮忙又怕他不讲情面，就辗转走门路找到了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董昭是地位很高的大臣，又是亲戚长辈，他也表示愿意帮忙，但他也怕司马芝不讲情面，思之再三到底也未敢开口。魏国从曹操时为矫正风俗即严令禁止淫祀，即不许胡乱祭神，违者严惩。明帝时曹洪的乳母与临汾公主的侍从因为私祭无涧神被拿在狱中，曹洪是曹操时代的大将又是兄弟，这些皇亲国戚家人犯法办起来最为棘手，可司马芝不管这些，仍是依法办理。曹洪和公主只好向太皇太后卞氏求情，卞氏就派一名中官到司马芝府上传旨，叫免于追究。司马芝接待后把太后的旨意压了下来，命令洛阳监狱抓紧审理，结案后他才上书给皇帝请罪，讲明他不传达太皇太后令旨以维持法制的苦衷，然后请求处罚自己擅行刑戮之罪。他的做法得到皇帝的肯定。

    后来司马芝被任为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农工部长。“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为部下计”，“以利要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机关利用职权经商以创经济效益。司马芝一到任，即上表分析其利弊，建议“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经过皇帝的认可，革除了积弊。

    司马芝后来就在司农的任上去世，死时“家无余财”，史称”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之”。

高柔是袁绍外甥并州刺州高干的堂兄弟，早年为避中原之乱往河北投奔高干避难，曹操征服袁绍后任命他为菅县长，在治有称。因为高干投降后复叛曹操，高柔自归曹操，曹操表面上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实际上想找个借口将他杀掉。后来发现他处法平允，又夙夜勤劳，一次曹操夜出巡视，见他拥抱着文书睡着了，就脱下自己的皮袄给他披上走了。曹操遂改变初衷，提拔他为丞相仓曹属。他办事认真，执法不苟，实事求是，对于立法和执法，他都能不阿上意，不避权贵，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初四年他被任为廷尉，但任最高司法长官。曹丕以皇帝之尊搞报复，执意枉法判鲍勋死刑，而高柔一再不奉诏命，维护法律尊严不予执行。曹丕大怒，派人把高柔叫走，然后派使者直接到廷尉的衙门去判处鲍勋，将鲍勋杀掉后，才放高柔回衙门。从这里可看出高柔的节概及其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曹丕的胸怀是远不如乃父了，可他并未因此而处置高柔，还是有守成之主的气度的。

    曹魏时严禁在皇帝的禁苑里打猎，违犯者要判死刑。但因为禁苑范围太大，违禁打猎及樵采事仍时有发生。一次宜阳的典农官员刘龟偷偷在禁苑内猎兔，他的同事张京就给皇帝打了小报告。魏明帝很生气，派人将刘龟抓来交高柔判处。高柔根据司法常规要求交出原告以便审理，明帝听罢勃然大怒，他回复高柔说：“刘龟竟敢到我的禁苑里去打兔子，我送给你廷尉你廷尉奉命把他拷掠判刑杀掉就是了。你干嘛要什么原告？难道我还冤枉了刘龟不成！”皇帝的话说得够重的了，可高柔不因龙颜大怒而畏缩，他申述说：“廷尉，天下之平也。我怎么能因为皇上一时的喜怒而破坏法律呢？”他一再坚持，辞旨恳切，最后明帝终于作了让步，交出了原告，他才依法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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